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歌曲巡礼
日本****者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的东北三省，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爱国斗争的伟大历史篇章。在14年的抗日烽火中涌现的数千首抗战歌曲，响彻全国城乡的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则是发自中华民族的呐喊，是时代的怒吼与号角。
一 “九一八事变”后的救亡歌曲
以写作众多“家庭爱情歌曲”而闻名的音乐家黎锦晖，“九一八事变”后仅十天，就以抗日热情从10月10日起陆续在《申报》上发表了自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向前进攻》等救亡歌曲。不久又写作了《勇健的青年》、《齐上战场》、《奋勇杀敌》等歌曲，并合编成歌集《爱国歌曲》[1]。这些“黎氏抒情抗日歌曲”虽然十分流畅，具有民歌风，但是缺乏力度、激情和新意，未能流行。他主持的“联华歌舞班”，这年10月底还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举行“爱国歌舞表演”。演出广告上写明门票收入除开销外，全都捐给抗日救国团。
那时一些掌握了西洋作曲技巧的音乐院校师生（多有赴国外学习音乐的资历），相继创作出了早期的中国抗战歌曲。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夏衍，20世纪80年代初与我的一次谈话里就指出：要承认“九一八事变”时，是黄自等爱国资产阶级音乐家首先创作了抗日救亡歌曲，聂耳等无产阶级音乐家那时多还没有开始作曲。
黄自192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长期执教于中国那时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培养出贺绿汀、江定仙、刘雪庵、陈田鹤等杰出音乐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该校立即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萧友梅、黄自等师生们还走上街头为东北义勇军募捐。黄自写作的四部合唱曲《抗日歌》（韦翰章、黄自词，后因国民党政府禁言抗日改名为《抗敌歌》），10月24日即在该校的音乐会上首次演唱。其后黄自还创作了《赠前敌将士》（何香凝词）、《旗正飘飘》、《九一八》、《睡狮》（均为韦翰章词）、《热血歌》（吴宗海词）等救亡歌曲。
还有一些音乐家这时也创作了一批救亡歌曲，但是以往宣传介绍的较少。如：国立音专的校长萧友梅（1901—1909年在日本留学，1913—1920年又去德国留学）的《从军歌》（骆凤麟词）；教师周淑安（1914—1920年在美国留学）的合唱曲《同胞们》（胡宣明词），应尚能（1923—1930年在美国留学）的独唱艺术歌曲《吊吴凇》（韦翰章词）；该校的学生刘雪庵词曲的《前线去》、《空军进行曲》，丁善德的《从军》（野民词）；等等。
广州的陈洪（1926—1930年在法国南锡音乐院学习），此时写作了《冲锋号》（自作词）、《把敌人赶出领土》与《上前线》（均为秋竹词）等充满抗日激情的救亡歌曲。他还与夫人共同开展歌咏活动，组织合唱团，每周在广州青年会向群众教歌一次。冼星海在广州岭南大学附中时的挚友、中学音乐教师何安东（曾向外籍教师学习音乐理论），这时创作了《奋起救国》（陈黄光词）、《民族精神》等救亡歌曲，并录制成唱片广为传播。在南京担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科主任的唐学咏（1922—1930年在法国里昂音乐院学习），写作了3首充满爱国豪情的《军歌》（均由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作词）。
据我亲眼所看到的实物——中国国民党的上海市市党部、浙江省与广东省的省党部，1931年冬天至1932年初都署名出版有一本《抗日救国歌曲集》。除编者的单位名称外，这三本书的封面装潢、书里的内容与版式设计都完全相同。我分析这是否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中央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政策时，一些国民党地方党组织里的爱国人员自发地编辑出版了这些歌集。
这些歌曲揭开了中国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的序幕。作者接受的主要是西方的音乐教育，他们写作的歌曲艺术水平很高，但是歌词、旋律以及演唱形式与群众有些距离。如《吊吴凇》是技巧性很强的男中音独唱艺术歌曲，《抗敌歌》、《同胞们》等是混声四部合唱曲，一般人演唱不了。再由于国民党政府日益压制各种抗日活动，因此这些歌曲多在当地传唱一段时间后，未能广泛持久地传播。但是在音乐界和知识分子当中，这些歌曲至今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时左翼音乐家是处于什么状态呢？张曙因加入左翼文艺组织，1930年冬天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在监狱里关押了三年。任光（1919—1924年曾在法国里昂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学习音乐）在上海那时也写作了一首抗战歌曲《抗敌行军歌》（安娥词），但是没能流行。吕骥、贺绿汀刚进入国立音专学习，聂耳则是1931年5月刚考入明月歌舞团担任小提琴手，尚未开始学习作曲。
