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考试，因为没把握，我先报考了两门课，没想到《新闻概述》我只考了63分，勉强通过。还有一门课只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差一分都不帮你。”我心里也很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我依然信心十足。
1996年夏季的一天，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直播节目。她是从《新民晚报》的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我的故事的。可我从来没有做过直播节目，怕自己紧张，言不达意，影响节目质量，因此犹豫不决。但陆老师不断鼓励我，说主持人会引导我，与我对话，我只需一问一答，不会有问题，我这才斗胆去了。
于是，我硬着头皮去电台做了一期《海纳百川》的直播节目，没想到，这期节目做得非常成功。半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内，导播间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节目结束后，陆兰亭老师笑着告诉我：“小赵，今天打来的电话特别多，很多电话都没能接进去。你的经历在上海三百多万的打工族里，太有典型意义了。刚才，我们电台的老总听了你的直播，特意打电话给我，让我邀请你做我们节目的特邀嘉宾，每周日上午来做一次节目，好吗？”这真是个意外惊喜。我一口答应。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通过电波，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如：河南的张旭贵、申明坤，江苏的毛毛、王健、吴良安，四川的陈静梅，安徽的张振等人。我的视界骤然开阔。这批打工族里，也不乏佼佼者。
其中，在宝钢冶金建设公司上班的申明坤是《新民晚报》的特约通讯员，名字经常在《新民晚报》上出现；吴良安是一位书法爱好者，曾获得过很多书法奖项，后来自己在上海创办了一所书法学校；陈静梅喜欢做生意，之后成了百万富姐；踏实肯干的王剑靠打工起家，后来在上海成立了一家花木园艺公司，生意十分红火，如今身价千万；张旭贵成了宝钢进冶金建设公司的建设尖兵，劳动模范；做玻璃工艺品设计的聋哑女孩洪泽成了上海市的残疾人明星代表，作品远销国外，多次受到过国家领导人接见……他们每个人的成功，都印证了爱迪生的那句话：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不过，打工族也是良莠不齐。至今我仍刻骨铭心地记得我被安徽老乡张振骗去2000元钱的事情。我和张振（又名张厚余）是在上海市闵行区群艺馆结识。当时，群艺馆馆长张老师办了一份《打工者之家》的报纸，每月一期，专门刊登一些打工族写的诗歌、散文、小说或摄影等，我也在上面发表过文章。张老师还在群艺馆不定期举办文学讲座活动，我在一次文友聚会时认识了张振。张振家在安徽金寨县，由于是安徽老乡，我们一见如故。张振一再邀请我去他的公司玩，说可以唱免费的卡拉OK，但我因对卡拉OK不感兴趣，所以从来没去过。
有天下午，张振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公司当晚有活动，邀请了很多嘉宾，非常热闹，他也邀请了张旭贵和申明坤等人，希望我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实在推辞不过，我和同住月浦镇的张旭贵、申明坤约好，下班后一起去了张振的公司。
谁知道，这个所谓的某电子公司，其实是个传销魔窟。可我那时根本没有接触过传销，也不知道此为何物。张振见我们来到，一边殷勤地给我们倒茶，一边将我们介绍给他的主任认识，还让我们在一个本子上签名。之后，我们就被带到一个密封的大房间，里面已经聚集了几十人，台上有人在讲着什么。房间里空气混浊，灯光昏暗，我硬着头皮在房间里站了一个多小时，渐渐感到头晕发胀，凭感觉，我知道偏头痛又要发作了。我想离开，但发现门被锁住了。
好不容易捱到讲课结束，我什么也没听进去，耳朵里“嗡嗡”作响，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大房间，我马上就想回家。张振却满脸堆笑，鼓动我们三人买一台他们公司的产品——一种类似于卡拉OK机的产品，它当时有个洋名，我没记住。张旭贵问多少钱？“这是高科技产品，刚从国外进口到中国，原价一万多，现在买可以打折，才9800元。”张振轻描淡写地说，“如果你们购买了这个产品，就成了我们公司的会员，以后，如果你们再介绍其他人来购买此产品，每台机器你们可以拿到百分之十的提成。想想看，如果你一个月介绍5个人买了这台机器，每台就可以拿980元提成，980乘以5，一个月就是4900元，比你们的上班收入强多了吧……”
