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部研究决定，把你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你也知道，金科长要生孩子了，现在技术部只有一个技术员，忙不过来，这对你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你这么聪明，很快就会适应的。”
“我……我恐怕不行吧。我不懂日语，从来没看过设计图，又没在技术科实习过，万一出了差错……”我胀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这些你不要担心，石川先生会指导你的。”潘厂长继续鼓励我，“随着工厂规模的不断扩大，厂里决定培养有文化的后备人才，第一个就选了你，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呢！”可不是么，进技术科不仅意味着不用加班加点，好歹还是坐办公室的干部呢！
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挑战，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也硬着头皮接受了命运意外的垂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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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4岁的时候，命运开始真正地峰回路转。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就连针距、拼缝都有严格规定。日本人尤爱格子童装，而格子面料的裁剪和缝纫要求更高。比如，格子面料的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钉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订单，订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的业务员肖小姐是“今时亚洲”公司的跟单业务员，也就是我的“上家”。在业务上，我与她直接联系。有一天，肖小姐来厂里视察生产情况，潘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介绍我与肖小姐认识。肖小姐上下打量我一眼，用上海话问潘厂长：“伊是个外来妹啊？”她也许不知道我已经能听懂八九成的上海话了。潘厂长郑重地告诉肖小姐：“小赵是我们厂里百里挑一的好苗子，聪明肯干，认真心细，我们有意培养她。”肖小姐摇摇头，翘着下巴，眼睛并不看我。于是，我识相地先行告退。我不会傻到要亲耳听别人对我不恭的评价。
我刚一出门，肖小姐尖刻的话就从门里迫不及待地传出来：“看伊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怎么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呢？要是出了差错，阿拉负不起责任……”这一刻，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狗眼看人低”！在电梯里，我努力向上抬头，努力不让自己的泪水掉下来。同时，我也努力发誓：我一定要做出样子来，让鄙视我的人，学会什么叫仰视。
当肖小姐再在潘厂长的陪同下来到车间时，我已经平心静气地在二车间三组给员工们上技术课。我的操作工艺单写得十分详细，连拼缝都严格要求到三公分必须十三针。
我刚讲解完，有个老资格的本地女工凑到我面前，问我这件产品裤腰处的橡皮筋接头如何接法？她认为按照我的要求，橡皮筋接头一定会扭曲，无法做平整。我也不解释，直接走到她的缝纫机前，拿过一件裁剪好的新产品，亲自示范起来。两分钟不到，平平整整的裤腰接好了。我顺势又在滚筒上把裤腰的橡皮筋缝好，裤腰总宽度三公分，中间两根0.8厘米的橡皮筋，平均各间距一公分，三条直线，不偏不倚，接线在左侧腿缝处。缝好后，我把裤腰从滚筒上取下来，在手里揉揉，因为刚从滚筒上拿下来，有可能尺寸会被绷大。揉一揉，会使橡皮筋缩回到原来的尺寸。接着我用尺子量了量，和操作单上的裤腰尺寸丝毫不差。那个女工讪讪地站在当地，没有人再向我发问。
我看到肖小姐站在人群之外，不动声色地听着。
自我当上技术员，与肖小姐类似的嘴脸我见得多了。有时我走到车间，总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一个小学毕业的外来妹，还人模狗样的坐进办公室，凭什么啊？能写几篇狗屁文章就了不起啊？”有人说：“还不因为长得漂亮，没看到日本人老往技术科跑呢……”那时我年轻气盛，一生气，脸会红到脖子，真想冲上去，给那无中生有者一个结实的耳光。但我还是忍住了。
我在厂里最好的朋友、来自四川的打工妹小琼总是这样安慰我：“当你被狗咬了一口，难道一定要去咬狗一口吗？你就当被狗咬了吧，你一定好好干，为我们外来妹争光。”在我当上技术员后，小琼接替了我的组长工作。彼时，她也正和老乡未婚夫同居着。我俩基本上无话不谈。小琼虽然和我一样大，川妹子的泼辣性格使得她比我更成熟、更懂事，她总是说我：你吃亏在太老实了。“你要对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凶一点，他们都是欺软怕硬的人。”她总是这样告诫我。我也想凶，但不知道怎样才算凶。
每当我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操作单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唾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操作单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操作单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成功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证明我的优秀，而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的缝纫流水线生涯，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因为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本命年对我来说，好像真的是转运年。