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同志对抗战音乐的巨大贡献，主要可以从培养人才、创作作品、执行政策和组织队伍这四个方面来予以概括。
一 中国革命音乐家的伯乐
开展抗战音乐，首先就要有杰出的人才，有人才能办成事。中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音乐家、抗战音乐的骨干——张曙、冼星海、任光、聂耳等人，都是由田汉发现挖掘，并引导他们走上了革命音乐的道路。
据张曙的夫人说，张曙幼年即在家乡安徽歙县兼习二胡等乐器与民间音乐，1928年由浙江衢州来到上海，考入田汉任校长的上海艺术大学（后转为南国艺术学院），并加入了田汉创办的南国社。为进一步深造，次年张曙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主修声乐，副科学习大提琴、钢琴和作曲，仍然经常参加南国社的各种活动，成了田汉在音乐方面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1930年张曙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3年才被其父亲和田汉营救保释出来。田汉的多部话剧是由张曙写作其中的歌曲并登台参加演出。1938年后张曙是田汉担任三厅艺术处长时的业务骨干，有很强的组织工作能力，作有多首著名歌曲。1938年底日本飞机轰炸桂林时张曙不幸遇难，英年早逝，郭沫若特地从重庆赶来桂林主持追悼会。次日夜田汉在长沙闻此噩耗，悲痛得不禁呜咽失声。周恩来副主席1940年在重庆纪念张曙逝世两周年的纪念会上评价说“张曙和聂耳同为中国文化战线的两员猛将”。1943年田汉在桂林组织了纪念张曙逝世五周年活动，并重修了张曙墓。
1928年冼星海由广州来到上海，以原北京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系主任萧友梅）的学历，免试转入上海国立音乐院（由萧友梅任代理院长）继续学习小提琴。冼星海的家庭贫寒，无力支付高昂的学费，于是在马路边的电线杆上贴了些小广告，招收学习小提琴的学生，以收取的学费来维持母子的生活。田洪看到这个广告后告诉他哥哥，田汉说“这肯定也是个穷苦人，你约他来见面谈谈”。共同的志向使得冼星海也加入了南国社的行列（无以为家的冼星海母子后来就住在南国社的宿舍里）。1929年暑假冼星海领导了音乐院里穷苦学生的一次反对校方暑期收取宿杂费的学潮，暑假后该校改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冼星海等参加学潮的学生被变相取消了学籍，这年底冼星海就途经广州赴法国留学去了。
1935年冼星海回国后，国民党、共产党都争夺这个人才。冼星海曾经准备任教于国立音专、应聘南京中央电影摄制厂音响组长，但都未被录用。冼星海去看望被软禁在南京的田汉时，田汉介绍他去上海找任光，进入英商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担任作曲（每月薪酬200元）。生活安定下来后，冼星海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台湾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音乐书籍里，还感慨当时国民党方面不重视人才，结果使得留学归来的冼星海终于被共产党所利用。）1938年武汉沦陷前三厅考虑人员的去向时，张曙因为从事进步文艺活动曾经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一次曾与“左联五烈士”同监），他始终坚贞不屈，1933年出狱即加入了共产党，他工作能力很强、多才多艺，于是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继续工作。冼星海需要有个安定的创作环境，在政治上还有待继续培养，于是被安排去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冼星海1938年11月初抵达延安，转年3月就创作出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再3个月之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音乐系主任。1940年初夏冼星海奉派去苏联工作后，1945年病逝于莫斯科。
出身于石匠之家的任光，1917年由浙江嵊县（现嵊州市）来到上海考入法国天主教会管理的震旦大学。1919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一边在里昂大学音乐系学习，一边在亚佛钢琴制造厂当学徒。1924年任光被聘请担任该钢琴厂在越南河内分厂的工程师，合同期满后任光1930年回国担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百代公司当时主要是录制戏曲唱片，交友广泛的田汉在业务交往中结识了任光，于是将这位外国公司的买办也引入了左翼音乐之路。任光当时每月工资800大洋，住着小洋楼，有自备小汽车。国民党特务对任光这类的“高级华人”不注意，“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于是就经常在任光的家里开展活动。田汉还通过任光使得聂耳、冼星海先后进入英商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并以录制流行的电影歌曲为名，录制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等众多进步歌曲唱片。应军长**邀请，1940年秋天任光至新四军工作，作有《新四军东进曲》，次年初即牺牲于“皖南事变”。
