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烈士张曙牺牲两周年时，在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副主席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对张曙做出了“张曙先生和聂耳同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两员猛将”的高度评价。
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新中国成立时更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等著名歌曲，反映了广大群众发自肺腑的呼声，成为时代的号角。周恩来在政治部三厅与张曙相处共事的时间，只有1938年的春天到秋天这短短的半年。周恩来为什么会那么看重张曙，而且把张曙与聂耳相提并论呢？
这是因为田汉与张曙有着十余年的交往关系。从1927年起，张曙就一直在田汉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社、左翼剧联的演出与活动，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登台参加《名优之死》等戏剧的演出，为田汉写作的《南归》等话剧作曲。张曙不仅是田汉最早发现的音乐人才，更是田汉当时在音乐方面最主要的助手。（冼星海1928年冬天也加入了南国社，但是次年夏天他就去法国留学了；1932年田汉才与聂耳相识，三年后聂耳就去世于日本。）
自五岁起张曙就在家乡安徽歙县师从民间艺人学习二胡等民族乐器，受到中国的戏曲等民族民间音乐长期的熏陶。1928年他以良好的二胡演奏技巧，考入中国当时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主考的代理院长萧友梅认为张曙的二胡已经演奏得很好，不需要再学了；他发现张曙的嗓音很好，就提议张曙改学声乐。（有人认为该院唯一的二胡教师吴伯超是张曙的老师，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推想。）
此后张曙师从俄籍斯拉诺娃及周淑安教授学习声乐，副科学习大提琴、钢琴，还选修了黄自先生的作曲课，黄自对张曙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素养非常欣赏。1930年张曙以传统的昆曲音乐为素材，创作了中国的第一部大型歌剧《王昭君》，还在演出时扮演剧中的男主角汉元帝。
含有侮辱中国人民内容的美国影片《不怕死》（由美国著名演员罗克主演），1930年在上海大光明戏院上映。南国社的领导人田汉安排张曙与留学美国归来的戏剧家洪深、电影演员金焰、作家廖沫沙，去该电影院进行宣传、声讨。当银幕上出现侮辱中国人的镜头时，洪深、张曙等人站起来，挥拳高呼抗议口号，跳上舞台号召观众抵制该片、退票退场。终于迫使美国影片公司登报道歉，全部收回拷贝，不再放映，获得胜利，这一事件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不怕死事件”。
张曙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一次与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关在同一监狱），经受了严刑拷打，在政治上愈加成熟。被田汉与父亲营救出狱后，他与聂耳都由田汉介绍于1933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此后他仍然在国立音专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张曙多次在学校组织的音乐会上演出独唱、二胡独奏、器乐合奏等节目。
在田汉领导下，张曙与任光、聂耳、安娥、吕骥等人先后组成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中国早期的革命音乐组织，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开路先锋。他们聚集在任光家聆听苏联电台短波播放的苏联歌曲，观摩放映的苏联影片，学习探索其创作经验，致力于创作中国的革命歌曲。《渔光曲》、《开矿歌》、《码头工人》、《毕业歌》等歌曲，就是他们创作的早期成果。
1934年夏天张曙应聘去长沙明德中学担任音乐教员，他把爱好音乐的学生组织成歌咏队、指挥组、作曲班，很快就把学校里的音乐生活弄得热火朝天。他还以长沙的中小学教师为骨干组织了“紫东艺社”，开展音乐、美术、戏剧等多方面的活动。组织回家乡度暑假的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在长沙举办音乐会，演出古典音乐与抗日救亡歌曲。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他们在公园教唱抗战歌曲，带领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张曙在这些活动中都显示出了杰出的组织能力与才华。
田汉1935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被押解到南京。经过友人徐悲鸿、宗白华和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张道藩出面担保，田汉被限制居住在南京保外就医，不允许从事政治活动。此后张曙两次应田汉的约请，由长沙去南京参加田汉组织的演剧活动，为田汉创作的话剧《洪水》、《械斗》、《复活》作曲并登台参加演出。
