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多少有些释然。是客户错在先的。我没想到，石川先生还是冲我发起火来，这个平时一脸慈祥的老头此刻脸红脖子粗地冲我叫着：“即使客户有错，你也该看得出来的。难道你没仔细看图纸？你在布置生产之前，应该及时地发现客户的错误，并且反映出来，这样，客户也会有更改的机会。但你将错就错，导致现在120—130号码的童装在日本卖不出去，就因为纽扣间距太开。客户也是人，不会没有一点错，你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应该处处把关！否则要技术员做什么？……”
我从来没见石川先生发这么大的火。委屈、沮丧、害怕像一道道绳索将我越缠越紧。我低着头，满面通红，眼泪在眼眶里转来转去。三面透明玻璃窗的技术科外面游移着各种目光。我知道，那些目光里包裹着无数的幸灾乐祸。
我嗫嚅着对石川先生说：“对不起，我没注意。我当时只看了前面两个尺寸，又核对了一下辅料，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安排生产的，没想到……”汪厂长厉声地打断我：“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如果多说几句‘对不起’，就能让客户不索赔的话，我宁愿说一百遍！”
我无地自容。恨不能立即夺路而逃。空前的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像要把我逼进深渊里去。如果客户要求索赔，我就成了全厂的罪人了。我的眼泪已经没出息地掉落下来，在我面前的水泥地上溅出小小的湿痕。一滴又一滴。
“哭有什么用？你给我想办法弥补损失吧！”说罢，厂长拂袖而去。
石川先生翻了一会资料和图纸，然后将这些可恶的东西全带走了。门被他们带上的一刹那，浑身发软的我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我将头埋在臂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我哭，是因为害怕和自责。一心发誓不能出任何问题的我，怎么就会如此粗心呢？我恨死了自己的粗心！如果我能及时发现客户的错误，如果我能防患于未燃，如果我不是技术员……可现在再多的如果都没有用。
等他们都走了，陈姐这才揽过我的肩膀安慰我：“别太难过了，谁不会有错啊，以前技术科还出现过你这更严重的错误呢，最后还不是被摆平了。再说，这也不能全怪你，换了谁，都不会注意的。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多注意就是了……”话虽如此，我依然不能原谅自己犯的错。
那一天，我没吃一口饭。一是没心情，二是对自己做个小小的惩罚。忐忑不安的心一直沉在深渊里。那天回家后，我饭也没吃，直接躺在了床上，头痛欲裂，吃了两颗百服宁也没用。
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上班，一看到公司的大门，就感到一股压力扑面而来。不知道今天会面对什么情况，不知道石川先生和日本客户交涉得如何了，不知道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曾有算命的说我命中有贵人相助。不知道石川算不算我命中的贵人。第二天上班时，钱先生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日本客户决定不索赔了。一切都是石川先生的功劳。是他和客户据理力争，阐明由于对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纽扣数目都不对，才导致错误产生的。我方只是没有尽到核查的责任，而对方该负主要责任。
日本人有时还是比较谦和的。对方意识到自己错在先，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还向我公司发来传真道歉。
一切雨过天晴。
经此波折，我更加小心翼翼起来，每接一批新单，都是先把图纸和资料对照一遍，再把面料和辅料都仔细地检查两遍。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我不允许自己同样的错误犯第二次。这就是我倔强的个性。每当一个单子交货后半个月内，我都一直提心吊胆，担心有类似“纽扣事件”的事故再次发生。半个月过后，我才会渐渐放下心来。
有一次，日本客户又因为一枚约两毫米的针头断在一件童装的衣领处而向我们厂提出了约10万人民币的索赔。其实，在每批货包装整烫之前，每件服装都会经过验针机检验，如发现断针，验针机就会发出警报，但不知为何还是遗漏了这枚小小的针头。虽然这件事故应由质检科和包装车间负责，但我还是心有余悸，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更加小心翼翼。每天踏进服装厂大门，心里就开始祈祷：但愿今天一切顺利！
58
自从“纽扣事件”发生之后，我的心里始终存着一块羞耻的阴影。几个月后，终于有一个机会，让我多少挽回了一点做技术员的尊严。
这一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这种单子我曾接过，也算驾轻就熟了。
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出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子生产，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也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订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子生产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剪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
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
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地，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不再低头缩脑，不再感觉自卑，似乎还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谢天谢地，总算在这个排外的城市里站稳脚跟了。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在厂里，最欣赏我的人就是二把手潘厂长和石川先生。石川先生喜欢给人看手相。有一次，他心血来潮，到技术科给我们几个人看手相。在给我看过手相后，他通过钱翻译，当着同事们的面直言不讳地告诉我：“米卡，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以后会有自己的事业，但你的婚姻会不太顺利，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小孩。”这句话让我悚然而惊！