聂耳因为被共青团支部里的叛徒出卖，1930年夏天由云南逃亡来上海，先在“云丰申庄”当店员，工余继续自学音乐。次年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担任小提琴手。田汉与黎锦晖是湖南同乡和上海艺术大学及南国社的同事与挚友，相互之间常有来往。田汉听说该剧社里有一位充满朝气的青年人后，通过电影演员周伯勋联系，1932年4月便亲自跑到明月歌剧社找到了聂耳。聂耳叙述了自己在昆明参加学生运动及1928年加入共青团的情况，表达了对党的认识和把自己的青春与才华贡献给党的决心。田汉则从思想上给聂耳以鼓励和帮助。据田汉后来回忆，那次谈话聂耳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田汉当时介绍聂耳参加了左翼剧联的剧评小组，聂耳这年7月发表了批评黎锦晖的著名文章《中国歌舞短论》，聂耳从此走上了革命音乐的道路。因被国民党政府列入了“黑名单”，经党组织批准，聂耳1935年4月15日出国进修考察，7月17不幸逝世于日本鹄沼海滨。
在革命文艺家田汉的组织、领导下，从1933年初起张曙、任光、安娥、聂耳、吕骥等人陆续组成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音乐组织。他们收听苏联广播电台短波广播的苏联歌曲，观看苏联电影，在学习苏联歌曲、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探索、研究如何创作中国的革命歌曲。1935秋天年冼星海从法国留学归来后也加入他们的革命行列。所以中国最初的革命音乐人才都是由田汉发现、培养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了创作抗战歌曲的骨干。
二 歌曲的词作大家
从1934年起，聂耳创作出《毕业歌》、《前进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抗战歌曲；任光也写作了《和平歌》、《打回老家去》；张曙写作了《筑堤歌》、《生活教育歌》；吕骥写作了《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等抗战歌曲。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留学归来，立即投身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写作了《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等歌曲。这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抗战歌曲，具有激昂奋发的旋律、短促有力的节奏、通俗易唱的形式。它们成功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很受人们的喜爱。他们写作的这些歌曲，有许多是为电影和戏剧创作的主题歌和插曲。通过影片的放映和戏剧演出它们在众多观众里迅速传播；再通过任光、聂耳主持的百代唱片公司，这些歌曲又被录制成唱片广为发行，并通过电台进行广播，影响更为广泛。
优秀的歌词是创作抗战歌曲的基础。作为歌词写作大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田汉就已经创作了《前进歌》、《毕业歌》、《春回来了》、《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义勇军进行曲》（均为聂耳曲），《公仇》、《筑堤歌》、《生活教育歌》、《还我山河》（均为张曙曲），《莫提起》、《热血》、《夜半歌声》、《青年进行曲》（均为冼星海曲），《怀乡曲》（贺绿汀曲），《战士哀歌》（范继森曲）等著名抗战歌曲的歌词。
“卢沟桥事变”后，田汉又作有《卢沟问答》、《大刀好》、《胜利的明天》、《赶豺狼》、《日落西山》、《洪波曲》（均为张曙曲），《最后的胜利》、《中国空军歌》、《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会歌》、《战时戏剧讲习班班歌》、《复仇雪耻歌》、《胜利的开始》（均为冼星海曲），《胜利进行曲》、《垦春泥》（贺绿汀曲），《捷报》（刘雪庵曲），《七七两周年献礼歌》（吴伯超曲），《新兵歌》（吉联抗曲），《儿女英雄》（林路曲），《不害怕进行曲》（任光曲），《再会吧，香港！》（姚牧曲），《做新儿童的榜样》（孙慎曲），《我们的学校》（费克曲）等抗战歌曲的歌词。