在革命文艺家田汉领导下，从1933年初起张曙、任光、安娥、聂耳、吕骥等人才陆续组成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音乐组织。他们在学习苏联歌曲、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探索、研究如何创作中国的革命歌曲。
从1934年起，聂耳创作出《前进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均为田汉词）、《开路先锋》（孙师毅词）等著名抗日救亡歌曲；任光也写作了《和平歌》、《打回老家去》（均为安娥词）；张曙写作了《筑堤歌》、《生活教育歌》（均为田汉词）；吕骥写作了《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钢鸣词）、《中华民族不会亡》（野青词）等歌曲。这些使人耳目一新的抗日救亡歌曲，具有激昂奋发的旋律、短促有力的节奏、通俗易唱的形式。它们成功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引起人们强烈的共鸣，很受人们的喜爱。
这些歌曲许多是为电影和戏剧创作的主题歌和插曲。通过影片的放映和戏剧演出它们在众多观众中迅速传播；再通过任光、聂耳主持的百代唱片公司，这些歌曲又被录制成唱片广为发行，并通过电台进行广播，影响更为广泛。1934年底起聂耳组织了联华声乐团，刘良模组织了民众歌咏会，吕骥和沙梅组织了业余合唱团，孙慎、周巍峙、麦新、孟波、王莘等人当时也都领导和指挥着多个合唱团（队），很快就掀起了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的热潮。
“左联”等左翼文艺组织自行解散后，1936年初音乐界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歌曲作者协会”，团结了多方面的歌曲作者从事抗日救亡歌曲的创作。“一二·九运动”后，涌现了《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五月的鲜花》（光未然词、阎述诗曲），《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上起刺刀来》（孙师毅词、周巍峙曲），《民族战歌》（高滔词、老志诚曲），《谁说我们年纪小》（应恺词、贺绿汀曲），《马儿真正好》（麦新词曲）等著名歌曲。
冼星海从法国留学归来后，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群众歌咏活动中，创作了《救国军歌》（塞克词）、《热血》、《青年进行曲》（均为田汉词）等歌曲。刘良模、周巍峙、麦新与孟波等人编辑出版的抗日救亡歌曲集，满足了群众学唱的需要，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抗日救亡活动的压制有些松动，全国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北平、广州、西安等地众多群众歌咏团体的推动下，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回响起激昂的抗战歌声（连宋美龄都在南京参与演唱抗日救亡歌曲），终于在全中国形成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
在艰苦的环境里与日寇坚持斗争14年的东北抗日联军，歌曲也是他们重要的战斗武器。抗联的队伍里没有专业作曲家，抗联的将领***、李兆麟等人带头创作了《中韩民族联合起来》、《露营之歌》等抗联歌曲。由于这些歌曲当年没有条件出版，只是口头流传，作者又多已牺牲，因此使得同一首歌曲（如《露营之歌》）目前在词曲上有着五个不同的版本；歌曲《送西征》作者的姓名有三种不同的写法，尚有待于人们去考察整理。
二 抗日战争初期的抗战歌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抗日活动获得了合法地位，群众歌咏运动进入了新阶段。除了此前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救国军歌》继续流传外，又诞生了许多新作品。
“卢沟桥事变”后，在上海成立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很快就产生了麦新词曲的《大刀进行曲》，冼星海的《保卫卢沟桥》（塞克词），张曙的《胜利的明天》（田汉词），江定仙的《打杀汉奸》（胡然词），陈田鹤的《巷战歌》（方之中词），沙梅词曲的《打回东北去》，刘雪庵的《保卫大上海》（孙师毅词）、《长城谣》（潘孑农词）等抗战歌曲。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剧作者协会（负责人夏衍、于伶）8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倡议组织演剧队奔赴抗战前线，从8月19日起12支救亡演剧队（骨干均为原左翼戏剧、电影、音乐、美术人员）就陆续奔赴外地开展抗战宣传演出。参加救亡演剧一队的贺绿汀，这年底在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写作了《游击队歌》、《干一场》、《保家乡》（均为自作词）等歌曲。参加救亡演剧二队的冼星海，次年在武汉创作了《游击军》（先珂词）、《赞美新中国》（光未然词）、《江南三月》（孙师毅词）等歌曲。
北平、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1938年4月1日在武汉组成了国共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国民党的陈诚任部长、共产党的周恩来和桂系的黄琪翔任副部长），该部里负责抗战宣传工作的第三厅由郭沫若为厅长。在三厅的艺术处长田汉以及张曙、冼星海的领导组织下，陆续举办了“庆祝台儿庄胜利”、“火炬游行”、“保卫大武汉”等有十余万人参加的庆祝歌咏活动。在这里，张曙创作了《赶豺狼》、《日落西山》（均为田汉词）、《丈夫去当兵》（老舍词）；冼星海创作了《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夏之秋创作了《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光未然词）；舒模写作了自作词的《军民合作》等歌曲。
