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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16日晚上，对我来说，是人生的重要拐点。就在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大胆叛逆、惊世骇俗之举——和川“私奔”。
迄今还清晰地记得，在那个闷热的夏夜，我背着14本日记奔，和用化肥袋装着的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悄然离开我生活了6年的家。在我和妹妹一起住的小屋里，妹妹隐忍地小声地哭着，她答应我在天亮之前一定不向父母告密。天亮之后，我坐的火车估计已经离开安徽省了。
那时，从芜湖到上海每天只有一班过路列车，凌晨5点到达芜湖，只匆匆停留几分钟，便继续前行，终点站是上海。为了“避人耳目”，我和川选择了深夜离家，他先用自行车载着我和我的行李，将我送到了火车站。然后他又骑车返回去取他的行李，再由他的弟弟骑车送他到火车站。这一来一回，需要两三个小时。
当我坐在川的自行车上，手里抱着化肥袋行囊，一路颠簸着奔向火车站时，我的心情难过多于激动，泪水不自禁地迎风而落——我想着天亮时，还挂着胆汁袋的母亲找不到我，该是怎样的悲伤；继父的大嗓门一定会把我的“私奔”丑闻在小荆山宣传得沸沸扬扬。可我除了一路洒下心情复杂的泪水外，已经顾不上父母的反应了。事已至此，我只能义无返顾，奔向我渺茫而不可知的未来。至于未来是什么模样，我无从揣测。我的出逃就是在向命运挑战，向世俗挑战。
那天晚上，尽管要坐八个小时的火车，我那天依然很“隆重”地穿上了最体面的衣服——一件黑白细格相间的裙子，上身是一件白的确良短袖衬衫。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件衣服，飘带领，泡泡袖，是我16岁的时候让裁缝按照我的设计做的，样式非常好看。唯一的美中不足是，衬衫的左肩上有个三角形的补丁，那是我有一次扛铁叉时挂破的。这件衬衫我已经穿了三年，被洗得薄如蝉翼似的，但依然算是我最好的一件衣服。脚上穿的，是一双走路“咔咔”作响的塑料底“皮鞋”，那也是一年前，母亲花3.5元钱给我买的。
当我坐在昏暗而空荡荡的火车站候车室的时候，才有了一种冲出“囚笼”的感觉。明天，迎接我的就将是另一个世界了。上海，会以怎样的姿态接纳我？我在那里能够找到一小片立足之地吗？
夜深了，倦意开始袭来，眼皮开始发粘，但我不敢睡觉，我抱着不值钱的行李，紧张而孤独地坐在面朝大门的长椅上，等待川回家取了行李过来。我一边努力睁大眼睛抵抗睡意，一边想：如果他不回来了，我该怎么办？这一刻，我终于惊觉：今天晚上的决定和行为，已经把自己和川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我和他的命运，从今往后会拴在一起吗？他会是我的依靠吗？
两个多小时后，川终于满头大汗地提着一只行李箱来到了候车室。一看到他，我心头一宽，紧张的心情终于松懈了下来。等他在我身边坐下，我才忍不住问了他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你爸妈同意你带我去上海吗？”他憨憨地笑了笑：“他们是求之不得的。不过，他们也跟我说过，说让我要想好了，我把你带出去，就要对得起你。”
“你是怎么想的呢？”我追问他。他低头想了想，才谨慎地告诉我：“我现在最大的目的就是帮你家脱离困境，至于以后……顺其自然吧。”
“你还想当和尚吗？”我跟他开玩笑。他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你还记得这个啊？我一说要当和尚，我妈就骂我没出息，不孝顺。其实我也是看到我妈跟我爸爸到一起就吵架、还经常拿小孩出气才有这个想法的。我总觉得，与其成立一个没有温暖的家庭，还不如不要，对谁都没好处，对孩子更没好处。”
他的话让我想起我的家，我妈和继父几乎没有一天不吵架，但我想到的不是独身当尼姑，却是更为渴望一个温暖平静的家，这就是我和他在家庭观念上的区别。这个区别，最后直接导致了我们感情上的分歧。当然，这是后话。
夜越来越深，我们都越来越困，我和川轮流着打盹和看行李，等待黎明、等待火车的来临。
早晨5点，我们终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我们只买到了一个座位票，一个是站票，我俩只好轮流着坐。花19元买了火车票后，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了5元钱。漫长的旅途中，当火车上的其他旅客在啃着苹果、吃着五香蛋，或打开香喷喷的餐盒时，我和川只能用开水冲下一片片又干又没滋味的苏打饼干。这还是我妈住院时别人送的，妈妈不爱吃，妹妹拿来当了零食，但妹妹最后又塞给我路上充饥。这半斤苏打饼干，也成了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有些新奇，也有些焦灼：火车怎么开得这么慢呢？何时才能到达上海啊？窗外的风景稍纵即逝，想着离家越来越远，沉重的心情逐渐变得轻松起来。我甚是开始憧憬到达上海后，会面临怎样一种未知的生活？
