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之前，婆婆给我1000元钱，说家里困难，只能给我这点钱，让我买几件衣服和鞋子。我爸妈得知婆婆只给我这点钱，感到有些不爽，心理很不平衡。我爸妈的理由是：我的公婆家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结婚时，父母给他们盖了三间大瓦房，还打了满房家具，体体面面地把媳妇娶回了家；小儿子虽然还没结婚，但楼房也造好了。唯独川在家里连一间房间都没有，而且我们结婚他们只给这点钱，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们娘家人了？
我劝父母：“我们以后肯定不会再回农村生活了，要房子干什么？川虽然没房子，但却有一个铁饭碗，这比他们兄弟俩幸运多了，别计较了……再说，我们家也没什么陪嫁的啊，这样也算两平了……”尽管父母心里不舒坦，但在我的一再劝说下，总算消了气。我去街上买了一双红皮鞋和一身深红的套裙，给川买了一件新羊毛衫和一双新皮鞋，这就是我们的“新婚”行头了。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如果是本村男女结婚，在“婚礼”当天早晨，新郎家必须请几个精壮汉子做“轿夫”，和几个女性亲友一起前来迎亲。然后“轿夫”将头顶红纱巾的“新娘子”从家里背出去，然后绕村一周，再背到新郎的家里去。新郎家会在门口放个筛子，让新娘子站在筛子上，据说这样是为了压一压新娘子的坏脾气，但又不能让她的脚沾地，然后再由新郎把新娘子或抱或背到新房里去，婚礼就此结束。当然，在此过程中，鞭炮会一直放个不停，迎亲队伍中的女性亲友会不时地往地上撒糖、撒烟，吸引大人小孩前来抢夺，气氛会很热闹。所以，迎亲队伍后面总会跟着很多看热闹的大人小孩，一路喜气洋洋地追随到新郎家，一般情况下，还会闹洞房。
相比之下，我们的“婚礼”只能算是一个寒碜的“游戏”。当天早晨，川家请来的“轿夫”（我们村里有名的“轿夫”王二哥）和一行人来到我家迎亲，我妈像所有嫁女儿的母亲一样，在我的床头哭哭啼啼。姑妈和其他几个亲戚也在房间里，红着眼圈，不时叮嘱我几句类似“三从四德”的古训，偶尔也有几句现代的祝福之语，可当时的我完全没有做新娘子的激动和喜悦，好像这是一个我不得不完成的无聊的程序和仪式，只有完成了这个程序和仪式，才可以让两家父母安心，而我也总算完成了一个做女儿的起码的孝心。这一切，我是为他们做的，并非为了我自己。所以，这一天对我来说十分平常，心情也比较平静，我只希望这个“游戏”快点结束，两天后，我就从这里逃之夭夭。
我该“上轿”了，我盖着大红头巾，屈起双膝，趴在了“轿夫”王二哥的背上，双手揽住王二哥的脖子，王二哥的双手便紧紧地托住我的双膝，就像“猪八戒背媳妇”一样背起我，一阵鞭炮鸣响，我就被一群人簇拥着，“浩浩荡荡”地绕村一圈，然后往川的家走去。妹妹和三叔家的表妹做我的伴娘，她们紧跟在我的后面，送我去婆家。
这天是阴天，并且下着小雨。听老人说，女孩出嫁这天下雨，未来的路将不太好走。在这个阴沉的雨天出嫁，让我对未来的日子产生了一丝忧虑。
平时，我家和川的家的直线距离大概也就200米吧。可因为要绕村一圈，所以路程就显得有些漫长了。我猜想王二哥背我的样子一定越来越狼狈了，因为我已经感到了难受，感觉自己快要从王二哥的背上掉下来了。
终于到了川的家门口，鞭炮早就热闹地响了起来，王二哥把我放在筛子上，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着就该川来把我抱进屋子了。可是，我像个傻瓜一样乖乖地站在筛子上，川却迟迟没有出现。我听到有人在大声喊他，让他下来背新娘子，可我却听不到他的应答。我明显感到周围有很多看热闹的村人在嘻嘻哈哈地议论着什么，让我感觉自己就好像被人参观的动物，无奈而窘迫地接受着别人的围观和指点，而且无路可逃。虽然我头顶着红纱巾，却感觉人们的目光早就透过纱巾，火辣辣地刺在我脸上，让我难堪和狼狈极了。怒气在我心里升腾！川在干什么？怎么迟迟不来接我？故意晾我是吗？他怎么能这样？今天好歹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他怎么能如此不给我面子？故意让人看笑话吗？我真想掉头就走，回家去！如果不是妹妹扯住我的衣袖，只怕我真的会拂袖而去！至于后果，我不会去想！此时此刻，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以前总是听说有些新娘子到了婆家门口，会一脚踢掉筛子，径自冲进房间的。因为这样的等待和围观，实在太让人太难堪和狼狈了。
川终于从屋里出来了，还慢吞吞的。他一路走还一路嘟囔着：“她自己为什么不能上去？”旁边有个他家的女亲戚喝斥他：“这是规矩，哪有新娘子自己走进门的？”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今天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如果不是考虑到父母的面子，如果不是……我想我一定会发作的！我真佩服我当时的忍耐力！
终于，川将我背进了我们的“新房”，迎亲的队伍也散了，房间里只剩下妹妹和表妹，还有川。我再也忍不住，一把掀掉头巾，怒气冲冲地问他：“你刚才干什么去了？把我晾在下面好几分钟，故意让人看笑话是吧？”而他的回答差点让我发疯——他居然说：“我刚才在睡觉，没听到别人喊我，昨晚和几个兄弟打牌，很晚才睡……”我那个气啊！看着他睡眼惺忪、还略显红丝的眼睛，刹那间，我真的感到一阵悲凉——这就是我的“婚礼”吗？虽然它看起来简单，但至少也是我们人生中的大事啊！即便是做给别人看，但至少也得尊重对方吧！你能体会到我刚才被人围观的难堪和窘迫吗？
我真的太难过了！照理，在这个大喜的日子里，我应该隐忍和宽容的，但我心里积压了太多的委屈和难过，我需要发泄。我哭了，妹妹和表妹也哭了。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里，在我做“新娘子”的这一天，我哭得痛不欲生。我在家里和妈妈分别的时候没有哭，却在婆家、在我的“新郎”面前哭了，我到底为什么而哭呢？我说不清楚，就是想哭。心里好像囤积着一座委屈的冰山，终于被今天的怒火点燃融化了……
之后，川也没有为“婚礼”那天的怠慢向我道歉，他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那天没有错。而我，却因为这天他无视我的尊严、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并且拒不认错而久久不能释怀。
55
