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两个月后的一天，潘厂长忽然跑来车间，悄悄问我：“小赵，你是不是在《新民晚报》上投稿了？”我从缝纫机上抬起头，迷茫了好一会儿，脑筋才转过弯来，她怎么知道我投稿的？我只好含糊着点了点头。潘厂长变戏法一样，从背后拿出一张报纸，递给我：“这就是你写的吧？”
天啊！《新民晚报》副刊的头条，赫然是我写的那篇《母亲·铁锤·石头》！眼眶蓦然温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啊！居然梦想成真了！潘厂长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小赵，你很年轻，又能干，以后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我很看好你！”我只是傻傻地点着头，脸上漾着笑，眼睛一刻也没离开报纸上我的名字。
几天后，《新民晚报》的稿费单也寄到了，居然有120元稿费！回家后，我从包里掏出稿费单，不无炫耀地“刷”地亮在了川的眼前：“看看，这是什么！”
见我拿到了如此“巨额”的稿费单，川也很惊喜，他由衷地说：“萍，你真行，我以为你不过写着玩玩的，没想到还真能发表，以后说不定你会当作家呢！”我说：“作家不作家我没想过，只要我写的文章能发表就行啦！”
1993年，我开始时来运转，而川，却恰恰相反。
那一年，由于很多国营单位进行体制改革，精简部门，宝钢也不能例外。川首先被转岗到了检修公司电工班，每天要去一线现场上班，爬电杆、接电线，每天风吹日晒。以前，他都一直是在材料处大院里上班，拥有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七八十平米的大木工房，只有一个老师傅和他搭档，非常自由。可分配到前勤一线之后，惬意的日子立刻被颠覆了。
首先，他要学习电工技术，这对他来说倒不难，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而且脑子灵活，踏实肯干，在工人里面算是积极苦干型的。可是，多年的大锅饭和无所事事的工作环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惰性心理，那些原本来自农村、营养不良的黑瘦孩子，在宝钢几年大锅饭的滋润下，个个养得心宽体胖，过得心安理得，以为从此端上了铁饭碗，一辈子衣食无忧。所以，现在忽然碰到体制改革，从养尊处优的后方被发配到了风吹日晒的前线，心理非常不适应，一时间怨声载道，牢骚满腹。
川有时回家后，也会对我发牢骚，抱怨国家体制改革的不合理和残忍。我有时也用“天无绝人之路”来安慰他，有时候，听他的抱怨多了，也会忍不住说他几句：“你们这些人已经被大锅饭惯坏了，以为你们这辈子可以躺在父辈打下的江山上睡大觉，所以都失去了干劲，你们现在缺少的就是面对现实的勇气，看来，你还得趁年轻多学点东西，否则很容易被社会淘汰。”但他似乎听不进去。
之前，我就曾听川的爸爸讲过他的“革命史”——六十年代大炼钢铁，全国招工，全国很多农村孩子为了能吃上皇粮，拿上工饷，纷纷报名当了工人。他们那批六十年代的工人，后来辗转全国，去过四川攀枝花、湖北武钢等地垦荒炼钢，吃了不少苦。企业正是念着这批老工人的劳苦功高，为了照顾他们的情绪和感情，才在他们退休之前，将他们的孩子以顶替父职的名义招工进厂，其实这些农村孩子，文化水平不高，除了被安排到生产一线干苦力，什么也不会。当改革大潮席卷而来后，他们立即被冲击得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他们总是念念不忘企业改革前的安逸和舒坦，抱怨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劳累。可是，他们不想想，如果不改革，企业能有发展吗？我都没好意思对川说——你们这些满腹牢骚者都是些鼠目寸光、游手好闲之辈！而且，这还是单位改革之初的小动作，没有一开始就痛下杀手。几年后，当企业被形势所迫、不得不“赶尽杀绝”将他们减岗裁员时，才将他们逼到了真正的绝境。当然这是后话。
那时，我就建议川趁年轻学点什么，万一以后面临工作危机，也不至于被社会淘汰，但他总是不置可否，我对他的“不求上进”非常无奈。他一直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得过且过，对未来没什么规划。他也从来不做有风险或有困难的事情，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并且确信能够做好的事情。他的这种四平八稳的生活态度和我不停要求自己进步的态度完全不同。他喜欢安稳，我喜欢挑战。他安于现状，我渴望进取。
同样是1993年，川在上班时出了一个大事故，差点酿成惨祸。10月的一天下午，我下班回家，发现川坐在桌子前面翻一本杂志，而厨房里冰锅冷灶，菜也没买，饭也没做。我觉得好纳闷。我说“你怎么……”，后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就发现他的神色有些不对劲。他眼巴巴地看着我，嘴巴噘着，满脸奇怪的表情。我们家的饭桌是房东家的旧八仙桌，穿过桌子腿，我忽然看到川的一条腿是白色的——打着石膏！“呀！”我一下子惊叫起来！