1994年，除了我“升了官”，还开始在上海的媒体上崭露头角。1994年10月，我的名字和照片竟然上了《上海青年报》的头版，我是作为国庆焦点人物被推出的，标题是《外来妹当上上海白领》，还刊登了我的一幅照片。我不知道那个记者是如何知道我的，她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女孩。采访我的时候，她对我的身世和经历的苦难几乎难以置信。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一遍遍问我：“真的吗？你真的吃过那么多苦吗？你有没有痛恨过命运的不公？”我说：“痛恨有什么用？比如你跌进一个坑，当你身边没有一双拉你爬上来的手时，你只能自己想办法爬出那个坑，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对我来说，经历是一笔财富，它磨炼了我的生存意志。”
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前路上，是否会有让我爬不出来的坑等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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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想来，那时候的自己还太年轻，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又比较争强好胜，以为只要自己技术过硬，就能打败一切。其实，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除了自身拥有一技之长，还需要学习一些与人相处的艺术。这也是后来在职场上经历无数挫折之后，得到的经验教训。
每天上班最令我提心吊胆的，就是想着在工作中千万别出什么技术性错误，否则我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了。有时候，遇到实在不明白的难题，我就会抱着档案袋，坐车去医院找正在待产的金科长，向她求教。金科长十分热心，对我的疑问一一耐心地讲解。但我也不好意思有一点小事就去打扰她，总是尽量向身边的同事求教，有时实在搞不掂，就去办公室向石川先生请教。
技术科还有一位热心的本地技术员陈姐，我俩负责不同的客户。她性格豪爽，为人仗义，对我十分照顾，如果有本地老师傅背后说我的坏话，或者有意刁难我，她都会仗义执言，像维护自己的妹妹一样维护我，让我十分感动。陈姐总是对我说：“你不要理那些说难听话的人，优秀的人总会被人嫉妒。这种现象在哪个单位都会出现，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时间长了，他们就会觉得无聊，自觉闭嘴了。”有时候，我的单子太多，来不及做工艺单或讲解，她也会帮忙。
由于是童装，订单一般都很小，一千多件套已经算是大单了，通常每单都只有三五百件套，而且尺码齐全，花色繁多，十分琐碎。如此一来，我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几乎每天都有五六个新品种上线，从安排打样、封样、查验和计算面辅料，到裁剪车间监督裁剪，到写工艺操作单、到车间讲解工艺质量要求、到最后的检验、整烫、包装出货，事必躬亲，不能遗漏，每天忙得马不停蹄，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有时，一天七八个工艺操作单讲解下来，嗓子几乎要冒烟了。同时脑袋也被吵得“嗡嗡”作响，顽固的偏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以前是两个月发作一次，自从我做技术员之后，偏头痛几乎一个月发作两次。以前发作时，只要安静地睡一觉就能解决问题。发作到后来，每次只好靠百服宁止痛。久而久之，百服宁成了我最依赖的止痛片。至今，偏头痛都是我的致命伤。
从厂里回家后，我往往懒得多说一句话，吃过饭，就趴在小方桌上写文章，或者翻翻杂志。如果头痛袭来，我就蜷缩在床上睡觉，同时用拳头抵住左侧太阳穴，那里，就像有一条蚂蟥在里面寻找着突破口。
川以为我“当官”了，有了“官架子”，回家后不是脸色不好，就是不发一言，其实他哪里知道我的烦恼和压力。即使我和他说起这些，他也不懂得如何安慰和理解我。他顶多只会说：“一个女人的聒噪相当于五百只鸭子，你们单位有三百多个女人，那是够吵的。你就学会充耳不闻吧。”时日一久，我也懒得和他说心事，再多的烦恼和压力，只能让自己慢慢消化。
做技术员后约三个月的时候，我在工作中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一天早上刚上班，一份来自日本的传真就放在了技术科的桌子上。我拿起一看，不由惊出一身冷汗来。传真已经被钱先生翻译过了，上面用红笔触目惊心地写着：A1305款女童衬衫的纽扣钉错！100—110CM尺寸的应为5粒纽扣，120—130CM尺寸的应为6粒纽扣。但这批已经交货的女童衬衫却全部是5粒纽扣！
怎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呢？我的头皮一阵阵发麻。这可是技术性错误，如果属实，对方一定会索赔的！
这时，石川、钱翻译和一把手汪厂长、二把手潘厂长等人都来到技术科，汪厂长脸色铁青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恨不能要哭出来，心乱如麻地翻出已经装进档案袋的那批童装的技术资料。仔仔细细地看过资料后，我渐渐松了口气。没错啊，客户发过来的操作资料以及辅料配料表上，都清清楚楚地标着从100—130CM的尺寸全都是5粒纽扣。我又查询客户发来的辅料总数，没错，也是按照每件童装5粒纽扣计算的，除了放了损耗余地之外，没有多余的纽扣了。
汪厂长的脸色稍微和缓了一些，她把质疑的目光投向石川先生。石川仔细地看着传真，再看看资料图，也是一脸不解。思索了一会，石川对钱先生说了一句话。钱先生对我说：“石川叫你把排料图纸拿出来。”
我从档案袋中取出排料图，摊在了办公桌上，几颗脑袋立即凑在了图纸上。石川一个尺寸、一个尺寸地查看着。忽然，他拿出120—130CM的图纸，指着上面对我叽里咕噜地叫起来。我仔细一看，天！图纸上明白地标示着打眼和钉纽扣的位置，是6颗！如此说来，客户也有错——他们的图纸和操作资料上，关于纽扣的数量不相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