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艺术，它肯定表达的都只是一瞬间的、一点点的感觉。比如《达坂城的姑娘》，仔细听它的歌词，好玩就好玩在“带着你的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上那马车来”这一句。现在我们经常听电视台里放这首歌的时候，把“领着你的妹妹”去掉。这首歌不是在写征婚广告，不是在宣扬道德。你怎么叫她把妹妹也带来呀？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着玩的。这是一个赶马车的人，特别穷困潦倒，他能娶一个黄脸婆都不容易了，但是他干吗要说得这么苦？赶马车时就随便爱怎么唱怎么唱了，干吗要去追究呢？这其实是一种快乐，一种苦中作乐，一种对生活的调侃。所以我听《达坂城的姑娘》，觉得这是一种从草根阶层收集来的腔调，被稍微加工一下，编成一首民歌来传唱，假如用一个特别煞风景的社会标准来要求它，就变得很无趣，这里面并没有对错。
人物画
我认为严格说，山水、花鸟、人物都是人物画，因为都是人眼里看出来的山水、花鸟、人物。直接以人物为题材的画，实际比山水和花鸟都要早。在宋画院文人画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最早的像晋唐的一些壁画，都是以人物为题材。后来文人参与，因为画人物可能稍微复杂一些，而文人大多数都不是专业画家，所以他们最早介入的可能是花鸟、山水这些，形上面的要求宽松一些，给他们玩弄笔墨留下了更大的余地。到一定时候，又慢慢开始再对人物感兴趣。中国文人画画家里有很多是兼画人物题材的，倒不太有专门画人物的。要单独理出一个人物画家的线索，不太容易。比较早的应该是梁楷，差不多都是人物画。后来的法常是画花鸟、翎毛、蔬果这类，但他也画过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物画，就是《老子像》。像元代的赵孟頫，也画过一个人牵着一匹马，画得也非常好。石涛也画过几张，像《陶渊明采菊图》，非常好。他们的山水画里会出现一些点景的人物，当然很小，还有一些半大不小的人物，画得都很好。到了扬州八怪，金农人物画得比较多。到了海派，吴昌硕画过，任伯年算专门画人物，但是画得差一些。西方绘画进来也比较早，大概在明代的宫廷就有西画画家进来。到了清代宫廷，西画画家的地位就比较稳固了，像我们现在都比较熟悉的郎世宁。随着西方文化进来得越来越多，传统的中国人物画的画法就受到打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旧传统的人物画画法开始消失。大家都是学院里面毕业，都在学院里面学过西洋解剖、素描等，再画的时候就和传统的人物画画法不一样了。
这里面又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是西洋的方法，我们拿到的规范都是一些西洋的画法。比如石膏像，画女的就像维纳斯之类，画男的就是大卫什么的。这种石膏像的人物比例以及审美取向，都是以西方白种人为最理想的典范，所以画出来就比较有西方味道，很少有中国味道。而且方法也是西方人的一些东西。有个说法叫人文地理，西方这种明暗素描，对于画西方凹凸比较明显的人种是比较合适的一种方法，而画中国人这种比较平整、凹凸不是特别明显的人种的时候，这种方法不是太合适。
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所谓新文人画这代人的时候，又开始往回走，有时候画出来的画感觉比老一代的人还要旧一点。最起码我自己是这样的，企图把人物画再往回找一找。包括我画的女人，东方人种的女孩子，你要去模仿或者硬要找身上哪点更像白种人，这是一件很不合算的事情。包括化妆，用西方人的标准去化妆，女孩子的眼影应该涂冷色，青一块紫一块。其实中国过去的戏剧化妆，像眼影，都是涂暖色的，而且腮红是涂在眼角，中国人更适合这种。画法也是，你要硬用明暗，强调光影，中国人是不合算的。要是用传统的中国戏剧方法或者理念去化妆，中国人就比西方人显得更含蓄，更漂亮。这些其实都是根据自然已经生成的东西，以及提升出来的一些审美观念形成的，我觉得有差别。