他这才慢吞吞地说话了：“今天下午，我们去抢修一条线路，结果，我刚爬上电杆就掉了下来……”原来，是他守在机房的同事没有将这条线路的电源切断，他刚碰到电线，就被巨大的电流击倒了。想象他从十多米高的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情景，简直不寒而栗！我真是又气又急又心疼。多危险啊！万一……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他居然还笑着安慰我：“没事的，就是左腿骨折了，已经打了石膏，我可以休息一个月了。”我依然不能停止哭泣。边哭边埋怨他：“你为什么不给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反正已经发生了，告诉你反而让你白担心，我有几个同事在旁边，他们马上把我送到医院。”他依旧口气淡淡的，“同事们倒是吓坏了，看到我从电线杆上掉下来，他们都吓傻了，以为我被电死了呢。”即使哭着，我依然没忘记数落他：“那你也太掉以轻心了，怎么不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领导已经为这个批评过我了。我这个月的安全奖金也被扣了。”他还告诉我，他从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时候，他的头部旁边有块尖利的石头，只差几厘米，他的脑袋就砸在了石头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只能这样安慰川。然后赶紧骑车去菜场买菜，我知道伤筋动骨的人最好喝骨头汤，于是买了筒子骨回来炖汤，又买了鲫鱼、豆腐和各种蔬菜，回来后马上风风火火地做饭。这些事情，以往都是川做的。他下班回来时刚好经过菜场，顺便买菜回家。每当我下班回家时，他要么在洗菜，要么已经做好了。吃过饭，他就去健身房练健美，我就在家爬格子。而现在，生活秩序全被打乱了。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川忽然对我说：“你知道我从电线杆上掉下来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吗？”我说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能想什么呢？
“想到你了。”他温柔地搂过我，声音有些异样，“真的，那一瞬间，我只想到你。我心里说，完了，萍，完了……”
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唯一煽情的话。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我相信他那一瞬间的想法。换了我，最先想到的肯定也是他。我悄悄抹去眼泪，故作平静地对他说：“为了我，你以后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安全，这次就是一个教训！”他连连点头，保证下不为例了。
那段川的腿受伤的日子，是我们生活多年来、我唯一伺候他最多的时间。那段时间，我前所未有地繁忙起来。我要上班，还要买菜做饭，洗衣做家务，但却没有任何怨言，很奇怪。如果在平时，川的腿没有受伤的时候，让我一个人做家务，而他跷着腿坐在那里看书，我的心理就会不平衡。通过这件事，我发现——有一种幸福，叫付出。因为你爱对方，所有付出都变得理所当然，心甘情愿。
后来，川的腿好些后，他就开始拄着拐杖或单腿跳来跳去地做饭。每当我回家看到香喷喷的饭菜，真的很感动。我们也没有告诉家人他的腿受伤的事情，怕家人担心，这就是相依为命吧。
54
川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就上班了，虽然他的腿还有些一瘸一拐，但并不影响他骑自行车，单位也暂时安排他做一些轻松的后勤工作。在家休息的那一个月里，川由于只吃不练，养得又白又胖。
到上海打工三年，我和川都没有回过一次家。一是因为经济拮据，二是因为没有勇气。眼看1994年的春节即将来临，我和川又到了犹豫不决的时候。回家，还是不回？
就在春节前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厂里有个名叫陈花娇的四川打工妹，有天晚上，她加班到11点才回家，没料到，在骑自行车横穿厂门口的公路时，被一辆超速行驶的大货车当场撞死，而肇事车趁着天黑逃之夭夭。陈花娇的死，让我领悟到了生命的无常与脆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延续多久，不知道在生命戛然而止时会有多少遗憾留下来。她的死，也让我学会了珍惜很多东西，比如生命和亲情。