自1934年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田汉共计有75首词作被20余位音乐家谱成了歌曲。田汉词作的艺术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这在抗战音乐史上都是无人能够企及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05年我们编辑出版了珍藏版《中国抗日战争歌曲集》，收录1931—1945年间的抗战歌曲共283首，其中田汉的词作就有26首，将近全书的10％。）田汉众多抗战歌曲的优秀词作，为作曲家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启发了他们创作的激情，使其创作终于绽开为鲜艳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2002年我们编辑出版的《田汉词作歌曲集》，只是收录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作品。还有一些歌曲虽然有些线索，但是至今尚未找到。如1938年武汉保卫战的万家岭大捷时，据说田汉曾为此战役中立下战功的第74军（后来改名为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写作了一首军歌（任光曲），这首歌至今就只有歌词而没有歌谱。
田汉1933年编写了一部“初步接触阶级矛盾”的影片《母性之光》，以前只知道此片里有聂耳作曲的《开矿歌》（由金焰扮演的男主角演唱）和任光作曲的《南洋歌》（由女配角谈瑛演唱）两首歌曲。但是田汉在《影事追怀录》里说影片中还有一首主题歌是女主角（陈燕燕扮演）唱的。田汉列出了该歌的全部歌词，并特别指出此歌点明了影片的主题——要大家“恨那吃人不见血的大魔王”，大家来“打倒这大魔王”，这魔王就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万恶的（社会）制度”。该文中田汉问道：“按说，这支主题歌一定也是聂耳的作品了。但他的作品里没有发现这一首，我也一直没有看见过曲谱，不知这主题歌是谁作曲的。”
聂耳1933年的日记里，多处记载有任光为《母性之光》作曲和聂耳辅导陈燕燕唱歌的事情；聂耳遗留的照片里，也有两张是他辅导陈燕燕唱歌的。根据聂耳日记里说此歌录制了唱片的线索，经过多方查找，我们在音乐研究所的资料室里找到的一张百代唱片就是陈燕燕录制的影片《母性之光》的主题歌。这张唱片的背面竟然是人们从未提起的影片《母性之光》里的另一首歌曲，具有音乐会咏叹调性质的艺术歌曲《春之恋歌》（陈燕燕演唱）。面对着新发现的这两首影片《母性之光》里最主要的歌曲，我们的惊讶和兴奋可想而知。为纪念田汉100周年诞辰，在中国田汉基金会理事长周巍峙、秘书长邓兴器的大力支持下，孙慎、黎英海和我编辑的《田汉词作歌曲集》[1]里就收录了这两首新找到的歌曲。
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贯彻者
日本****1931年侵占我国的东北时，黄自、陈洪、何安东、唐学咏等上海、广州、南京音乐院校的教师（多有去国外学习音乐的经历）及其学生，陆续创作了四部合唱曲《抗敌歌》等杰出的爱国歌曲；因其演唱技巧较为复杂，又多流行于音乐院校和专业演唱团体，故而被称之为“学院派”。其后日寇又不断向华北、上海发动进攻，中华民族处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等左翼音乐家根据时代和群众的需要，从1934年起创作出《毕业歌》、《前进歌》等广为流传、深受群众欢迎的抗日救亡歌曲，因而被称之为“救亡派”。
由于多种原因，“救亡派”的聂耳等人没有机会进入音乐院校学习，其具有独创性的《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作品里，“学院派”（以刘雪庵、贺绿汀为代表）认为有许多地方不符合“作曲法则”，而且“没有和声、伴奏”。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兴起后，对大量涌现的抗日救亡歌曲，特别是其中一些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学习过西方音乐的人更是发表了许多批评。以吕骥为代表的“救亡派”认为“学院派”脱离时代、脱离群众，爱国热情衰退、作品难于普及。双方为此议论纷纷，并撰写文章相互进行批评。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4月1日在武汉组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国民党的陈诚任部长、共产党的周恩来和桂系的黄琪翔任副部长，该部里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由郭沫若任厅长。据说该厅拟委任当时尚在上海的黄自为三厅艺术处的音乐科长，因黄自当时正忙于编写《和声学》、《西洋音乐史》等著作离不开，4月8日即生病住院而未能成行。据说三厅艺术处因此后来只设有戏剧科、美术科、电影科而没有音乐科。张曙和冼星海同为艺术处戏剧科负责音乐工作的中校主任科员。