化妆也好，审美也好，一方面是要改正缺点。但这事很难说，怎么改法，以什么为标准，都有问题。所以另一方面是要强调优点。比如缅甸有一种女人，她们现在还会戴好多项圈，把脖子弄得很长，就是因为那个人种的脖子相对比别的地方的人长一点。黑人化妆，如果没有受白种人文化的影响，是用很多黏土把自己涂得越黑越好，觉得特别漂亮。中国人的脸因为相对平整，就会弄得更加平整，像一般戏剧化妆，把眼影涂成暖色，把它强调到前面来，脸变得更平整。古代人的小说形容一个人漂亮，会说鸭蛋脸或者面如银盆，很平整。西方人就不这么形容，他会形容眼睛很深沉这一类，也是在强调自己的特点。其实是一个平均值，就是这个人种平均长成什么样，这会影响到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
旧传统的一些人物画，就是按这种情况来的。女性题材一般都以瘦弱，曲线变化不很大，皮肤细腻，腰柔软、娇嫩为审美观念。那时候插图版画上的女孩子，曲线变化都不是很大。对于男人，中国人也不要求长得像大卫，而一般都以一个生活比较富裕，比较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作为标准的、典型的理想模样。而这种人往往中年以后，因为生活富裕，就长得比较胖，肚子也比较大。我们现在看这种体型很成问题，但是古人画人物，画中国的男人，可能更强调他人生的智慧，强调一种教养、一种力量。当然跟取材也有关系，比如佛教里的罗汉，道教里的神仙等，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不太会出现西方人对肌肉、对身体的崇拜。西方可能比较崇尚运动，在古希腊神话里的半神半人的英雄，一般都是壮年或者青年，甚至是青少年。而中国很难找到一个少年神仙，一般神仙都是成年人。这种审美趣味，不光是中国，整个的中国文化圈，包括日本也都是这样的。日本的相扑就还保留这种中国文化圈的审美理想。西方人就有点遮掩这个东西，在他们的美术作品里面，不太以这样的东西为美。
对题材的分类可能只是为了研究。在一个画家自己作业或创作的时候，其情绪是多样的。可能这段情绪中，他会对花鸟特别有兴趣，就画花鸟；那段情绪中，可能会对山水特别有兴趣，就画山水。山水还是传统中国画里的一大块，它里面蕴含的技法、笔墨变化更多，所以一般没有一个中国画家画中国画而不去碰山水的，因为跑不掉。这有点像运动员的一个基础项目，一个运动员随便干什么行当，跑跑长跑，举举重，是永远都要做的。比如你是乒乓球运动员，长跑肯定要跑的，举重肯定要举的，否则你力量太小，哪怕技术再好，力量太小也不行。
山水，我觉得是中国画基础的基础。花鸟呢，可能在笔墨上能容纳更大的自由度，因为它对形的要求相对低，对复杂程度要求低，相对简单，给你自己的笔墨个性留有更大的余地，所以花鸟我也是很喜欢画的，我觉得它能容纳一些笔墨变化，做一些相对自由的笔墨实验，余地更大。人物呢，是我本来的兴趣所在。我觉得画人物有两个特点：一是有利的一面，因为古人画得少，给你留的余地大；二是它的问题也出在这儿，因为古人画得少，你可以借鉴的传统也少。借鉴一不当心，就跑到西画那边去了，这是我不太愿意做的事。当然也没有人管你，但是和我自己的文化理想不太符合，我就不愿意往那方面走太远。从人物题材上说，如果完全在中国的东西上找，民间可以找到一些。但民间的在技术上相对还是稍微简单一些。在文脉的承传上，文人的东西还是少。所以我个人以为，这两点是人物画的长短处，第一你创造的可能比较大，第二你创造的难度也非常大。
画画要比的话，可能可以这样比，就是你朴素一点，我争取比你再朴素一点；你真诚一点，我争取比你再真诚一点。这是可以比的。比谁画得更好，谁画得更差，没法比。你可能更喜欢这样的东西，他可能更喜欢那样的东西。有的人可能在制作上更精细一些，有的人放弃了制作上的精细，但是表现得更率性一些。只能说你更喜欢什么，不太好咬定这个人一定比那个人好。当然差很多的能比出来，比如有的人更幼稚一些，有的人更成熟一些。但幼稚的并不代表他一定不能在情绪上表达一些更干净、更天真的东西，所以也不太好比。我以为，画画不是一个竞技游戏，现在把画画弄成一种竞技游戏，过于简单了。
山水画