一场无聊而寒碜的“婚礼”后，我和川就要回上海了。初六那天，妹妹可怜兮兮地来问我：“姐，你能带我去上海吗？”我说打工很辛苦的，一天要干十多个小时，你能吃苦吗？妹妹说：“吃再多的苦我都不怕，我不愿意在家每天看着爸妈吵架。从你走了之后，我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妹妹说着，眼圈就红了。
妹妹的话让我心酸，为父母而心酸。如果连自己的子女都不愿意呆在身边，争先恐后地要离家出走，作为父母，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更可悲的是，我们的父母永远不会想到这一点。当我和父母说，要把妹妹带去上海打工时，父母倒没什么意见，他们只关心我们每月能给家里寄回多少钱。
好在川也没有反对我带妹妹去上海，他唯一担心的是，妹妹住在哪里。我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去了再说吧。
于是，大年初七，我和川带着妹妹来到了上海，当时我们厂里一直在招工。好歹我也是个小头目，凭着“三分薄面”，很轻易地将妹妹安排到一车间四组做了拷边工。相对流水线上的缝纫工而言，拷边工算是比较轻松的活儿，也不会和同事抢活儿干。因为共同的苦难，我对妹妹一直都有着一份想要呵护和保护她的强烈心理。我一直鼓励妹妹好好干，给自己挣嫁妆。
那时妹妹21岁，正和我的表弟（继父的外甥）开始一场纠结的恋爱。妹妹和表弟算是真正的青梅竹马，他俩从小学开始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初中也在一所学校，每天上学放学都一起走。回家时，我听说村里追求妹妹的男孩也有好几个，但我表弟长得最帅，人也最实在，所以我家没有任何人反对他们交往。最高兴的人当然是继父了，亲上加亲啊！妹妹和表弟同年同月出生，都属牛，脾气都有些犟，在一起时经常为一点小事拌嘴，所以妹妹决定出来打工，冷静地思考一下两人的感情该何去何从。
妹妹来上海之后，多少有些影响了我和川的生活。为了省钱，我们没有给妹妹单独租一间房子，而是在我们的床对面，靠墙支起了一张单人木板床，挂起了蚊帐。接着，我又用厂里的废布边角料拼接了两块大大的“门帘”，然后将两块“门帘”分别挂在了两张蚊帐的前面，以此遮挡一点隐私——就和电视剧《蜗居》里的海藻住在姐姐海萍家一样。这样的日子，有温情，也有尴尬。川也曾在私下里向我抱怨过，三人同居一室给我们夫妻生活带来的不便。但我只能安慰他，这只是暂时的。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从那时起就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
1994年，我的人生有了意想不到的飞跃。
首先，我写的一篇征文获了奖，还在上海电视台漏了一回脸。
这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要求写出打工一族在上海的真实生活和工作状态。作为打工妹，我自然不愿放弃这个机会，我决心一试。在选题上，我想起了葬身车轮下的陈花娇。她的打工故事，无疑是动人而悲情的。之后，我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唯一的。颁奖过后，当时还在上海电视台《文化风景线》做主持人的和晶在现场采访我，和晶问我：“你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的吗？”
“不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话音一落，当场很多作家、记者先是愕然，既而为我热烈鼓掌。在和晶的追问下，我简单地说了自己来上海打工的经过。人们频频点头，我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到了欣赏和赞许。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上海人的承认和赞扬。我低着的头开始自信地昂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写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该杂志副总编辑蔡鹰扬老师对我说：“小赵，你让我们上海人汗颜。如今多少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呢！你倒好，不仅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还能写一手好文章，好好写吧，你会成功的。”后来，蔡老师自己写了一本书，把我的故事也写进了他的书里。
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读《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没想到，过了半个月左右，我收到回信，我的原稿夹在里面，我心里一冷，以为又是退稿。但是，我打开一看，立即惊喜交加——林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短信，让我重新修改一下文章，她还在我的原稿上提出了修改意见，有的错别字也改正了过来。捧着自己的原稿，我竟然有点想哭——希望在燃烧了！
我很快满怀激情地改好稿件，然后转乘了好几路公交车，亲自送到了《现代家庭》杂志社。可惜林华编辑当时不在，我只好把稿子交给了其他编辑，他们答应我会转交给林华。接下来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了。那些日子，做梦都是捧着新出版的杂志，范进中举一样狂奔在路上……
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欣喜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啊！
也就是这年秋天，我的人生有了第二次飞跃——升职。
九月的一天，潘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她开门见山地说对我说：“小赵，你很聪明，又很能干，我一直很看好你。你在厂里三四年，一直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现在厂里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我的心“怦怦”跳动起来，不知道有什么好差使落在我的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