在把国家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由于作为企业的国家并没有“国家股权”和“国家资产”，第二个问题就产生了。然而，所有的国家都有长期和短期债务。但在制作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时候，我们需要国家股权、国家资产的同时也需要负债。因此，这里建议的策略重点有两个：一是它包含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改革需要我们对税收的概念、现行个人所得税和公司营业税的结构进行反思；二，用一种创新模式创造一种国家财富生成计划或收入增加项目，这种模式叫GRASS（股票增长总收入计划），然后将其用于股市。此处的GRASS，在笔者《全球经济和公共政策框架》一书中就国家企业化的论述中有提及。
第一组建议专注于对传统国民收入的来源进行改革和重建，传统的收入主要来自财政政策下的税收收入。因此，改革的重点在于对施行了多年的税收方式进行调整。
国民收入中税收的作用
各种形式的税费，从罗马时代开始就一直发挥重要作用。早期的君主国、帝国、主权国家、政权都用一系列的征税、收费来产生收入，满足统治者个人、公共支出及更多时候战争的需要。其实，殖民时期的英国，特别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繁荣主要得益于殖民地印度的税收收入，以及新世界的商品税，而并非贸易。在过去，税收曾给政权带来无数的问题，甚至由此引发暴乱和战争。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波士顿茶党暴动，后来的美国内战都可以被视为税收引发的暴乱。上个世纪，由于国家管理的制度化，税收曾对国民收入的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其使用度有所减少。当然战争时期例外——各政权通常用税收为战争筹款。
但随着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成熟和经济自由化的发展，加之经济的繁荣，我们需要重新全面的审视，税收作为国民收入唯一来源的地位。我们或许已经发现了，国民收入产生的同时，国民也承担了税收压力，各种形式税收的复杂性也会产生问题。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和企业税。在几个发展中国家里，由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极其困难，增值税等消费税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都在国民收入中占据很大比重。
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当中，平均近三分之一来自个人所得税。显然个人所得税意义非凡，因此税收收入对今天的政治家们形成了压力。迫于这种压力，他们常任意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而选民们也更愿意投承诺减税的政党一票。
和那些从远古时代就开始征收的其他税收相比，对个人收入征税的做法还很新颖。从十八世纪开始，工业革命带来个人财富的增长，个人财富的增长使人们普遍有了收入，而这也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奠定了基础。1977年，时任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担心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便推行个人所得税，据说这也是该税的首次征收。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为偿还巨额国债，当时的英国政府征收了个人所得税也创造了“偿债基金”（美国于1913年开始使用个人所得税）。今天我们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国家不能没有个人所得税。它是各国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也占据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既然如此，笔者认为，由信贷驱使且产生巨额债务的经济模式最初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它似乎并不能解决眼下的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只有持续、连贯的消费才能拯救市场经济，使其长久发展。这又回到了先前指出的，过度消费需要合法化、规范化。致力于鼓励消费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也许有些成效，但如果它的目的在于为债务缠身银行纾困，那唯有最终惠及消费者该计划才会产生积极影响。
一个低债、高消费的经济体只有在个人收入得到切实增长的情况下才能生存。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国家经济管理的低效，而这又是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没能解决当前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企业和消费者慎重地使用“信贷”这个贵重的商品。有种方法肯定能解决这个问题：用GRASS所得将经济商品化以产生国家股权，并由此产生低负债经济。
财政政策回顾及税收改革基本原理
发达国家的征税过程通常是有体系、有比例的。但有些国家用累进的方法征税，也就是说纳税的多少随着个人年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然而，税收体系相当复杂，个人所得税的退税也有很多理由，纳税人也可以以各种理由要求还款。这使得征税和管税都变得困难重重。
