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唯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要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而在机遇来临前，一定要做好抓住机遇的准备。所谓，机遇只为准备着的人而准备着。
这时，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能看到我当上组长，没能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是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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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我和川都没有回家过年，一方面是为了省钱，另一方面，是我不怎么想家。即使和川吵架的时候，即使在厂里受了上海人的欺负的时候，即使独自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妈妈，想过家。因为我知道，想他们也没有用，他们比我还脆弱，他们不会成为我的坚强后方。也许，是过去的磨难让我学会了独立。这种独立精神，在以后的生活中，对我来说，是优点，也是缺点。
对川，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依赖心理。即使白天我在厂里受了气，或者和同事之间有什么不顺心，回家后一般也不会和他多说什么。如果他晚上去练健身，总要到九点半之后才回家，而我加班回家后也差不多十点半或十一点了。洗漱过后，我一般还要趴在桌上写点东西，他就看电视，或者睡觉。等我上床休息时，一般已经十二点多钟了。对我的晚睡，川也是有意见的，他认为我在有意逃避夫妻生活。说实话，潜意识里，我确有此念。
我们在生活中没有太大的矛盾，但夫妻生活除外。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的几次堕胎手术使我对性产生了恐惧心理，总之，这是我唯一感到对不起他的地方。有时候，太长时间没有亲热，偶尔我也会顺从一下他，但自己并没有太多的快乐和满足。我经常扪心自问：我适合做一个妻子吗？
记得在我们同居后不久，好像是为给两家寄钱，我们发生了争吵。当时他很生气地说了一句：“要不是你把第一次给了我，我早就把你送回家了。”这句话让我伤心了很久，也深深地印刻在了脑海中。难道他对我并没有爱吗？只是因为我给了他“第一次”，他必须对我负责吗？这句话，他后来说过好多次。但他不知道，这句话对我的伤害有多大。男人和女人吵架时，永远都站在各自的角度，从来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尤其是木讷的男人。
到我们同居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双方家长都希望我们回去结婚，说村里人都在说我们的闲话。但我们那时既没钱、也没信心结婚。心底里，我实在没有信心做一个合格的妻子。而川，对结婚，也一直持着可有可无的态度。别人所说的“捧着玫瑰、托着戒指、跪地求婚”的浪漫情节，从来没有在我们之间发生过。也许他的独身之念自始至终地影响着他。也许，他还是不够爱我。在我们的爱中，他是被动地爱着的，我俩的爱情自始至终都没有同步——我爱他的时候，他不爱我。等他终于爱上我的时候，我已经疲倦了。这，也许是我们感情的致命伤。
在上海过第三个春节的那个年三十晚上，我又喝醉了。
大年三十是川的生日，年初一是我的生日，我去镇上的蛋糕房订了一块大蛋糕，写上我俩的名字。我还特意买了一瓶白葡萄酒和几支蜡烛，做了几个菜，准备和川晚上好好庆祝一下我俩的生日，同时也为庆贺新年。但没想到，川对我精心准备的“浪漫情调”居然一点不配合，他极不情愿地尝了一口酒，就皱着眉头说不好喝，然后推开酒杯，拿碗盛饭去了。我还满怀喜悦地说：“今天是好日子啊，应该喝点酒庆祝一下。”
“这酒像马尿，难喝死了，既然是好日子，我为什么要自找罪受？吃点饭多好。”他自顾自地扒起饭来。满心热望霎时坠入了冰窖，我强抑住心内的悲凉，一个人自斟自饮起来。
他就是这样的逻辑和脾气，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打死他，他也不会做。凡是他不喜欢的东西，或者不愿意接近的人，他绝不会强迫自己去接受它或他们，也不会给任何人面子。比如，他平时在单位，远远地看到领导从前面走过来，他就会绕道而行，尽量避免和领导碰面，也从不主动和领导打招呼。逢年过节，他的同事们都会给领导拜年，但他从来不会去。他唯一走得比较近的，是一位姓陈的科长，这位科长平时没架子，而且是他间接地帮我介绍了服装厂的工作。所以，他对这位科长比较敬重，在所有的领导里，他只会给陈科长拜年。
