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妹妹结婚后似乎并没有找到她想要的幸福。主要是因为贫穷。妹妹在怀孕中便和婆家分了家，只分到了两间平房，还背负了因结婚而欠下的数千元债务。妹夫当时是村里（如今是镇上）的电工，每月可拿一百多元工资，妹妹在家种三四亩地。因生下孩子后没有好好坐月子，妹妹落下了腰痛的毛病。
每年5月插秧的季节，就是妹妹炼狱般的日子。每天在地里拔秧、插秧，手指都在泥水里泡肿了，腿上和脚丫子里每天都会有几条蚂蟥叮在上面吸血……秧苗插下之后，还要经常打水、拔草、施肥。待到稻子成熟后，就得挥着镰刀去收割，接着在打稻机上打下稻谷，然后再一担担挑回自家门口的场地上晒干。妹妹家虽然只有三四亩地，却分成了两块，一块地离家较近，另一块地却在一里路开外。我不知道，当体弱纤瘦的妹妹，挑着沉重的稻谷走在细长弯曲的田埂上，她是否后悔过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的选择？
下半年，地里一般会种油菜。从翻地、施肥、打坑、撒籽、盖灰，一个程序都不能少。当菜苗长大一些时，还要到地里去除草，一整天躬背弯腰，挥着锄头在地里劳作。直到来年四月，菜籽成熟后，又得像割稻那样收割起来，再一捆捆挑到场地上，接着开始打场。每天千百次地抡着一种竹制的专门打菜籽的农具，将菜籽从已经干透的壳里打出来，接着扬场，将菜籽和壳子区分开。收获的菜籽可以去换菜油，也可以卖掉。
小外甥断奶之后，为了偿还结婚时欠下的债务，妹妹在芜湖市一家专业制造宗教佛器的铸造厂找到了一份焊接和刷油漆的苦活儿。夏天，铁皮厂房里高达摄氏五十多度，加上焊接时产生的温度，比烤箱还闷热。有一年中秋节我回家，下火车后直接去了妹妹上班的工厂，准备等她下班后一起回家。
我看到妹妹头戴草帽，正在厂房外的树荫下给一尊佛像刷金漆。只见她的皮肤晒得黝黑，比在上海时更加黑瘦，汗水浸湿了她的衬衫，袖套上油漆斑斑，汗水顺着她鬓角的头发丝一滴滴往下淌。这一刻，我只觉一股酸楚直冲鼻腔。我对妹妹说，这活儿太苦了，还是别干了吧！妹妹用袖套擦擦汗，一边刷漆一边说：“刚开始不习惯，现在习惯了感觉还行。反正每天就干8小时，多劳多得，现在能找到这样的活儿已经很不错了。干得好的话，一个月可以拿四五百块呢。”就是这份让我感觉“简直不是人干的”苦活儿，妹妹整整坚持了两年，直到还掉全部债务。
之后，妹妹又到一家被单厂打过工。那家所谓的被单厂，其实是在一个巷子里支起几台缝纫机，给一些小旅馆加工粗劣的被套和枕套之类。那是冬天，常见的北风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妹妹和几个女工就坐在巷子里“呼呼”地踩缝纫机，手指头冻僵了，都捏不住布头，鼻尖冻红了，鼻涕不知不觉就挂了下来。即使穿着再厚的棉袄，感觉前胸后背都被北风穿透了，妹妹的腰痛也被吹复发了。后来，在我一再的“健康比金钱更重要”的劝解下，妹妹才终于“打道回府”。
父母六十五岁之后，我就和妹妹达成了一个“协议”：父母将不再种地，她负责提供口粮给父母，我负责给父母生活费，那时每月200元，这个数字后来也随着我的经济好转而逐年递增。
从那时起，父母成了村里最惬意的老人。他们不会像其他农村老人那样，无论年纪多大，只要还能走动，就给几个儿子家轮流干农活、轮流干家务、轮流接受媳妇的责骂。我的父母平时除了照顾一下小外甥，就是去村里的麻将室搓搓小麻将。他们的晚年生活，平缓而充实。
这个时候，曾经咒骂过我继父是“孤老”的大妈已经瘫痪在床，每个月轮流在两个儿子家住，同时还要忍受两个儿子因“月大月小、在谁家多住一天、谁家少住了一天”发生的争吵。她的大儿子已经成家，小儿子因游手好闲而一直未婚。大伯也因患喷门癌已经去世。曾经从我和我母亲头上揪下一缕缕头发的堂姐小美，年届三十时方才嫁给本村一个家境极为贫困的男人，婚后生了一个有智障的男孩。村妇女主任曾善意地建议她带孩子去医院治疗，同时也可以申请生第二胎，她却将妇女主任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儿子又不傻，我干嘛要带他去医院？你让我生第二胎我就生啊？你帮我养？”之后，谁也不敢提她的儿子有病，致使这个可怜的孩子错过了最佳治疗期。等他学会走路时，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村里的小路上手舞足蹈、歪眼斜嘴、跌跌撞撞地奔走，不时摔得鼻青脸肿，继而鬼哭狼嚎。
妹妹偶尔写信告诉我村里的一些人和事，她说，大伯家的遭遇就是报应，谁让他们当年那么欺负我们家。我不敢说这是报应，但我相信，冥冥中，自有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左右着人的命运。而我似乎该感谢那些备受欺凌的日子，感谢从我头上揪下头发、感谢用石头砸我、感谢把我当蚂蚁一样踩在脚底的人，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样被践踏的日子，我怎会有“出人头地”的强烈之念？