晋唐应该就开始出现比较成熟、完整的山水画了。中国人的山水画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艺术门类，它跟西方人画风景不一样。西方人画风景当然也有对自然的欣赏，而中国人画山水，可能含有更多的是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审美理想，是对人格、对哲学的一些表述。中国人的哲学里面，尤其是道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宋以前，中国人画山水基本上还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假如我们没有看到后来的山水画，我觉得那时候的画是比较纯粹的。看到后来的山水画，才发现那时候的画，还不是很纯粹，差不多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图解。比如范宽、巨然的绘画，都是哲学思想情绪很重的。他们画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敬，对自然的讴歌，理想主义的东西比较多。跟后来的画家比，这种绘画语言其实并不纯粹。他们的画面关注的还是营造出来的整个自然气氛，而不是对绘画技巧的精致追求。我这儿说到的技巧不仅仅是绘画的技术难度，或者说不是技巧最重要的部分。我指的技巧是说，他们还没有掌握怎样更深刻地用自己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去表达内心深处的东西，这个还不太成熟。尤其像范宽、巨然，他们用的还是相对规范的一种语言，就是你我之间差别不是特别大的一种绘画语言，表达一些共同的对自然、对宇宙的理解。他们这时候跟道家的一些基本思想，跟一些思想家的情绪都还是比较吻合、比较统一的。
一直到元代的赵孟頫，他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山水画家，代表作品就是《鹊华秋色图》。赵孟頫是宋王室的后裔，宋朝完成了文化上大量的比较细腻的建构。比如儒家，应该在先秦就基本形成了一些大纲，但是对它具体的解释还是在宋朝。中国文化的其他一些思想，也是在宋朝才完成了更加具体的建设。宋朝在完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建设之后，不足的一面也彻底暴露出来，国防等显得过于薄弱，不够强悍，就是说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矛盾。我个人以为，宋朝在文化上过多关注形而上的东西，而不太注重实际，不太注重形而下或者基础建设，包括国防、经济、普通的人际规章条文，也包括上层官员的道德建设，但是文化建设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有成就的。赵孟頫本人跟宋朝的王室没有太大关系，只不过有宋王室的血统。这样一个人，以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考科举。元朝宫廷还是很欣赏赵孟頫的，再加上元朝可能也有比较简单的统战思想，觉得树起一个赵孟頫这样的人，对他们统治汉族、安定人心有好处。从文本上可以看到，赵孟頫还是受到了元朝宫廷比较好的待遇。
普通的目光短浅的政府，可能只看到文学的利用价值，而稍微有点长远目光的就知道，文化不仅仅是文学这种白纸黑字的拍马屁。在整个历史时期，为了安定、繁荣、和平，普通的文化建设都非常重要，比如诗词，比如绘画，比如纯欣赏性的作品，不仅仅是字面上的东西，不是表面上的歌功颂德。稍微有点眼光的统治者，肯定非常重视这个，绘画能起的作用就是这种。且不说一张画、一件瓷器就能反映这个朝代是兴盛还是败落，强大还是弱小，就连一枚钱币的质量，也能显出气派如何。所以真正有点眼光的统治者，肯定不会忽视这些问题。其实赵孟頫也不是凭借他的绘画而得到元朝宫廷的认可，而是用骈体、八股作的那些政治、经济的文章。绘画只是他个人消遣的东西。当然他的绘画肯定也得到统治者的欣赏和提倡。
所以一般社会学的命题是这样，统治者的思想就是这个朝代的统治思想，话语权在统治者手里，这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又看到赵孟頫突然给中国画一个新的面貌，他已经从范宽、巨然那些相对表面的、标语口号式的天人思想，突然转到个人比较细腻的、比较内心的表达上面。原因我以为是他自己内心有太多矛盾。元朝大体上说是一个所谓“儒不如娼”的年代，这通常是当时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一种牢骚和感慨吧。我个人以为，元朝之所以统治时间并不长，不如后来的清朝，就是因为在搞民族统一、在利用汉文化来统治上，大多数民族比满族要差，所以清朝可以维持三百年，而元朝统治的时间要短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