就在石川先生说这话之前不久，我刚失去我和川的第三个孩子。本来我想留下这个孩子的，但川没有足够的信心接纳这个孩子。“与其让孩子来世上跟着我们受罪，不如不让他们来临。你看看，我们的父母生下我们，让我们获得了什么？”他用一副悲天悯人的口气说。他的信心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对未来的信心。不要就不要吧，后悔的应该不是我一个。我当时几乎是赌气地去做了手术。手术结束后，好心的妇产科医生口气严厉地告诫我：“你如果以后还想要小孩，就不能再流产了！”
一次次的残忍流产，给我的肉体带来不可弥补的创伤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婚姻蒙上了阴影。川是个憨厚、真诚、善良的男人，但却不是一个敢于负责、敢于接受压力的男人。这让我无比失望。在多年后，当我们的婚姻岌岌可危的时候，他才开始有了强烈的做父亲的愿望，但此时为时已晚。这也是后话。
所以，当时石川先生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小孩的时候，我的心情极为复杂和尴尬。说女人不能生孩子，就好比说一个男人性无能一样，是非常伤自尊的事情。同事陈姐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分辨似的对石川先生说：“米卡不是不能怀小孩，是她现在不想要。”石川先生是个倔老头，说话也很直接：“我没说米卡没有生育能力，我是说她这辈子不会有小孩。”没想到，石川先生一语成谶。
石川先生还曾问过我，是否结婚了。我实话告诉他：男友是我的初恋，我暗恋了他四五年，我现在和他同居着，只差拿结婚证了。
这个巫师一样的日本老头听了，连连摇头，然后让钱翻译告诉我：“谈恋爱，不要超过一年半就该结婚，如果此时不结婚，就别结婚了，结婚了也会离婚。”当时，我对石川先生的话是半信半疑的。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他的许多话言犹在耳，很多事情居然被他不幸言中了。
曾经，潘厂长特别想帮我做媒，介绍一个上海男人。我一次次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嫁给一个上海男人，自然是很多外来妹梦寐以求的，但不是我想要的。
当时，上海电视台八频道播放了一个纪录片《毛毛告状》，讲述一位湖南来沪的打工妹，在一家餐馆做服务员。后在他人的介绍下，与上海弄堂里的一位腿部残疾的男青年未婚同居，生下一个女儿，起名叫毛毛。可是，毛毛出生后，那个残疾青年和自己的母亲却坚决否认这个孩子是自家的血脉，怀疑打工妹在饭店打工时，与他人有染怀孕，所以不肯认子。无奈之下，那个打工妹母亲只好抱着3个月大的女婴找到法院打官司，要求孩子的父亲承担抚养责任。后来，在纪录片导演的介入下，为毛毛做了亲子鉴定，确认了毛毛和残疾父亲的血缘关系……
这部纪录片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同时也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相对优秀的外来妹，即便嫁给了上海男人，这个男人也往往是身有残疾或是上海农村年龄较大的男人，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既是如此，何苦呢？
有一天回家，我忽然心血来潮地向川提出，让他给我买一枚戒指，戴在左手无名指上的那种。“我戴上结婚戒指，人家就不会总要给我介绍男朋友了。”我如是说。川挑挑眉头，不屑地说：“都是你们这些女人无聊，一枚戒指就能说明一切吗？”其实，要这枚戒指，也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
那时候，服装厂的那些上海师傅的手指上，大都带着那种镶金嵌玉的元宝戒。每次看到她们的手指在缝纫机上飞舞时，晃动我眼睛的，不是她们技术娴熟的手势，而是她们手指上戴着的元宝戒，羡慕得我心里痒痒的。
不管川觉得我多么无聊，最终，还是在我的软磨硬泡下，我们一起去商场，挑选了一枚18K金的、镶嵌着一颗“绿宝石”的戒指，价值一百六十元，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值钱的礼物。于是，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这枚精致的绿宝石戒指一直在我的左手无名指上熠熠生辉。每天在忙碌中不经意看到这枚戒指，心头就有一股淡淡的满足和安心。
在同居的日子里，我们偶尔也会吵架，他总说我很凶，因为我性子急，嗓门也比他大。有一次，我们为了一双新鞋而大吵了一架。
那一次，在我多次“没有穿过真正的皮鞋”的唠叨下，川终于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当我看到那双鞋子的第一眼，就觉得失望——像老太太穿的那种平底鞋，还系鞋带的，看起来很土气。尤其是他告诉我价格的时候，我马上就爆炸了：“什么？这种鞋子居然要120块？你被人宰了还不知道呢！你怎么这么傻呢？……”
他万分委屈地争辩：“人家说这是羊皮啊！所以有点贵……”我却根本听不进他的话，觉得他太笨了，太傻了，被人恶狠狠地宰了一刀，买回来一个我根本不喜欢的东西。在中国，是不可以像在西方国家一样随意退货的。那时候，好像也没有退货的意识，花钱买了劣货，就只能自认倒霉。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既心疼那120块钱，也恼恨他的呆傻，只要有机会，就会把这事翻出来责备他一番。可我唯一忽略的，是他对我的好——那时的120元几乎是他月工资的一半，他花钱也是为了讨我喜欢，他中了奸商的诡计，也不是他的错。而我的责怪和唠叨，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如钝刀慢慢切割着我们原以为坚不可摧的感情。
我虽然非常不喜欢那双老式皮鞋，后来还是硬着头皮穿上了。有一次，川骑着自行车带我上街时，坐在后座的我不小心把脚后跟卷进了自行车钢圈，脚没受伤，但皮鞋却被绞坏了。川十分心疼，一个劲地念叨着：“120块啊，就这么被绞坏了。”我气呼呼地说：“坏了就坏了，反正我也不喜欢。”他不再说话，抿着嘴唇沉默了一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