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着行李包，独自在西安街头走了好一会儿，碰到了一辆揽客的人力车，我告诉他，我想去附近的招待所。车夫说要两块钱，我也没还价，立即坐上了车，那个车夫就吭哧、吭哧地把我拉到一个很小的招待所，结果只看到一个看门人。看门人告诉我，旅馆关门歇业了，员工都回家过年去了，如果住下也可以，但不提供热水。我懵了，没有热水怎么洗脸洗脚啊！于是，再央求车夫把我拉到另一家招待所，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我彻底沮丧了。
我在西安街头转了一个多小时，硬是没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招待所。我站在灰蒙蒙、凉飕飕的街头，忽然感到自己这趟旅行是多么荒唐和冲动，一种孤苦无依的感觉涌上心头。但此刻后悔也没用，只能独自面对困境。
我茫然四顾了好一会儿，一个办法计上心来——求助《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吧，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两本杂志。还好，书摊很容易就找到了，并且很顺利地买到了这两本杂志。然后，就用书摊的公用电话给这两家杂志分别打电话。《女友》编辑部的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该杂志社当时正在分年货，根本没人有心思接电话。接着我把电话打到《当代青年》，居然有人接了。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像迷路的孩子寻找帮助一样，可怜兮兮地对接电话的那个男人说：“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平时特别喜欢看你们杂志，我现在在西安，刚下火车，但我找不到可以住的招待所了，你们能帮帮我吗？”电话里的那个男人很和气地问我在哪里，又让我站着别动，他马上派人来接我。放下电话，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半个小时后，一个小伙子坐着出租车来到书摊接我。他自我介绍叫张谋，是《当代青年》的美术编辑，他是奉王金劳主编之命来接我的。我这才知道，刚才接我电话的是该杂志主编王金劳先生。
张谋把我带到离他们杂志社不远的邮电招待所，谢天谢地，这里还营业，并且有热水。张谋把我安顿好便回去复命了。而我，坐在50元一天的招待所房间里，依然感到不真切。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感到无比的新鲜，很想出去溜达溜达，认识一下这个城市的基本面目，但是我太累了，我倒头就睡。15个小时后，我才彻底回复生机，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了。
西安人民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是从王金劳老师身上体现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当代青年》编辑部向王老师表示感谢。王老师和善地问我，为何选择这个时候来西安。我告诉他，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有假期，我千里迢迢来西安就为看兵马俑、秦始皇陵墓和大雁塔等西安著名古迹。
王老师由衷地说：“你们年轻人，就是有勇气，有闯劲，不得不佩服啊！”接着，他拿起电话，给他的一位老同学、考古队队长张占民先生打电话，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陪一个上海来的游客去一趟临潼。张占民先生在电话里一口答应，与我约定第二天上午8点车站见。我一下子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王老师和气地笑笑：“没事的，小赵，你那么老远来西安旅游，我们总该尽地主之谊啊！”
王老师问我，有没有在他们杂志上发表过作品。我不好意思地说：“我给你们投过稿，但没发。”王老师哈哈大笑：“那你以后直接寄给我，我交代编辑认真对待你的稿件。”
中午，王老师和几位编辑带着我在他们的食堂吃了午餐。西安人的友好热情，在我的心里扎了根。下午，我离开了《当代青年》编辑部，独自去爬大雁塔。
那天的天气十分恶劣，天空是大雪降临前的深铅色，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好像要将躲在深闺、不愿落入凡间的雪花姑娘们驱赶出门一样。阴沉的天气，一个人的旅程，当我独自在略感阴森的大雁塔内、沿着螺旋形楼梯向上攀登时，还是感到一阵莫名的孤独和惧怕。据说西安是个阴气极重的城市，城市的地下到处埋有几千年前的骸骨，每当一阵阴风从塔内盘旋呼啸而过，我便不由自主地感到浑身汗毛倒竖，我甚至胡思乱想：这会不会是哪个唐朝鬼在幸灾乐祸地跳舞？