黄自1938年5月9日在上海不幸病逝（享年仅34岁）后，由聚集在战时文化中心武汉的音专学生发起，武汉各界人士5月24日在青年会大礼堂举行了黄自追悼会。与会者有教育部次长顾树森，政治部三厅艺术处长田汉，黄自的亲友黄炎培、罗隆基，艺术处的张曙与冼星海，音专学子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林路、胡投、周小燕以及音乐家王云阶、武汉合唱团等歌咏团体共三百余人。哀乐声中由周小燕、陈家榴女士向遗像献花后，追悼会主席华文宪（音专毕业的学生）报告追悼意义和筹备经过，作为亲属的黄炎培老先生于啜泣里报告了黄自的生平，顾次长从教育立场上说明黄自先生在音乐上的天才和成就，与黄自从小同学的罗隆基回忆了黄自温和柔雅的性情。追悼会上音专学生提议以他们热爱的黄自先生逝世的5月9日定为中国的“音乐节”，张曙、冼星海等人则认为应该以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开路先锋聂耳逝世的7月17日作为“音乐节”，双方为此争执不已，互不相让。
田汉最后在演说里感慨：“黄自是最有青年气的音乐家，他学习音乐的动机是为民族国家……三年来自聂耳、王光祈之死到黄自先生的去世，是音乐界一个大的损失。”他特别说明两点，贡献给全国音乐界：“第一，天才和环境的关系：……今天的抗战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天才的儿女寻求发展的机会。第二，工作和团结的问题：目前歌咏界还有许多缺点，主要的是团结的不够，这是我敢对音乐界一个不客气的迫切要求……应该不分派别和感情，为着一个目标奋斗才是今天追悼黄自先生的意义。”[2]
田汉的社会关系非常广泛，跟各方面的人士都有交往，因此周总理也说善于团结人是田汉的一个长处。田汉不仅在戏剧界被称为“田老大”，在音乐界也与“救亡派”、“学院派”都有来往。“救亡派”的聂耳、冼星海、张曙、任光、吕骥等人为田汉的词作谱写了歌曲。“学院派”的贺绿汀、刘雪庵、吴伯超、范继森等人也以田汉的词作写作了歌曲。
在大敌当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抗战时刻，都是主张抗日的“学院派”和“救亡派”，更应该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在这次黄自追悼会上，田汉正是从党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高度，正确引导和处理了多年来妨碍中国音乐界团结的所谓“学院派”和“救亡派”这个宗派主义问题。（国民党政府也没有介入这个争论，而是于1943年才由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明令以“黄帝”的诞辰——每年4月5日定为中国的“音乐节”。）
四 抗敌演剧队的缔造者和领导人
1937年“八·一三”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国剧作者协会（负责人夏衍、于伶），8月15日即召开紧急会议倡议组织演剧队，奔赴抗战前线进行慰问宣传。众多话剧、电影、音乐和美术界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迅速组成了12支救亡演剧队。如贺绿汀就毅然放弃了在电影公司的优厚职位，把妻女送上返回家乡湖南的轮船，8月21日就随着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一队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年底在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创作了《游击队歌》。回国仅年余的冼星海，这时再次挥泪告别白发苍苍的寡母（这竟然成了他们的永诀），8月20日就乘木船与救亡演剧二队离开了上海。次年冼星海在武汉创作了歌曲《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
1938年4月1日三厅成立后，在田汉的领导下，张曙、冼星海、任光、林路等人陆续组织举办了“火炬水上游行”、“抗战周年纪念”歌咏游行、“音乐游园大会”、“抗战歌曲播送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多次有上万人到十余万人参加的大型抗战歌咏活动，抗战歌声终日回响在武汉的天空。
北平、上海沦陷后，百余个民间的抗日群众团体汇集在武汉，他们的活动与生存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困难。针对国民党当局压制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与共产党争夺人才和青年的企图，周恩来通过合法斗争，从政治部争取来一些编制和少量的经费。于是三厅将这些民众团体和组织里的进步文艺界人士，收编组成政治部直属的10支抗敌演剧队和4支抗敌宣传队。（队里都建有秘密的中共党支部或党小组，并由中共长江局和三厅党组织直接领导，不与任何所在地的中共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根据周恩来的战略部署，经过培训后的演剧队1938年8月底起陆续奔赴各抗战前线，以合法身份深入到国民党政府严密控制的军队和地区，巧妙地进行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分裂投降的宣传。除了教唱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还在部队的军官集训团里，甚至深入到基层连队里去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毕业上前线》等八路军的歌曲。