可我们三人依旧没有购买的意思。申明坤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根本没带这么多钱，存款也没这么多，这么贵的东西，我们买不起。”张振无奈地看看我们，想了想，又提出一个建议：“那这样吧，要不你们先付几百块订金，以后再分期付款，怎么样？”可我们三人依旧摇头。
一直磨到夜里11点，我们才得以脱身。一出门，张旭贵就对我说：“这个公司绝对不走正道，以后最好也不要跟张振来往了。”我和申明坤使劲点头。
又一个周日下午，我从电台做完节目后，直接去了闵行群艺馆，参加下午的一个文友聚会。这次，我又碰到了张振。他看到我，就将我叫到一边，吞吞吐吐地说：“赵美萍，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先自己买一台公司的机器，算自己的业绩，不然我就被炒鱿鱼了。如果熬过了这个月，我就是正式员工了，就有底薪拿……我本来想向家里要点钱的，但我爸爸又得了癌症，我想赶紧多挣点钱，给我爸爸治病，所以我才这么着急……”说着说着，他低下脑袋，差点都要哭了。
我吃惊极了，没想到他遇到这么大的不幸，家里再穷不要紧，可怕的是有病。不是有人说过吗——没什么，不能没钱；有什么，不能有病。想当年，我母亲生病的时候也因没钱治病，而饱受病痛折磨。可我也没那么多钱借给张振，最后我答应借给他3000元，他答应三个月后还给我。“那时候，我应该会晋级到主任了，光底薪就有1500元。”他说。
回家后，我和川商量借钱给张振的事情，但我没说他是为了买机器，而是说他借钱给父亲治病，川没有异议，将存折拿给了我。取出3000元后，我们的存折上只剩下三位数了。下一次我再去闵行时，将3000元钱直接送到了张振和他未婚妻的租房。张振的未婚妻让他给我打一张欠条，我傻乎乎地说：“我们是老乡，干嘛还打欠条啊！我相信你们。”张振也没有坚持要打欠条。我没想到，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就这么有去无回。
直到一年后，我因参加《知音》杂志社的笔会，要去新马泰旅游，需要钱用，可我几次找张振要钱，他都一直躲着我。无奈之下，我去找他的未婚妻小王要钱。小王也很无奈，说她一定会敦促张振尽快还钱。在我锲而不舍的“追债”下，张振最后还给了我1000元钱。而剩下的2000元，再也没能要回来。张振后来离开了那家公司，停了呼机，也不再去闵行群艺馆参加文友聚会，原来的租房也人去楼空，仿佛从上海蒸发了一样。很久后，我听一个文友说，张振回了老家安徽金寨县，在天堂寨景区承包了一个饭店，至于结果，我至今不得而知。
如果说，骗人者可恨可恶，而被骗者则可悲了。张振的骗术并不高明，他只是利用了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已。更可悲的是，我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还继续被骗过。每一次被骗钱，都是别人说家中有人患病，急需筹钱救命。因为只有这个理由，最能打动我。借钱和骗钱本是两回事，但欠钱不还和骗子又有多大区别呢？
我不知道张振（张厚余）如今在哪里高就，也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欠我2000元钱。但我相信，即使他现在过得丰衣足食，飞黄腾达，在他心里，始终装着一笔沉甸甸的良心债——如果他还有良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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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我，宛如一只等待破茧的蝶——拼命想挣脱当前的混沌状态，破茧而出，呼吸新的空气，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这和我去读夜校、去电台做节目、认识了更多优秀的打工朋友有关，我更加不安于现状。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我还有潜力可挖，但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机会，释放自己的潜力。
我经常疲倦地对川说，服装厂的工作我已经干厌了，第一是压力大，第二是环境压抑，人际关系复杂，我想换个工作。“你现在做得好好的，换个工作不一定会有现在的好吧？再说找份好工作也不容易。”他不太赞同我跳槽，担心我还没找到“马”，却丢了这匹“驴”。可他哪里理解我在厂里的感受。每一年，技术科的上海同事都会涨工资，到1996年底，科长每月可以拿到1500多元了，另一个上海同事也拿到1200多元了，我的工资依然是700元左右。事实上，几乎所有订单都是我和另一个上海同事负责，科长生孩子之前的客户全由我接手，她休完产假上班后，只是帮我们把把技术关而已。我无法做到心理平衡——透过“同工不同酬”现象，我看到的是人格和尊严的被轻视。