在美国等国，及时退税、还款、跟进整个过程都由个人自己负责。在美国，每个人都因此需要在私人机构的帮助下填写纳税申报单。会计也提供这方面的有偿服务。另一方面，西方所有的税务部门都在积极推行电子申报单的理念，即在网络上填写。同时，西方国家的用人单位常克扣雇员被退还的税收，俨然国家的税务机构。然而，在私企工作的人或者个体户就需要自己填写纳税申报单。任何情况下，都由他们个人负责拿回退款，如果有的话。
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纳税都已经简化到在网上进行。发展中国家对个体户人员和私人收益的征税尤其困难。缺乏系统化的框架，低收入人群试图逃税，系统腐败都增加了征税的难度。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个人平均收入每个微小的部分都使整个个人所得税变得没意义。对有些人来说，这也正是对个人收入征税的原因，这也导致了就此问题的争论。
前面已经提到了高额税收压力以及一些欧盟国家近乎不可承受的个人所得税，还有欧洲令人惊讶的增值税（一些国家甚至达到25%）。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基于研究，经济学家们一直为个人所得税的利弊争论不休。一些经济学家仍坚信最好能用某种形式的消费税代替增值税。但消费税的股权问题也还是争论的焦点。同时在欧洲，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消费税以及其他服务税，通常给不同收入水平的民众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我们经常说，纳税人是责任个体，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给国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从而提高国民总体生活质量。但当我们看看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时，这种论断似乎并站不住脚。鉴于当前的经济环境和发达国家的高额债务，他们通常会避税甚至逃脱缴纳个人所得税。逃税通常需要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完成，美国税收服务行业的规模可想而知。精明的会计师和律师时刻准备着提供逃税服务。发达国家的个人及企业总设法避免缴纳过多的税，甚至连基本税收也逃避。大多数发达国家公共领域商品和服务的私有化，使国民得为其付费，任何对公共商品和服务的征税行为都似乎很难让人觉得合理。社会最贫穷的民众，甚至一些中产阶级发现无力支付私有化的公共商品和服务。
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通常向国民征收高额税收。然而，从2000年初开始，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都在竞选中做出减税的承诺。西方各国，尤其美国和英国连任宣言中也作出类似承诺。令人觉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英国的个人所得税为西方国家最低。无知的政治家和选民们一心想着降低税收的同时，最好能完全废除个人所得税。如果一个政党是清正廉洁的，它会透明化，告知选民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完全必要的，且这部分所得完全用于基本公共服务。政界领导人不应试图通过欺骗和承诺减税等手段来赢得选民的支持，而应该诚实、直白的给选民们讲明国家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必要收入及公共支出所需的资金。
从总体上看，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国民经济中财政政策的作用有个整体的认识。在全球化和经济不稳定的今天，包括征税和收费在内的各种传统财政政策工具，似乎显得不那么有效了。今天的税收至少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它有助于产生国民收入，没有税收收入国家便无法支付公共服务。二，它和货币政策工具一起共同管理国民经济。
然而，近乎所有国家的央行都作为独立的实体，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无论央行是否能产生积极作用，美国、英国、欧盟成员国、甚至日本的官员和政党领导者都无权左右货币政策的制定。同时，这些国家所有财政政策相关事宜及税收都有选民推举的官员负责，而这些官员又受各党派政治议程的影响。如果能让财政部和官员共同制定，公正且一定程度的灵活性，那这样的财政政策估计会起作用。
笔者认为，国家如果能在给定的时间内设定出合理的纳税区间，就再理想不过了。这些税率的确定应该由没有任何政党属性的财政委员会来完成。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对最高和最低纳税标准设限，这样一来，如果不经独立的财政政策委员会的审议，任何政府都不得逾越设定好的标准。
另外，就税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作用而言，似乎很难一句话概括在实现国民收入目标方面它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显然，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税收都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我们也需要探索其他创新方法来增加国民收入。笔者将在下一章节就这一问题，提出国家总收入份额增长计划。
就税收改革而言，笔者在这里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从废除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到用标准化消费税规范当前增值税和其他相关税收。用一种叫财富均等税的财富税来代替个人所得税，这种税收只对收入水平最高的人群征收，比如年收入42000英镑。另一方面，征收困难较大的企业税则由一种更易直接管理的营业税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