我们有个本村的老乡，当时在上海某部队当政委，家住吴淞口，我妈和这位老乡大哥的妈妈在村里是十分要好的姐妹，我妈生病时，政委大哥的妈妈还借钱给我妈看病。于是我妈总是在信中叮嘱我：逢年过节去看看老乡大哥。于是，我们在上海过第二个春节时，便准备借此机会和川一起去拜访一下老乡大哥。谁知，川就是不愿意去。说我们又不用求人家什么，干嘛要去给人家拜年？后来，在我的几次三番恳求下，他才勉强同意陪我去。那次，我买了一只大蛋糕，因为我们得知老乡大哥有一对双胞胎女儿，这也算是给两个孩子的礼物吧。可一路上，川都不理我，一个人远远地走在前面，满脸不高兴，我提着蛋糕，紧追紧赶也跟不上。
虽然最后总算圆满地陪我拜访了老乡，但川始终满腹怨气。他一再告诫我：“下次你要去你去，别再拉上我了。”不会阿谀奉承，不喜欢和当官的打交道，这是川的优点，但有时候也是一种缺点。我也不喜欢阿谀奉承，也不喜欢和做官的打交道，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礼节，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有时候还是应该遵循和固守的。人，作为一份子活在世上，毕竟不能离群索居，不能遗世独立。
如果说他是个榆木疙瘩，不懂人情世故，但他有时候说出的生活哲理却又让人意想不到，他的意识也很超前，他喜欢看国外的译制片，崇拜施瓦辛格和史泰龙等硬汉，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可是，在某些事物方面，他又偏激固执得让我咬牙切齿，但也无可奈何。
平时，每当我俩在对某件事物产生不同意见的时候，只要看到他右边的眉毛一挑，眼神一飘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准是对我所说的话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每当他的这种表情一出现，我就觉得他好陌生——当年我暗恋的那个单纯幽默的少年哪里去了？是我看错了，还是他变了？
这一次，当他在我俩过生日和新年的日子居然都不愿意陪我喝杯酒，可想而知我的心情多么落寞和悲哀。我一杯杯自斟自饮着，他一口口地扒着饭，什么话都没有。外面的鞭炮欢天喜地地炸响着，我们的小屋里除了电视里的春节晚会，没有任何喜庆的气氛。
连蜡烛都泪流成河了，而我的泪，只能随着酒往心里倒流……
整整一瓶白葡萄酒被我喝干了。开头的时候，我还听到他让我别喝了，如果他的口气温柔一点，态度好一点，也许我就不会把自己灌醉了。潜意识里，我就是想喝醉。醉吧，醉吧，醉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真的醉了。
真正清醒过来，已经是大年初一的下午。先是嗅到一股怪味，好像馊了的酒糟味道，经久不散。再费力地睁开眼睛——天哪！这是我的房间吗？身上的被子哪里去了？怎么满床的毛衣和棉衣？再看屋子里，一地的床单、被子、毛毯……窗帘还挂着，可以看到外面的天光。房东家的人在外面说话，稀稀拉拉的鞭炮声远远传来。电视开着，却没有声音。我挣扎着下床，才看到他像个木偶一样坐在椅子上，无声地看着电视。
我看着凌乱的房间，茫然地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他右边的眉毛又挑了起来，“都是你干的啊！”我干的？我使劲回忆我都干了些什么，但是没有一点记忆。
川恨恨地问我：“你吐了几次你知道吗？”我茫然地摇头。
“我给你洗头你知道吗？”摇头。
“给你换衣服、换被子你知道吗？”继续摇头。
“我用针扎你的手指头，你知道吗？”我看看十个手指头，还是摇头。
“你为什么要扎我的手指？”我缓过劲来，这个人居然趁我酒醉后，如此暴力和阴险地虐待我？
“你吐了自己一头一身一床，我半夜起来换床单，你还好意思说！你的头发上吐得一塌糊涂，本来不想管你，看看又不忍心。我把你抱起来，准备给你洗头，你那头长发真够烦的，我一气之下，真想两剪刀给你剪了，又怕你醒过来伤心。你在椅子上又坐不住，一坐就往地上溜，我气得真不想管你了，就让你躺在地上，看看你又可怜……只好一次次把你往椅子上搬……我给你洗头的时候，你还不老实，老往地上溜，我就吓唬你，说你不坐好了，就拿针扎你手指头，你居然还知道怕，求我不要扎你，但你就是不清醒……你头发那么长，我要一边烧水，一边帮你洗，总共洗了四盆水……你看看这些被子、床单、毛毯，就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了……”他一口气说完整个经过，脸色通红，看样子是被我气得不轻。说完，也不看我，眼睛又盯在了电视上。
“你真的用针扎我了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不吭声，也不看我，眼睛直盯着电视。