这一年，我已经26岁，川已经29岁。话说三十而立，此时他却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下岗危机，而我竟要打破现在端得稳稳的饭碗，这让他感到不可理喻，我们时时因此发生争执。我们像两匹固执的马，拉着名为“家”的马车，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前，既不能并驾齐驱，又不能背道而驰。
“我们还是拿结婚证吧。”有一天，他主动提起了这件事，“毕竟我们年龄不小了，该成家了。我妈每次写信来，都催问我们什么时候拿结婚证。”
关于结婚，几乎是我们之间长期忽略的话题，或者说，是刻意忽略了它。6年同居，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已尝遍，一纸婚书对我们来说似乎可有可无。可是，在我们对未来生活把握不定的时候，在我们对人生感到彷徨的时候，在我们的感情落入低潮的时候，成立一个家，就好似在我们的脚上拴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结婚证，有时候起的就是一块石头的作用。
虽然当时的我已经预感到，我们已经退潮的感情即使被绑上了石头，也许有朝一日仍然逃不脱漂走的命运，但是，我仍然无法拒绝这块石头。再有，我们各自的背后，还有两块更沉的石头——家人。即使什么也不为，仅仅为了双方家人的安心，也该自缚石头。
1996年12月26日，我们在上海宝山区民政局拿了结婚证。由于我的户口还在老家安徽芜湖，我的未婚证明是由妹夫从村委会开了给我寄来的，荒唐的是，我家还因此被村委会罚了500元。被罚款的理由是：我前年已在老家举行过结婚仪式，现在才领结婚证，属于未婚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真让人哭笑不得。
拿了结婚证，我的脚上被拴上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川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但我并没有因此丢弃改变现状的念头。
1997年，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跳槽了。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一定存有因果之说。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曾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靠书信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不停地在信中鼓励鞭策我。后来，沈刚离开《萌芽》，去了解放日报集团旗下的《上海小说》做编辑，并编辑发表了我的一篇中篇小说《走向深渊》，他对我十分赏识。他曾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也正是他的建议，让我坚定了要跳槽的决心。沈刚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或者业务员。“小赵，你早该出来了，月浦镇是个小地方，那里会扼杀你写作的天分。不管怎样，广告公司多少和文化沾边，这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你考虑好之后，给我打电话。”沈刚推心置腹地对我说。
我回家和川说起此事，他有些犹豫，担心我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虽说服装公司的工作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你毕竟驾轻就熟啊，万一你在广告公司干不好，怎么办？那时候你就无法回头了。再说，你以后要去市里上班，每天来回要花三四个小时坐车，会很辛苦……”川的劝说不无道理，也许，内心里，他更担心我会带着“石头”飞走，但我还是坚持跳槽。早在我17岁时，我就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抄写下一行字——“人生能有几回搏”，现在新的机会来了，我决定搏击一次。
1997年5月，我和服装厂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在此之前，我给沈刚打了个电话，我对他说：“沈老师，我考虑好了，决定从服装厂辞职了，麻烦你给我引荐到那家广告公司吧。”沈老师爽朗地说：“没关系的，那家公司的老板是我很好的朋友，你随时都可以去，你哪天有空，先到我编辑部来，我再带你去他们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