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服装厂上班一年后，我们终于还清了家里的欠债，我们开始自己攒钱了。我是个不善于理财的人，对数字天生不敏感。每月，我都按时把工资交给川，他把零头留下做生活费，整数就存进银行，存折写着他的名字。我们有一个抽屉专门放生活费，谁需要用钱了，就到那个抽屉里去拿，谁也不管谁用了多少钱。当然，花大钱还是要两人一起商量，比如给双方家里寄钱或买台小电扇。
随着我和川的收入逐渐增加，我们不再为经济而发生矛盾和争吵，生活开始相对平静起来。后来，我们在靠近月浦镇的地方租了一间大约10平米左右的平房，每月租金30元。这里恰好位于川的单位和我上班的服装厂的中间地段，两人上下班都很方便。之后，我们在这里住了大约两年，后来因为拆迁，我们又搬到了马泾桥一户菜农家，租了楼下的一间房，在这里度过了5年时光。房租也从最初的50元，慢慢涨到了120元。我们和房东一家人相处融洽，所以一直舍不得搬走，直到1998年我们自己攒钱买了房子为止。
1992年，我们意外地发了一笔“横财”——我们中了工商银行的有奖储蓄一等奖，奖金7500元！在那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简直欣喜若狂！可是，接下来，为这笔钱的用途，我们又发生了一次不小的争执。我主张把这笔“巨款”存进银行，毕竟我穷怕了，而且我们的存折上也从来没有超过三位数，也许因为过去的“饥寒交迫”让我太过印象深刻，所以总是有种危机感，不由自主地居安思危。而川是个典型的安于现状型，对未来缺少规划，他想用这笔钱买一辆摩托车。为了说服我同意他买摩托车，他向我描绘美丽的设想：“我买了摩托车后，可以每天接送你上下班，而且我下班后，还可以去拉客挣外快。”可我坚持说开摩托车太不安全，我宁愿你不接送我上下班，也宁愿不挣外快。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他的固执让我生气，干脆几天没理他。
最后，还是我让步了。不出两天，他就花了五千多元钱，将一辆红色的幸福摩托车开了回来。看到他那么开心地、威风凛凛地骑在摩托车上的样子，我也没了脾气，就当圆他一个摩托车梦吧。之后的几个月，他倒兑现了诺言——每天早晚接送我上下班。女人都是有虚荣心的，每当晚上加班到十点多，疲惫不堪地出了厂门，看到他倚在大红摩托车边等着我时，还是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然后，我在同事们艳羡的目光中，跨上摩托，搂着他的腰身绝尘而去时，多多少少有一种翩翩欲飞的快乐和满足。
但川并没有开着摩托车去载客，因为我不许他去载客，我考虑的是安全问题。我们租房附近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东西向是宝山至罗店方向，南北向是共和新路至盛桥方向，每天车流量非常大，车速也很快。有一天晚上，川去接我下班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摩托车和一辆大货车相撞了！他经过那里的时候，摩托车主已经被送进了医院，但地上那一摊浓黑的血迹和那辆几近报废的摩托车还是让人触目惊心！川在接到我骑车返回的时候，我依然看到那辆肇事的大货车停在路边，那辆报废的摩托车也被交警挪到了路边，马路上已经恢复了交通。
那晚回家后，川对我说：“看来开摩托车危险性太大了。”我趁热打铁：“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希望你买它，干脆把它处理了吧。”他有些犹豫不决，说现在处理太便宜了，不合算。我说，便宜就便宜吧，总比潜在的危险更让人安心。他还是举棋不定，我也不逼他，给他足够的时间去权衡。
没过多久，我们又听房东说起一件更可怕的事情：附近有个以开摩托车载客为生的外地男人，某天夜里在拉客时，被劫车歹徒杀害了。看来，这两件可怕事件的影响比我的说教更能打动川。没多久，他就以2500元的低价处理了那辆他开了不到半年的摩托车。而后，他又恢复了骑自行车上下班的生涯。每天早晨，他向东走，我向西走。就像台湾漫画家几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一样。我们像两只为生活奔忙的小老鼠，在大上海的角落里不停地穿梭。日复一日。
51
受歧视，几乎是每个进城打工的外来工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表情了。
在服装厂里，多数上海本地人一提到我们这些外来妹，眉眼和神态之间都会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和蔑视。“你们这些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头禅。
我学会了忍气吞声，那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厂里有位退休后返聘管质检的老师傅，大约六十多岁，他对我们这个小组格外“关照”，尤其对我做的工序检验得格外认真，哪怕缝线有0.1毫米的误差，也会让我拆了重做。最让我恶心的是，每次他总是一边喷着满嘴的烟臭味对我说该怎么修改，一边用他鸡爪样的老手在我的手背上摸来摸去，让我浑身发抖、汗毛倒竖。我有时根本不听他说完，赶紧抱起产品就跑。而他对我的反应自然十分不满，于是使出他的杀手锏——扣分罚款。而同样的小毛病，如果是上海人所做的工序，那么只需返工修改即可，不会遭罚。
在厂里，我有个比较要好的女友，是来自四川南部县的女孩小琼，小琼皮肤白皙，长得珠圆玉润，她和我在一个组，我俩都性格好强，不甘落于人后，每月的工分基本上旗鼓相当，所以也惺惺相惜，成了好友。小琼被叫去质检科挨批的次数也很多，自然，她的手背也经常遭遇“狼爪”的袭击，但也和我一样，总是敢怒而不敢言。气愤的小琼私下对我说：“他们这些上海人就是欺负我们这些外来妹，看不起我们，总有一天，我们要超过他们，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反正他们都老了，我们还年轻着呢，有的是机会。”我和小琼有着同样的想法。但要想让上海人尊重我们，首先我们要尊重自己。
1991年“五一”劳动节，厂里举行文艺晚会，工会主席一再鼓励大家踊跃报名，毛遂自荐表演拿手好戏，厂里的很多女孩都报名唱歌跳舞，我也报了名，表演的节目是朗诵。工会主席问我朗诵什么作品，我说我自己写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应了。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这是个机会，在上海人面前展现一下外来妹的才艺。你可以看不起外来妹，但并不说明外来妹没有自己的思想。