在周恩来的策划下，郭沫若、田汉以政治部三厅的名义，把汇集在武汉的许多民间抗日救亡组织和团体，组建成为政治部直属的10支“抗敌演剧队”和4支“抗敌宣传队”。八年抗战期间他们巡回演出在各战区，为抗战军民教唱抗战歌曲，并开展辅导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抗战歌曲的创作这时已经遍地开花。如广州的何安东创作了《大众的歌手》与《全国总动员》（均为荷子词），马思聪也创作了《自由的号声》（克锋词）。客居广西桂林的陆华柏创作了《战歌》（佚名词）、《故乡》（张帆词），吴伯超写作了《中国人》等歌曲。李惟宁在上海创作了《抗战到底》（钱亦石词），赵元任在昆明创作了《自卫》（马祖武词），黎锦晖在长沙创作了《中国威力无穷》，张定和在重庆创作了《江南梦》（张寰和词）等歌曲。
三 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歌曲
抗战开始后，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更是成为众多热血青年向往追求的革命圣地。在延安设立有鲁迅艺术文学院、部队艺术干部学校、联防军政治部文工团、青年艺术剧院、民众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文艺单位。这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音乐家，并陆续培养出许多优秀音乐人才。
在先进思想指导下，延安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歌曲，如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凯丰词）与《参加八路军》（崔嵬词）、郑律成的《延安颂》（莫耶词）与《八路军进行曲》（公木词）、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塞克词）与《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向隅的《红缨枪》（金浪词）、李伟词曲的《行军小唱》等。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此后延安掀起了秧歌运动，产生了《拥军花鼓》（安波填词，陕北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孙万福填词，陕北民歌）、《南泥湾》（贺敬之词、马可曲）、《胜利鼓舞》（贺敬之词、刘炽曲）、《军民大生产》（张寒晖填词整理，陇东民歌）等歌曲，涌现了《兄妹开荒》（路由等人词、安波曲）等秧歌剧。贺绿汀1943年来到延安后，创作了《森吉德玛》等器乐合奏曲。1945年鲁艺集体创作、演出了著名的歌剧《白毛女》。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敌后主要的抗日战场。晋察冀汇集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抗敌剧社等文艺单位。各军分区也都成立有综合性的文艺机构剧社与宣传队。在晋察冀诞生的著名抗战歌曲，有来自延安、上海等地的音乐家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方冰词）与《我们的铁骑兵》（夏风词）、周巍峙的《子弟兵进行曲》（方冰词）、张达观词曲的《军队和老百姓》、卢肃的《团结就是力量》（牧虹词）、张非的《让地雷活起来》（郑红羽词）、王莘词曲的《战斗生产》、陈强的《提防鬼子来抢粮》（鲁前词）等，晋察冀地区培养的音乐家曹火星词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徐曙的《八路好》（胡可词）、晨耕的《新战士王二发》（萧无词）、唐诃的《骂阎锡山》（刘薇词）等。
由北伐名将**出任军长的新四军，在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与地方势力的重重包围夹击之中，创建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多年来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地区苏皖一带，创造出铁道游击队、海上大队、地下兵站等战斗方式。新四军设立有军部文化队、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鲁艺工作团、抗敌剧团等文艺单位，汇集了一批音乐家。
新四军里外来的音乐家创作的作品，有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陈毅等词）、孟波的《中华民族好儿女》（许晴词）、章枚的《黄桥烧饼》（李增援词）、任光的《别了，皖南！》（袁国平词）、贺绿汀的《1942年前奏曲》（鲁军词）、洛辛的《淮南，我们的家乡》（章洛词）等歌曲。此外，新四军还自己从实践里培养出一批军旅音乐家，创作出《刺枪歌》（孙海云词、沈亚威曲）、《罗炳辉射击手》（晓河词曲）、《人民子弟兵》（黎波词、胡士平曲）、《民兵之歌》（何捷明词、何仿曲）、《麦子黄》（许平词、黄粲曲）等抗战歌曲。
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涌现了许多抗战歌曲，如：山东地区的抗日军民创作了《跟着共产党走》（沙虹词、王久鸣曲）、《欢迎新战友》（李淦词曲）、《沂蒙山好风光》（阮若珊、李林作词编曲）、《群众是我们的靠山》（萧民词曲）；广东省东江抗日游击队里流传有歌曲《当兵好》（作者佚名）；海南岛琼崖独立队流传的歌曲《琼崖独立队之歌》（作者佚名）等。