我常对妹妹说，从我们童年的那种阴影环境里走出来，我们没有心理变态，没有仇恨社会，没有自暴自弃，还懂得感恩，还有上进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我坚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开垦，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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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至1997年，是我的命运柳暗花明的转型期，却也是我在上海打工的8年多时间里，心理压力最大、身心最疲惫的时期。我的压力全都来自于工作，每天进入厂门，都要深吸一口气，同时暗自祈祷：不要出错，不要出错。那时，也是我们厂——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效益最好的时候，流水线上的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也做不完接踵而至的订单，只好外发给其他服装厂加工。鼎盛时期，我们公司发展了十多个外发厂，有的外发厂甚至远到江苏太仓。作为技术员，我也必须经常出差，披星戴月地去外发厂检查质量，指点工艺。
工作辛苦我不介意。人生就好比爬山，只要有一点上进之心的人，都不会甘心永远站在山脚下，仰望别人的屁股。如果自己想要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境界，就必须付出相应的攀登之苦。我介意的是，我尽心尽力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同样是技术员，同样的工作量（我的工作量有时甚至更大，因为我负责的客户几乎承担了厂里三分之一的订单量），但我的收入只有上海同事的三分之二左右。那时，技术科科长每月可以拿到1200元左右，另一位上海技术员拿到1000多元，而我只有700多元。
我知道我应该感谢领导对我的知遇之恩，感谢他们将我从流水线上拯救出来，感谢他们给了我“出人头地”的机会。我不应该计较得失，应该任劳任怨，以实际行动回报工厂。但我心里始终感到很堵——在现实生活面前，信仰有时十分苍白。
实际上，这样的不平等待遇在厂里比比皆是，并非我一个人。裁剪车间的小彭就因为待遇不公，和车间主任大吵一架后辞了职，然后在月浦镇租了个门面，和他妻子一起开了一家服装店，丈夫裁剪，妻子缝纫，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几乎每个月，厂里都有人辞工跳槽，另觅高就。
私下里，我和一些谈得来的外来妹也会经常聚在一起，抱怨厂里“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现象，大家都很愤愤不平，但又无可奈何。好友小琼鼓励我说：“你完全可以去向厂长提要求，凭什么你干的多，却得到的少？如果你是上海人，他们敢这样对你吗？他们就是把我们外来妹不当人。”她还说了一句顺口溜：“我们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挣得比上海人少，这太不公平了！”
一次，我终于鼓足勇气，“不知天高地厚”地来到厂长办公室，向汪厂长要求提高待遇。那时的我太天真了，不懂得向领导提要求是职场大忌，更不懂得怎样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就那样“理直气壮”地向厂长提要求：“厂长，我来厂里都六七年了，技术员也做了两三年，但工资待遇一直没提高……”
厂长还没等我说完，就笑眯眯地打断了我：“小赵啊，人要懂得知足啊，你看看那些车间里的工人，哪个不想坐办公室，我们给他们机会吗？我们把机会给了你，你要懂得珍惜啊！不要动不动就提待遇，想想看，你比那些工人不知幸运了多少倍，不要翅膀硬了就想飞，要看看自己的起点在哪里，再和现在比一比，是不是该知足……厂里每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我们都看在眼里，该提高待遇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
在厂长“和颜悦色”的训导中，我满脸愧色，无地自容——觉得自己真的像个喂不饱的“白眼狼”，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我唯唯诺诺地退出了厂长室，一出门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一次成功的自取其辱。
之后，厂长在一次开中层干部会时，没有点名地批评了“某些人不安于现状，工作成绩一般，却想提高待遇”的现象，我坐在厂长斜对面的桌边，眼睛盯着面前的笔记本，手中的笔无意识地在笔记本上画着圆圈，一圈又一圈，像我乱麻一样的心情。