晚会是在食堂大厅里举行的，三四百人挤满了偌大的食堂。镇里、区里的部分领导和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都来了，和厂里的大小领导们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没给任何人看我写的是什么。直到轮到我上台表演时，我念出的标题才让台下的所有人目瞪口呆——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
“我们是一群外来妹，我们来自遥远的穷乡僻壤，如一群背井离乡的飞鸟，栖落在这片土地……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是用辛勤劳动换取报酬、改变命运的，我们并非来此乞讨，请尊重我们，一如尊重你们的兄弟姐妹……”
如今看来，与其说这是一篇文艺晚会上的散文朗诵，不如说是借机对上海人看不起我们的质问。写得那么咄咄逼人，又是那么幼稚可笑。站在台上的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台下前排的大小领导们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比较含蓄深沉，我读不懂他们目光中的内容。但我看到前面几排的外来妹们的眼中都泪光闪闪，她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因为我大胆喊出了她们的心声，并且在这样的场合下。朗诵结束后，我在掌声中满面通红地走下台，感觉头是晕的，腿是软的。其实，我从来都是个怯场的人。
文艺晚会结束后，潘洪珍厂长将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鼓励我：“小赵，你好好干，厂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公司总经理特别欣赏你，他特意让我把这个送给你呢。”潘厂长递给我一样东西，是一个如名片盒大小、只有三毫米厚薄的太阳能计算器，外面还有一个精致的皮套包装着。这个礼物我一直保存使用至今。二十年了，丝毫无损。
这次朗诵，也让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装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后来，这篇《你的歧视我不懂》发表在了《宝山报》副刊上，我的写作欲望也开始蓬勃起来。经《宝山报》一位记者的介绍，我认识了钢铁研究所的刘金国老师，他把我写过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后在他主编的《钢研报》上发表，虽然每篇文章只有几元钱稿费，但我却感到了不小的满足和极大的自信。从此之后，一份心情或一个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即使买一条鲢鱼做晚餐，我也会写一篇《红颜杀手》。看到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种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资还令人鼓舞。但与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线上缝纫工比起来，写作只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的我，依然和第一次找到餐馆服务员的工作一样，发誓一定要好好干，在厂里干一辈子！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又没文化又没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即使做一名缝纫女工，也已经值得全家烧高香了。何况在当时，这家服装厂的前程看起来无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装厂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资，正式更名为“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所有服装加工后全部返销日本，以生产童装为主。厂里所有人都欢欣雀跃，这就至少意味着，工厂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了。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当时为了提拔我，也颇有争议。因为我是第一个外来妹组长，其余的十多个组长，全都是上海本地人。有些人觉得，我资历太浅，还有些傲气（对看不起我的人，我也对他们置之不理），不足以管理和带领十多个人的小组。但潘厂长力排众议，坚决启用新人。于是，我戴上了蓝头巾（厂里的普通女工都是白头巾，组长是蓝头巾），成了车间里的一个小头目。
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初次当上小头目，我每天勤勤恳恳，带着组员加班加点。在厂里，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在流水线上，组长并不是个清闲的“职务”，组长不仅要在缝纫技术上“二十四般武艺样样精通”，要会独立缝制任何一件新产品，要教会组员每个新产品的工序，同时还要保质保量。否则，出了生产或质量问题，都要唯组长是问。
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坐在缝纫机旁，指导新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对这个勤劳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我当上组长大半年后的一天，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11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11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四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地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