四 大后方的抗战歌曲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重庆作为当时国民政府西迁的“陪都”，成为大后方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音乐教育委员会确定以黄帝诞辰的4月5日为“音乐节”，成立有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国立音乐院及分院、中华交响乐团、歌剧学校、军乐学校、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等音乐机构；组织了“音乐月”、三大交响乐团联合演出、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等音乐活动；出版有《乐风》、《音乐月刊》、《青年音乐》等期刊。
共产党在重庆也设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由周恩来等人全面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领导着新音乐社、孩子剧团、育才学校音乐组等音乐组织；安排抗敌演剧队在各战区并深入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军队里，开展抗战宣传活动，组织了《黄河大合唱》、歌剧《农村曲》和《军民进行曲》的演出；出版有《新音乐》等音乐期刊。
当时聚集在重庆的音乐家写作了许多抗战歌曲，如贺绿汀的《胜利进行曲》、《垦春泥》（均为田汉词）、《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郑志声的《满江红》（岳飞词），江定仙的《国殇》（卢冀野词），陈田鹤的《制寒衣》（流云词），刘雪庵的《捷报》（田汉词），李抱枕的《出征歌》（朱契词），胡然词曲的《行军歌》，洛辛词曲的《青春进行曲》等。
在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地方势力控制下，抗战期间广西的政治形势较为宽松。桂林当时聚集了来自沦陷区的数百位文化人，成立有省立艺术馆、国防艺术社，前后有四个抗敌演剧队活动在桂林，桂林为此被誉为“文化城”，并设立有八路军办事处。在这里陆华柏写作了《保卫大西南》（自作词）、《勇士骨》（胡然、映芬词）；孙慎写作了《游击队之歌》（何家槐词）；林路写作有《儿女英雄》（田汉词）；由上海来到桂林的吴伯超写作了《中国人》（侯伊佩词）、《我们是民族的歌手》（谢冰心词）等歌曲。演剧队的舒模也在桂林写作了《你这个坏东西》（自作词）、《跌倒算什么》（绿永、舒模词）等歌曲。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长期由倾向抗日爱国活动的号称“云南王”的龙云（1944年还由楚图南等人主持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控制。他曾经抵制国民党特务的活动，出动警察保护群众要求民主自由的集会。抗战全面爆发后，十余所大专院校迁至昆明办学，特别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继承发扬“五四运动”与“一二·九运动”的光荣传统，民主精神非常鲜明，为此该校曾被称作是昆明的“民主堡垒”。
作为聂耳的家乡，昆明的群众歌咏活动一直十分活跃，聂耳的友人1937年就领导成立了“民众歌咏团”。其后成立有“云南全省歌咏协会”、“歌岗合唱团”、“高声唱歌咏队”等数十个群众歌咏组织，李凌、赵沨、孙慎、费克等人都曾经在昆明指导歌咏工作。除了演唱聂耳等人创作的在省外广为流传的抗战歌曲，在云南创作的歌曲还有张锐的《播种之歌》、徐守廉的《山林果》和《昆明湖的儿女》（均为仁荪词）、张清常的《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罗庸等词）等。
“七七”抗战前程懋筠在江西主持出版的《音乐教育》月刊（主编缪天瑞）里，就刊发过许多抗战歌曲并出版过《救亡歌曲特辑》。“七七”抗战后，程懋筠留在江西坚持抗战宣传活动，并写作了自作词曲的《打游击去》、《再牺牲！再前进！》、《除奸谣》等抗战歌曲。
这时林声翕在香港写作了《白云故乡》（韦翰章词），夏之秋在澳门写作了《思乡曲》（戴天道词），在新加坡写作了《卖花词》（潘国渠词）。当时旅居在中国西安的朝鲜音乐家韩悠韩，还在抗战歌剧《新中国万岁》里写有以抗战为内容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小鸟的歌》（佚名词）。新疆则把《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译成维吾尔族语广为传唱。
抗战歌曲的歌声早就越过了国界。任光1937年春天去法国时，已在巴黎组织华侨歌咏队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回国后1939年他又去新加坡等地组织华侨歌咏团体“铜锣合唱团”，进行抗战宣传活动。夏之秋领导指挥的武汉合唱团，1938年秋天途经港澳去南洋宣传抗战、演唱抗战歌曲历时600余天，并在各地华侨中为抗战募集了巨额的捐款。刘良模1940年去美国教会了纽约的华侨以及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并以《起来》为歌名录制出版了唱片。他还把宋庆龄赠送给“援华会”的《黄河大合唱》的乐谱转给普林斯顿大学合唱团，1943年该团用英文首次在美国演唱了《黄河大合唱》，受到人们的欢迎。