在我爬到第五层的时候，碰到了一对自上而下的情侣，他们手牵手，说说笑笑，和我擦肩而过。他们下去了，整座塔内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人，塔内只传来我一个人的脚步回声。偌大的大雁塔内，似乎连一个管理员都没有。终于，我一口气爬上了七层高的大雁塔，站在最高层凭栏远眺，西安城尽收眼底。这时候，星星点点的雪花开始从暗铅色的天空飘扬下来，先是头皮屑一样的细碎，接着越来越丰满，越来越密集。我在塔上休息了一会儿就，便开始往下走。
这时，怪异的事情发生了——我每下一级台阶，右腿弯处便痛得无法弯曲，像有一根错位的骨头戳进了皮肉，那种疼痛从未有过，而且突如其来。我不得不怀疑，这是否塔内盘旋的“妖风”所致。一想到这些，我更加急迫地想要离开这个这里。我只好像一个老妪那样，一手扶着栏杆，然后僵直着右脚，一级级地往下挪。在半途，遇到三个往上爬的学生，他们见我表情痛苦、姿势古怪地往下挪着，便好心地问我：“你的腿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我上来的时候是好好的，下去的时候会然就变成这样了，可能是中邪了。”我开玩笑似的说。他们嘻嘻笑着：“难道有鬼吗？我们上去捉它。”说着，他们你追我赶地跑了上去。
好不容易捱到塔下，我一屁股瘫坐在塔外的台阶上，此时的雪花已如天女散花般洋洋洒洒，我开始担心，怎么才能回到旅馆。可我没想到的是，我的担心竟然完全多余——休息几分钟后，我一站起来，竟然发现右腿健康如初，行走自如！我撒腿就跑，没有一点疼痛之感，仿佛刚才从塔上下来的不是同一个人！这个怪异现象让我一阵阵头皮发麻，我逃也似的离开了大雁塔，走了老远，还频频回头张望。不是留恋，而是恐惧。至今，我都无法解释这次诡异的腿痛经历。
想到第二天就要去临潼看兵马俑，我兴奋得一夜没睡好。可是，这天夜里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一夜积雪已经淹没了道路，天地一片苍茫。我依约赶往火车站，张占民老师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之后，我们坐上了开往临潼的客车。临潼距离西安三十公里。但雪天路滑，客车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临潼。张占民老师十分开朗，一路上不停地给我讲西安的典故，兵马俑被发现的过程等等。我一次次被他的叙述打动，不仅是对那些名胜古迹的敬仰，更是对他个人的崇敬与感激。
那天的雪真大啊！整个秦始皇陵墓一片雪白，远看像个圆圆的山坡，坡上比较平坦，如果不是张老师介绍，如果是我一个人来，我一定不会对这个圆圆的土坡感兴趣。想到当时我就站在秦始皇的墓宫之上，不禁有点害怕，又有点新奇。整个陵区只有我和张老师两个人，整个白雪皑皑的山坡上只有我们两双足印。我坐在雪地上，请张老师用我的傻瓜相机帮我拍了几张照片。我带着白色绒线帽子和白绒线围巾，穿着一件自己设计、亲手缝制的黑呢披风，就那样意气风发地站在秦始皇陵墓的雪地上，振臂雀跃，欢欣无比。
从秦始皇陵墓下来之后，我们便了兵马俑馆。在进馆的一刹那，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被兵马俑那庞大的气势和队列震慑住了！他们那么肃穆，那么威严，那么高贵又那么朴实，那么威风凛凛，又那么宁静安详。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是被那种声势浩大的气势所压迫着，被那无言的壮美所感染着，被那夺人心魄的眼睛和庄严的神态迷惑着……
我久久地站在坑边，望着这群肃穆的武士，不由泪湿眼眶。无论历史走得多么久远，总有一些痕迹可以让我们回望那个时代，让我们沉湎其中，无法自拔。这就是历史的神秘力量吧！
从临潼回到西安之后，张占民老师送了几本由他撰写的关于兵马俑的书给我，而我，除了一遍遍地说着感谢之外，竟无语凝咽。至今，考古学家张占民老师，依然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之中。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从临潼回来的当天晚上，王金劳老师居然提着一袋苹果送到我的招待所，他说他第二天就要和家人一起回宝鸡老家过年了，他很为自己没有时间陪我游一游西安感到抱歉。我的感动难以表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乡下姑娘，与西安人民素昧平生，但是，我却在这里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这是上天的眷顾，还是我太幸运？
之后两天，我去爬了西安的古城墙，著名的碑林自然也不能不去的。期间，我还去了《女友》编辑部。本来，我想找个叫易虹的编辑的。因为她当时在《女友》上主持着一个类似“老照片的故事”的栏目，我给她寄过一张我唯一的砸石头的照片，还写了照片背后的故事，但她既没刊登，也没退还我的照片，令我一直耿耿于怀。没想到，我找到《女友》编辑部的时候，他们说易虹已经出国了。令我十分失望。那张珍贵的砸石头照片便从此失去，令我惋惜无比。
在《女友》编辑部，我认识了当时号称“文坛四大白马王子”之一的周德东。从一些他写的文章中，我知道他也仅仅读到初中毕业，老家在东北，从小是个放羊的孩子，后来，他自学成材，凭着自己优美绝伦的文笔征服了文坛。他在文坛上的成功，正是我要学习的榜样。我和周德东的友谊也保持至今。