演剧队都是综合性的宣传演出单位，歌咏活动因其形式简便、易学易唱、鼓动性强，深受军民欢迎。在演剧队里人人都是歌咏队员，因此即使是演出话剧时，开幕前和幕间队员们（尽管许多人的脸上已经化好了妆）也都要在舞台上按男女声站成两排，演出歌咏节目。如水华、舒强、沙蒙、吕复、王家乙、夏淳、刁光覃、朱琳、田冲、胡宗温等著名话剧导演和演员，当年都曾经是有过这种经历的演剧队成员。经过周恩来副主席审批，1944年演剧九队还奔赴云南、缅甸，为中国远征军和美国盟军演出了110天。他们用中文和英文演唱的众多音乐作品，深受观众欢迎，并把中国的抗战歌曲传播到了国门之外。
1939年初春，张光年率领抗敌演剧三队从山西的二战区越过黄河，来到延安学习和汇报。张光年写作的长诗《黄河吟》，被老友冼星海谱成经典名作《黄河大合唱》，并于1939年4月13日由抗敌演剧三队在延安首演（指挥邬析零），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好评。陕甘宁边区自由的空气使得演剧三队在延安流连忘返，党中央决定演剧三队返回山西工作时，许多队员都舍不得离开。为此毛泽东专门接见了演剧三队的全体人员，启发他们说：要抗战就必须发动群众，因此宣传工作的任务就很重要，要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反对投降的道理。你们“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给共产党和人民工作，这多么好啊”。你们有合法的身份，比派别的同志去从事这一工作方便得多。你们应该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占领那里的文化宣传阵地。做统战工作有困难、有斗争，可是这种工作能锻炼人。遇到什么困难，党中央会支持你们的。听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演剧三队的成员都心悦诚服地返回了二战区的阎锡山部队继续工作。（在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里，该队包括队长共有7人牺牲。已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的包括队长、队副在内的十余位骨干，还被认定是“共产党”遭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长期关押和审讯，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周恩来等人营救出狱。）
八年抗战期间抗敌演剧队长期在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工作，既活动于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地区和军队中，又经常在各地举办慰问和招待演出，辅导与推广抗战歌曲；帮助当地的学校、社会团体组建歌咏队、举办音乐讲座并参加“西南戏剧展览演出”。他们用自己的汗水以及鲜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各地音乐活动的开展，特别是为抗战歌曲的广泛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田汉对这些演剧队一直都非常关心，如驻扎在广西柳州的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是田汉的友人。1940年2月田汉把演剧九队当面托付给了张发奎，并要他公开表态保证演剧队的安全。九队后来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难时，张发奎曾经多次出面帮助。抗日战争期间，张发奎还帮助演剧一、二队以及新中国剧社解决配属和给养供给等难题。1946年内战爆发后，广州行营的政治部要搜捕演剧五队和七队里的共产党分子时，时任广州行营主任的张发奎特许了这两个演剧队正常复员，全体人员终于脱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虎口”。他们安全转移到香港后，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组成新的团体“中国歌舞剧艺社”，奔赴南洋在华侨中开展宣传演出。
（在“田汉与抗战文艺”研讨会上的发言，原载田汉研究会：《田汉研究》第三辑，2006年版）
注释：
[1]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
[2]见1938年5月25日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