我回家和川说起陈花娇之死，并告诉他，我想回家过年了。川叹息着说：“我从电线杆上掉下来之后，就想过生命无常，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定要对父母尽孝，否则会落下一辈子的遗憾，我也早就想过该回家过年了……”
于是，1994年春节前两天，我们终于挤着沙丁鱼一样的火车回到了老家。三年过去，虽然不是衣锦还乡，但也算体面地回来了。我们给双方的父母买了很多礼品，也给各自的亲友带了一些礼物。虽然花掉了我们差不多一年的积蓄，但依然很开心。初次回家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不知道家乡变得怎样了。村里人还记得三年前我和川的“私奔”吗？人们还会笑话吗？近乡情怯，每接近家乡一步，就觉得心跳增强了一分。
下了火车，我们先乘坐汽车到市郊，然后再叫了两辆摩托车，每辆5元钱，我和川一人乘坐一辆，“突突”地往我们的村庄飞跑。路还是那条路，还是那么坑洼不平，还是一会儿“高山”，一会儿“大河”。可能前两天刚刚下过雨，路上的低洼处还结着冰碴和泥水，而大石块和小石子依旧洒满路面，一切和三年前一模一样。因为这条路，回乡的热切的心情一点点被吹凉了。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云变幻，我的家乡依然蓬头垢面，没有换上新鲜的面容。
远远地看到那座让我爱恨交加的山了，三年不见，它越发矮小了。周边的楼房倒是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可见村人倒是富裕了。
摩托车经过山口时，我看到山已经深深地凹陷进去，满目疮痍，心里蓦然涌起一阵酸楚的感觉。曾几何时，这里留下我太多的爱恨啊！摩托车进了村子，有过路的村人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招呼，就擦肩而过了。
回到家，父母显得很激动，三年未见，亲人间反而多了一些客套和拘谨似的。一会儿帮我们递板凳，一会儿帮我们倒茶，然后就坐在我们面前，用从未有过的“亲切”神态听我们说话，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妹妹显得成熟安静多了，一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我和妹妹经常通信的，她在信里曾说过，也想去上海打工，这次回来，我就是准备带她去上海的。
而我的爸爸妈妈明显的老了，除了一如既往的消瘦，才五十多岁的他们已经有了半头花发，那白色的部分还不是全白的，而是灰黄色的，就像贫瘠的土地上长出的青黄不接的庄稼，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时光的摧残，一片枯萎之色。看着让人心痛。
川把给我父母的礼物一样样拿出来，我父母都爱抽烟，所以给他们每人买了两条烟、每人两套内衣裤、保暖鞋、软糖等等。当然，给川家的也是一模一样的礼物。父母一边埋怨我们“瞎花钱”，一边喜滋滋地接过去，一边又把目光瞄向另外的包。这就是我最真实的父母。
本来这次回来，仅仅是过年而已的，没想到，母亲却在我和川刚喝两口热茶后，说出一句话：“你们也老大不小了，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干脆就把事情办了吧，省得村里人老嚼舌头。”我和川不由得面面相觑。
在我们老家，拿结婚证不是结婚，只有举行一个通俗的乡村婚礼仪式，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婚。可我们这次回来压根没打算举办婚礼，所以和川犹豫了好一阵。但是看着父母眼巴巴的眼神和他们日渐衰老的面容，真的不忍心拂逆他们的意愿。川只好嗫嚅着说：“我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吧。”
川的父母自然不会反对的，他们也一直求之不得我们早点结婚，再生个“一儿半女”，他们就安心了。其实，我对结婚这事根本不上心，川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为了双方家长在村里的“面子”问题，我们不得不遵从父母的意愿——结婚。
“结婚”的日子仓促地定在正月初四，因为我们初七就要回上海，初八上班，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准备。再说，所谓婚礼，也就是请两家的亲友吃顿饭而已。我家满打满算，也就两桌的亲友。父母本想“隆重”一下，毕竟我是家里的长女。但我觉得没必要，我不喜欢张扬，不喜欢复杂，不喜欢应酬，不喜欢折腾，事情越简单越好。妹妹建议我和川去市里拍套婚纱照，我也觉得没必要。至今，美轮美奂的婚纱对我而言，依旧是一片梦中的风景。
因为川在老家没有房子（虽然他家造了一栋两层楼房，但他的父母早就言明这是为他的弟弟所建），所以，我们只好暂借他弟弟楼上的一个房间作为我们的“新房”，我也没有任何意见，毕竟，我们不会在家里呆太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