为支援中国当时与外界唯一的生命运输线“滇缅公路”的运输，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938年底在南洋登报招聘汽车司机和修理工回国参加抗战。三千余名华侨子弟（多为自己有汽车的富家子弟）踊跃回国效力，数年间有千余人为国捐躯。《南侨机工运输队队歌》（作者待查），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战斗生活。美国将军陈纳德1941年在中国组建的航空志愿队（后转变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出色的战果沉重打击了日本空军的气焰，被誉为“飞虎队”，老音乐家邱望湘为此写有自作词的颂歌《献给飞虎队》。
五 欢庆抗战胜利的歌曲
中国抗日军民长达14年的顽强抗争，粉碎了日本****妄想侵吞中国的美梦；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参战更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于是各个地区的抗战歌曲里都产生了一些欢庆抗战胜利的歌曲。如：陕北地区的《庆祝胜利》（贺敬之词、李尼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丁洪词、贺绿汀曲）；山西的《解放区的天》（河北民歌、刘西林填词）；河北的《反攻进行曲》（吴暇词、石磊曲）、《民主建国进行曲》（贺敬之词、李焕之曲）；河南的《我们是反攻的主力军》（时乐濛词曲）；山东的《解放区的歌声》（陈志昂词曲）；新四军的《进军曲》（晓河词曲）、《大家笑哈哈》（刘亚词曲）；重庆的《抗战八年胜利到》（杰尼词、庄严曲）等。被日本占据达50年的台湾1949年回归祖国后，这时也创作有《台湾光复节歌》（陈波词、陈泗治曲）。
结语
中国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小而强的日本与大而弱的中国之间的搏斗。除了正确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如何发动中国广大的民众投身抗战更是战争胜负的关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不发达，教育和文化落后，国民里文盲居多，能认识乐谱的人更少，学唱歌曲多是要靠口传心授。但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里，无论是在城乡僻壤，无论是男女老幼，许多人竟然都会唱抗战歌曲，到处都回响着嘹亮的抗战歌声。八路军里当时的连排长许多也是文盲，但是他们却往往是指挥、教唱抗战歌曲的能手。当前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的有关报道里，许多当年八路军的普通战士，甚至是农民，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甚至是文盲，但是时隔60余年之后，许多人仍然能够背唱多首抗战歌曲，这显示出抗战歌曲深入的普及程度与旷日持久的魅力。
那时抗战歌曲在民众中普及的情况正如著名艺术家丰子恺所形容的：“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在荒山僻岭、水市渔村，都有人唱‘起来，起来’，‘前进，前进’。城里的老婆婆、人力车夫也唱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抗战文学作品由于受到读者的文化水平和印刷出版条件的限制，抗战戏剧由于剧本创作、演员的组成和演出场地的限制，抗战电影由于摄制成本巨大和放映条件的限制……其影响和作用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抗战歌曲有它得天独厚的巨大优势——强烈的感召力、广泛的普及性、简便易学易唱的流传方式、凡是有嗓子的人就能够唱歌。抗战歌曲成为抗战文艺中，唤起民众、教育民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最直接最有力的战斗武器。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2005年8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抗战文艺座谈会”上，音乐家以及东北抗联老战士、文学家、戏剧家、电影家、美术家……所有文化门类代表的发言里，都毫无例外、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抗战歌曲的巨大历史作用及深远影响。
抗战歌曲以其对抗日战争所做出的贡献之巨大、规模之宏大、传播范围之广泛、作品数量之众多（据统计目前所收集到的抗战歌曲已达三千余首），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它们当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所有的抗战文艺形式里，只有这首抗战名曲，唯一地成了现在的国家的象征，并被写入了宪法）；《八路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黄河大合唱》更是全球华人都经常同声高唱的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众多抗战歌曲至今仍然频现在文艺舞台上，仍然是人民群众日常音乐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歌曲所讴歌的英雄事迹，所表现的威武不屈、奋斗不息的民族精神，随着岁月的流逝仍将放射出万世不朽的璀璨光芒！
（据笔者2005年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补充整理）
注释：
[1]上海文明书局1932年版。
[2]见向延生主编《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第1卷350页的丰子恺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