冼星海同为话剧《复活》写作的插曲《莫提起》，演出时也是由扮演波兰青年的张曙演唱的。作为国立音专的声乐高才生，此歌张曙演唱得浑厚有力，感情真挚充沛，许多观众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演出结束时冼星海也激动地握住张曙的手说：“唱得真好！我真没有想到这支歌能唱得这么感动人！”张曙还把歌词里原来的时间“1795年”，即兴地改唱成与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的“1931年‘九一八’”，后来此歌就都是这么唱了。
1938年在武汉组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该部领导抗战宣传工作的三厅由共产党负责，郭沫若担任厅长。三厅的艺术处（处长田汉）里只设立了戏剧、美术、电影科，没有音乐科，张曙、冼星海、沙梅、林路等人都是在戏剧科里负责音乐工作。
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冼星海那时已经创作了《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等著名歌曲，张曙也创作了《日落西山》、《丈夫去当兵》、《洪波曲》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歌曲。但是在发动群众、组织活动等方面，张曙具有特殊的本事。三厅在武汉领导发起组织的“抗战扩大宣传周”、“抗战献金音乐大会”、“抗战周年纪念火炬游行”等有几万甚至十几万人参加的大型活动，主要都是由张曙策划领导的。（从《冼星海全集》刊载的冼星海那时的日记可以看到，冼星海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从事创作与辅导歌咏队的演唱。）郭沫若对张曙的工作印象深刻，以至于郭沫若写作的这一时期的回忆录，也是以《洪波曲》作为书名。
张曙发表的《歌唱的声音与感情》、《怎样开展诗歌战线》等文章，认为歌唱者和作者都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刻地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和要求，歌词才能写得有血有肉，避免概念化；演唱者才能把歌曲唱得有感情、有生命。这些观点对当时和后来的音乐事业都具有指导意义。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三厅在原来民间“救亡演剧队”的基础上，组建了10支“抗敌演剧队”。这些演剧队是打着政治部的旗号，穿着国民党的军服，由国民党支付经费，持有“特别通行证”能够深入到国民党严格控制的地区与军队里开展活动，却由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宣传和执行共产党的主张的特殊文艺队伍。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这些演剧队为推进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张曙就是这些演剧队的重要组织者之一。
1938年秋末武汉将要沦陷前，三厅领导考虑人员的安排时，由于张曙在音乐方面多才多艺，除了歌唱、作曲，还会演奏多种中外乐器，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与才能，特别是张曙早就加入了党组织，经受过多年的斗争锻炼甚至牢狱的考验，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工作能力，因此他更适合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冼星海则是从法国留学归来不久，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政治思想上还需要培养、提高，以便早日解决入党的组织问题。具有创作才能的冼星海，更需要一个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1938年春天在延安成立的高等文艺学府“鲁迅艺术文学院”，这时来函聘请冼星海去该院任教。在周恩来与三厅党组织的安排下，冼星海于1938年10月奔赴了延安。
张曙随着三厅撤退到长沙、桂林，1938年12月24日日本飞机轰炸桂林时，张曙不幸遇难，终年仅30岁。三厅厅长郭沫若专程从重庆赶来桂林主持了张曙的葬礼，并一气写作了“九歌传四海，一死足千秋……”等10首挽诗。田汉半夜在长沙闻此噩耗，顿时蒙头痛哭不已。延安也隆重举行了纪念张曙的追悼会。
综上所述，周恩来与张曙虽然只在武汉三厅交往了半年的时间，但是耳闻目睹，张曙的工作表现和能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郭沫若特别是田汉的介绍与肯定，使得周恩来对张曙做出了“张曙先生和聂耳同为中国文化战线上的两员猛将”的这样高度的评价。
与张曙同时代的革命音乐家，聂耳由于致力开创中国革命音乐的新路，所作《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冼星海由于继承聂耳的事业，作有享誉世界的《黄河大合唱》等优秀作品；加上他们的战友与学生许多都是音乐界的领导人，云南和广东都很重视自己的家乡之子，并且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所以多年来对聂耳、冼星海的宣传很多。
相比之下，这些年来对在许多方面都有着杰出贡献的音乐家张曙，向后人宣传、介绍得就很不够。这次隆重纪念抗战烈士张曙100周年诞辰，终于使人们有了可以深刻了解这位杰出音乐家张曙的机缘，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原载《人民音乐》2010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