回到家里，压抑的心情并没有改善多少，因为没有人帮我分担烦恼。我和川只有晚上十点后才能见面（他下班后就要去大柏树的健身房练健美），早上起床后就各奔东西。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他也不能理解我工作上的压力和厂里人际关系的复杂。有好几次，我想到附近的城市旅游散心，但他总是心疼钱，舍不得把辛苦挣来的钱花在满足眼睛暂时的愉悦上。我说服不了他，只能生闷气。每天下班回家后，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写作上。我和川的话题，也越来越少。
1996年春节来临之际，实在压抑至极的我，做出了一个奢侈的决定——去西安一趟，去看看我一直梦寐以求一见的神秘的兵马俑和大雁塔，还有平时一直靠书信联络、但从来都无缘得见的《女友》和《当代青年》杂志的编辑们。本来我希望川和我同行的，但他既不想中断练健美，也不舍得花钱。我一气之下，决定独自出行。这也是我特立独行的性格使然。
那时出门没经验，春节将至，车票极其紧张。在上海火车站排了好久的队，我只买到一张去西安的站票。也就意味着，我要在火车上整整站25个小时去西安了！但我全身心都被即将见到兵马俑和自己崇拜以久的编辑们的兴奋笼罩着，并不觉得这是个无比恐怖的旅行。
那时我即将跨入26岁的门槛，总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祭奠自己飞速逝去的青春岁月，来庆贺并不值得庆贺的生日来临。
上火车那天，那情景真是恐怖至极！人潮如涌，窗户里到处是人的脑袋或屁股，正使劲往车上钻，哭爹喊娘的嘈杂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挤脱了一层皮才上了火车。车上的人像逃难似的，大包小包，人山人海，挤得鬼哭狼嚎，七窍冒烟。个子矮小的人，几乎脚都够不着地了。火车开动之后，躁动的人群才稍微平静了一点，站的站着，坐的坐着，任由火车带着我们向着西部奔去。
这是一趟让我至今难忘的旅行，从此也拉开了我在此后的人生中，将长久地踽踽独行的序幕。
在火车上，我认识了两个在上海体育学院上学的西安籍大学生，一个练击剑，一个练田径。他们和我一样买的站票。我们都站在靠走道的地方，然后开始聊天。当他们得知我是一个人去西安看兵马俑时，不约而同露出了诧异的眼神。“击剑”说：“现在的西安天寒地冻，连个游客的影子都没有，我估计有很多旅游景点都关门了，你居然现在去西安旅游？你太勇敢了，我太佩服你了！”一瞬间，我去看兵马俑的热情被他的口气吹凉了不少，我哪里知道什么时候去看兵马俑是最佳时机呢！我只有春节前放假那几天才有空啊，并且也只有这个时候才有一点积蓄。我有点沮丧了。上车之前还一腔激情，现在已经有点忐忑不安。怎么办呢，已经上车了，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吧！
那个练田径的大学生头脑十分灵活，不知用什么办法，居然找列车员要来了两只小马扎，于是，我们三个人轮流坐着休息，虽然头挨着别人的屁股，但感觉依然幸福极了。我把煮着在路上吃的鸡蛋拿出来分给他俩吃，他俩不客气地吃了。吃完我的鸡蛋，再吃他俩带的蛋糕。他俩还告诉我，他们平时在五角场的肯德基里勤工俭学，以后我有空，可去那里，他们请我吃肯德基。我满口答应。10块钱一只的肯德基辣鸡腿汉堡我早就垂涎欲滴了，但从来没舍得吃过。
25个小时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但我已经头昏脑胀，整个人好像虚脱了一样，胃里只装着两只鸡蛋和半个面包，一天一夜没合眼。因为厕所被旅客霸占着，水也没敢喝，厕所也没上。那真是一趟狼狈不堪、刻骨铭心的旅行。当我下车的时候，已经彻底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只记得腿脚发软，头脑发晕，目光呆滞，神志不清。那两个西安大学生居然也没法指点我住哪个招待所，他们只告诉我，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张西安地图，然后往地图中间走，那里一定有吃有住的地方，准没错。然后，他们就扛着自己的行李走了，我茫然地站在西安火车站的广场上，冷风瑟瑟，晕头转向。西安的天灰蒙蒙的，道路狭窄，根本没有想象中的气派和神秘。我有种上当的感觉，但又说不清谁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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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孤独的西安之旅，不仅锻炼了我独自探索陌生环境的能力，也让我见识到了西安人的善良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