我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手指，完好无损，没有一个针孔。我确信他只是吓唬我而已了。可是，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这一夜都发生了什么呢？
呕吐、换衣服、洗头——如此折腾了几个小时，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难道那几个小时，我的灵魂和肉体分开了吗？这一夜，我的灵魂去了哪里？
至今，我依然无法解释这次醉酒之后的怪异现象——我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一夜，对我来说一片空白。就好像我直接从年三十晚上的喝酒时刻直接跳到了年初一的下午醒来，之间的十多个小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
以前，我也曾酩酊大醉后，也吐得一塌糊涂过。第一次醉酒是我十九岁生日那天，也是大年初一，我喝了大半瓶白酒，结果醉得一塌糊涂，吐得昏天黑地，最后把胆汁都吐了出来，但那次我清晰地记得妈妈和妹妹怎样喂我喝水、帮我敷热毛巾的情景。而这次，居然什么印象都没有！
是谁，偷走了我这一夜的记忆？
那个春节，我们的小屋中始终弥漫着一股怪味。年初二和初三，我一直在家里做卫生，洗被子和衣服，将功赎罪。大年初四，我做了一个惊人之举——去理发店把自己蓄了多年的及腰的长发一剪了之！理发师居然不忍心下手，一遍遍地问我是否考虑好了。我说是的，你剪吧，我不后悔！理发师能够理解我剪发，只是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剪得像男孩子那么短。那时候郭富城非常火爆，而我理的，就是他的那个发型。后面的发根剃得很高，前面的头发有些长，向右边斜分。
当我顶着“郭富城”发型回到家的时候，川惊异地盯着我看了数秒钟，才问了一句：“那么长的头发，怎么舍得剪掉？”我冲他笑：“剪掉了，就省得你再帮我洗头了啊！”我把剪断的头发带回了家，用一根红绳绑了，放进了箱子里。
之后，再也没有醉过。之后，学会了克制。之后好多年，我都没有留过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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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就好像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门，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在结满蛛网的老宅里寻找自己丢失已久的旧物。有些旧物因岁月的延续而成了珍贵的古董，有些旧货则因经不起岁月的等待而成了消散的灰烬。在上海打拼的八年，无疑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宝藏。它丰富多彩，有笑有泪，有爱有恨，有得到也有失去，有疼痛也有快乐，有悲伤也有幸福。上海，无疑是我人生飞跃的起点站。
1993年初，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以后，我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几页纸。
值得庆幸的是，川从来不干涉我看书和写作。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夏天，我就坐在饭桌前写字，桌子下面点着蚊香，头顶上开着吊扇，尽管如此，常常还是有汗珠滴落到稿纸上。最苦的是冬天，夜里很冷，为防冻手冻脚，只好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一开始，川对我如此用功感到不以为然，但见我实在顽冥不化，他也无可奈何了。后来，他还用几片木板帮我钉了一个架子，可以架在被子上写字。
6月的一天，我将母亲在山上砸石头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散文——《母亲·铁锤·石头》，寄给了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之后，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但一直没有盼到用稿通知，也没盼到退稿信，渐渐的就失望了。心里只能自我安慰：《新民晚报》，多牛的报纸啊，副刊一向是名家的阵地，我冒昧投稿，太自不量力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