本来，我准备腊月二十九回上海，可我又一次犯了一个无知的错误——我没有买往返票，等我去车站买票时，得知回程车票已经卖到了大年初四，而且票都在黄牛手里，每张卧铺票已经炒到400多元。我连续两天去火车站等退票，都无果而归。但是，我不得不再次相信我的好运，就在腊月二十八那天下午，我居然等到了一个妇女的退票。当那个妇女拿着去上海的卧铺票喊着要退时，她的身边瞬间围满黄牛，有人出300，有人出400要买她的退票。我也挤进去，大叫：“大姐，求你把票卖给我吧，我要回上海过年……”这个妇女看看身边那些五大三粗的黄牛，然后一把推开他们，把这张标价175元的卧铺票原价卖给了我。我简直要乐疯了！付钱之后，那个妇女便走了。这时，有个黄牛提醒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会不会是假票啊！”我一愣，天！如果是假票，我就霉死了！我赶紧拿着票挤进柜台，问售票员这票的真假。谢天谢地，票是真的！
终于，我又平安地回到了上海。
现在，我如此详细地描述这段西安之旅，不仅是对王金劳老师、张占民老师以及更多热心的西安人表示感谢，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这次独自远行也让我更加相信：无论身在何处，善良会回报善良；无论怎样的意外或困境，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当你在一个环境中感到窒息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旅行。
在以后的很多日子里，每当我感到窒息，我就独自远行，去远方吐故纳新。当然，这也需要足够的勇气。
63
时间悄然滑过了1996年的门槛。电脑、网络、E-mail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各种文化补习班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街头巷尾挂起了牌子。我也渐渐惶惑不安起来：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当然这和自己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有关。如不赶紧充实自己，也许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我经常和川讨论这个话题，我们都对未来深感忧虑。此时，下岗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听说他们单位也正在考虑裁员，他们那批农转非的幸运儿，此刻个个人心惶惶，川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多年的“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早已在他们身上种下了可悲的恶果——他们这批农村孩子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跟不上改革形势的需要，也没有后台，如果下岗，他们将首当其冲。
那时候，由于工作需要，川经过专业培训，拿到了电工中级证书。但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再多学点其他知识，可他除了对健美一往情深，对其他事情都不感兴趣。他的最坏打算是：大不了去街头修自行车。
可我是个不安于现状、也不允许自己落后的人，我想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我打听到复旦大学设立了“新闻专业”的成人自考夜校，立即去报了名，然后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齐，花了200多块钱，却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家，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川说：“你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课程，能跟上吗？”我也知道困难重重，但我还是想试试看。
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听课，我的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一下班，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从单位食堂买来的馒头。复旦大学在上海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后，再坐车回家，往往已经11点多。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还要见缝插针地抓紧时间背书。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