傍晚时分，列车终于在我的激动不安和迫不及待中抵达上海，夜幕下的上海有种我从未见过的神秘莫测的高贵气势，那些璀璨夺目的灯光、令人畏惧的高楼大厦和马路上如狼似虎的汽车，无一不以高高在上、自我感觉良好的姿态与我擦肩而过。这是个我心目中的天堂，这里的所有人、房子、汽车、甚至树木都让我感到敬畏，它们是如此强大，让我越发感到自己是如此渺小与卑微。我像个没有自知之明的不速之客，冒失地闯进了这片原本不属于我的乐园。
川带着我转了三四次公交车，公交车上满耳都是我听不懂的吴侬软语，陌生的人们个个都衣冠楚楚，目不斜视，显示出一种旁若无人的尊贵。我和川提着寒碜的行李，窘迫而谦卑地站在他们中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我下意识地看看我的左肩，那里有一块三角形的补丁。好在是夜晚，没人会注意。但我依然感到那块补丁像打在我脸上一样，让我脸红心跳，让我不好意思。陌生而高贵的大上海，让我感到了无以名状的自卑。
在宝山区月浦镇下车后，川一手提着一个行李，带我走进了宝钢的大门。昏黄的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夜晚的宝钢宁静安详，宽阔的马路两边种满各种花卉。川不无得意地告诉我：“宝钢是全国闻名的花园工厂，明天早上起来，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绿树和鲜花。”
到达川的宿舍时已经晚上9点，他的宿舍里空无一人，宿舍里挂着四顶蚊帐，他说他的三个同屋一定是在电视房里看电视吧。那时正是食堂里卖夜宵的时间，川放下行李，立即拿了两个搪瓷盆子，从开水瓶里倒出热水烫了烫，跑去食堂买来两碗肉丝面。那碗到上海后吃的第一顿面条，成了我记忆中最美味最难忘的佳肴。我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吃，舍不得一口吞下。至今，我固执地以为，没有哪一种饭菜，及得上那一碗肉丝面。那一碗肉丝面的香味，在我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萦绕不去。
在吃面的时候，我忽然有种失真的梦幻感觉——昨夜，我还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而今夜，却已身处高贵繁华的大上海，时空变幻，世事无常。我这一步，是对还是错？我将面临怎样的人生？
第一晚，我在川的安排下，住进了他宿舍后面的一间女生宿舍。那屋里住着三个女孩，另外有一张空床，听说那个女孩回家探亲去了。于是我就在那张单人床上度过了在上海的第一个夜晚。浅意识的睡眠中，始终摇晃着母亲伤心欲绝的泪眼和继父暴跳如雷的怒骂。我一定在梦中又哭又喊了的，要不，第二天一早起来，宿舍里那个四川女孩不会那样问我：“你夜里做噩梦了吧？又哭又喊的……”
第二天早晨，我是在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的歌声中醒来的，那是宿舍区的喇叭在催促人们起床。宿舍区开始嘈杂起来。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陌生的空气中有种鲜亮的色彩，让我感到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我梳洗完毕来到川的宿舍时，他的三个同屋奇怪地看着我，川笑着介绍：“这是我的老乡，想在上海找份工作，以后你们大家多帮忙。”他的同屋意味深长地笑笑，笑得我和川的脸都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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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到了上海，但我的人生并没有立即物换星移。
来了之后才知道，工作并不像川在家里说的那么好找，我理想的工作是能进工厂打工，比如服装厂、制鞋厂等等。他托了许多在材料处工作的上海人帮我找，可一天又一天过去，工作的希望十分渺茫。偶尔，我也从《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些招聘广告，但招聘单位不是要求熟手，就是要求高中毕业。这让我感到无比沮丧——只有小学学历的我，要想在上海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也许是天方夜谭吧！周末，川也骑车带我出去转悠，专门找马路边的小餐馆进去“毛遂自荐”，但收效甚微，似乎没有一家餐馆的老板会要一个来路不明、盲目冒失的自荐者。
有一天，川的木工师傅好不容易帮我打听到宝山有个地方需要铲煤工人。我立即就想去试试，在家连石头都砸过了，铲煤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了。但川坚决不让我去，说那是男人干的活，他不愿让我刚离开“石窟”又掉进煤坑。
更雪上加霜的是，家里还一封接一封地寄来“讨债信”。其实，我到上海第三天，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一是向妹妹打探我离家出走后父母的情绪变化，尤其是继父，有没有气急败坏地四处宣扬我的“私奔”；二是安抚父母，我在信中向他们保证：我上班后的所有工资都会寄给家里。妹妹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她告诉我：自从我走后，继父倒没有我预料中的大发雷霆，反而逢人便说，大女儿去江苏打工了。只是母亲，天天躺在床上抹泪。
我心里不由松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父母其实是知道我要和川“私奔”的，只是他们选择了“视而不见”，“默许”了我们的“私奔”。也许，潜意识里，他们也觉得我去上海打拼是当时最好的选择。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也许更希望我和川能够在一起，既然川愿意带我出走，他们也就乐得“顺水推舟”了吧！
然而，当务之急，还是要帮家里还债。接到我家的催款信后，川二话不说，立即取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三百元，给我家寄了过去。我很内疚，也很感动。他原本可以过得非常轻松惬意的，却被我连累拽进了生活的困境。他像个上帝派来的勇士，义无反顾地托起了我那风雨飘摇的沉重的家。他是我生命中出现的第一双援救之手，是他将我拉出了血泪合流的苦难岁月，拉出了暗无天日的少年时光。如果不是他，我的人生也许会阴暗得无法想象。
贫穷，让我们过早地开始了相濡以沫。那时我十九岁，他二十二岁。
川给我家寄钱之后，家里的催款信依旧不停地飞来，要钱还高利贷。川把那个月刚发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寄给了我家，又找同事东挪西借了一点，还是不够。他把自己才买的40块钱菜票卖给了同事，又把单位发的两箱苹果和梨也卖了，总算凑齐了钱，给我家寄了回去。
整个9月，我和他全靠白水面条和馒头果腹，最奢侈的是买了几包涪陵榨菜。川最不喜欢吃面食，那个月吃得他面黄肌瘦，他喜欢锻炼身体。吃到后来，他连40公斤的杠铃都举不起来了。我十分内疚。
好容易挨到下个月，川发工资了，先还了别人一部分。我们终于吃上了食堂的炒青菜，但就是一份炒青菜，我们也推来让去，谁都不愿多吃一口。我说我喜欢喝菜汤，所以我总是抢着把菜汤倒进饭碗，三两下就吃完了一碗饭。后来，他打来饭菜，总要先将菜一分为二，不许我少吃。食堂的米饭总是很糙，青菜也没什么油水，可我们依然嚼得很香，像是品位世界上最美味的佳肴。
我最感内疚的是，我不仅把他拉进了经济窘境，还给他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为不好的影响。那时候，虽然我暂住在女生宿舍里，但也是违规的，因为川的单位有规定，宿舍区里不准住非职工。保卫科科长已经警告过川好几次了。
实在没办法，川便把我藏到了他的木工房里，好在是夏天，在地上铺张草席，点一支蚊香，他把我反锁在木工房里，这样我就能安稳地睡一夜。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到外面溜一圈，等到别人上班时，再从大门口堂皇地进来，给人造成我在外面住的假象。
但每天睡在地上也不是办法。川在木工房周围转来转去，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木工房旁边有个四五平米的小房子，以前是堆放杂物的，川悄悄地把杂物清理了出来，然后用废气的木板钉了一个简易的床架，上面铺上席子，挂上蚊帐，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卧室”。因为小屋非常闷热，川又给我买了一台小鸿运扇，放在床头。每天晚上，川悄悄送我过来睡觉，我进屋后，他就从外面把门反锁上，他再回宿舍去。他走之前总会一再叮嘱我：不管外面多么闹腾，你也别出声，没事的。而我在小屋里也尽量不开灯，因为别人会从门缝里看到灯光。现在想来，这样的居住环境真是简陋艰苦到了极点，但却让我感觉无比安全和温馨。
但也有惊险万分的时候。一天夜里十二点多钟，宿舍区已经一片沉寂。保卫科突击查夜，得到消息的川飞快地跑到木工房，打开我的小屋门，拉着我穿过木工房后面的杂草丛，爬过围墙，跑到不远的江边，好歹躲过了这次“浩劫”——如果被查到私自带着非职工在宿舍区过夜，是要被狠狠罚款的。站在江堤上，我们还是能远远地听到宿舍区传来吵闹声，大概有人被抓住了。惊魂未定的我对川说：“我还是出去租房子住吧，住在这里太不方便了。”川用惯有的慢吞吞的语调说：“还是等你找到工作再说吧，你一个人住外面我也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