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他洗衣服的时候，我发现他外套的一只口袋破了一个大洞。真是个粗心的家伙，口袋破了也不叫人缝一下，丢东西了怎么办？晚上，等衣服晒干了，我就坐在房间里，准备给他补上。可是用什么布补好呢？刚好，我的抽屉里有一块做衬衫剩下的花布头。虽然花布头补在蓝卡其布外套上显得不伦不类，但好在是托在口袋里面，外面一点也看不到，没关系。对农村女孩来说，缝补衣服是最基本的女红，我像绣花一样精心地缝补着金狗的口袋，针脚细密、匀称，我一边缝，一边想着：他明天看到缝好的口袋，会有怎样的心情？
口袋缝好后，我像欣赏一幅杰作一样欣赏着我的手艺。至今，那块三角形的、红花绿叶的花布丁依然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因为那块补丁，寄托了一个十八岁女孩对一个男孩子的细腻心事。
第二天，金狗照例来吃饭，我把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外套拿给了他。我没有告诉他口袋已经被我补好了，我要等他自己去发现。我记得第二天好像是“五·一”劳动节，山上和钢铁厂都要放假。我问金狗放假这几天干什么，他说要回家，我有些黯然。他说家里要农忙，他必须回去帮妈妈干几天农活，他还对不能帮我家干农活感到有些愧疚。我说没关系的，反正我家只有我继父一个人的地，才一亩多点，请几个亲戚帮忙就完了。
金狗回家了。而我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的青涩之恋就像某个雷雨之夜被风雨折断的小树苗，成长的过程戛然而止，只留下一段稚嫩的残枝矗立在记忆的荒野里。留下的，是一段枯萎的记忆。那时候没有传呼、电话和网络，也不知道他家的具体地址，我们就这样失去了所有联系。
我不知道他为何不辞而别，不知道他是否和他不喜欢的女孩结了婚。他的出现和离开都那么突兀，让我猝不及防。他的小叔叔后来也没再来山上拉货，他的后来，成了一个谜。
说不清那段时间是怎样的一种心情。之后，每当想起金狗，就想起那块口袋里的花补丁。不知道，他看到了这块补丁会想些什么？是否会偶然想起，在那个四月春天的夜晚，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怀着绣花般的心情，为他的破口袋补上了一块热情洋溢的花补丁？
32
十八岁的夏天如期来临，我又回到了山上。腿伤基本痊愈了，只是右脚还没恢复好，只能用左脚着力，一蹦一跳地走。通常是母亲帮我搬石头，我抡着铁锤砸。可是，我刚回到山上不久，就“失业”了——钢铁厂不要“碗口石”了。我只好到采石场的破碎机组找了个拉翻斗车的活儿，拉翻斗车要比砸石头轻松一些，但收入也少了许多。
从那之后，我成天戴着日本鬼子进中国时戴的那种深蓝色“风帽”、眼镜和口罩（因为破碎机在开动后粉尘极大），拉着铁皮翻斗车，一天数十趟地从破碎机里拉出破碎后的小石子或石粉，倒在几十米外的料场上，让汽车或拖拉机运走。周而复始，枯燥而又机械。破碎机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振聋发聩，灰尘弥漫。一天下来，尽管戴着口罩，鼻孔里还是吸满石粉，手指一抠，都是灰白色的厚实的泥巴。露在风帽外面的头发、眉毛像是染了霜，每天回家都要洗头、洗澡。为了省事，我常常在河水里用洗衣粉洗头（那时根本没钱买洗发水）。洗头后，也没有电吹风吹干头发，久而久之，我便落下了偏头痛的毛病，至今未愈。头痛，几乎成了我生命的凌迟杀手，每月都要发作一次。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命运的魔杖总会在人的一生中留下一些令人诅咒的印记呢？
十八岁，对我来说也是祸不单行的一年。我的腿伤刚刚好，就遭遇了“失业”，接着，母亲又患了一场大病。从六月份开始，母亲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不知道究竟哪个部位出了毛病。继父整日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母亲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也不肯吃饭，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我了解母亲，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甚至拖到病入膏肓。
那些天，母亲的呻吟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每天，当我从山上回家的时候，就习惯性地远远看望自家的屋顶，如果屋顶上的烟囱在冒烟，我的心便会愉快起来，那说明母亲起床了，她在为我们做饭了。可多半我是失望的，往往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依然冰锅冷灶的，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偶尔，母亲会有气无力地喊一声：萍啊，我疼得架不住了。于是，我就找来邱医生，给她打一瓶生理盐水消炎，她就会安静下来。偶尔，我也忍不住冲病中的母亲发脾气，责怪她不去医院看病，在家活受罪。她不知道，她的呻吟对心疼她的亲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心灵煎熬和折磨！
终于有一天，母亲挺不下去了。那是1987年7月初的一天，我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母亲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母亲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母亲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蜡黄、多皱。她裸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母亲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母亲床前，心如刀绞。母亲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邱医生。邱医生翻开母亲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在母亲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至今想来仍然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母亲认的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母亲，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可是，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汗流浃背地把母亲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在家睡觉呢，你们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再来吧。”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在各自的家里睡觉，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
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带着一丝哭腔说：“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母亲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窒息。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铁石心肠的医生。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明早医生一上班，就先给母亲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母亲，蹲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待天明。那夜似乎特别漫长，让我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母亲耳边说：妈，你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母亲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我害怕极了！母亲，你千万不能死啊！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母亲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母亲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母亲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母亲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母亲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在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母亲，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母亲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我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你妈妈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母亲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母亲的身体进行了检查，然后告诉我：“病人的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我只是懵懂地点着头，把救命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这些白衣天使身上。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拒绝给母亲做手术。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母亲送上手术台了。可是，医生给母亲检查身体后，又说母亲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否则性命堪忧。
7月13日上午，我被叫进了医生办公室，一位中年医生拿出两张纸，对我说：“现在病人身体很差，动手术的风险很大，家属要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同意，我们才能动手术。你能签字吗？”我懵了，我这才知道，动手术的风险是病人家属承担的。医生问我多大了，我说18岁。医生严肃地看着我说：“18岁已经成年，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了。”必须我来签字吗？18岁的我能够掌握母亲的生命吗？我低头仔细阅读手术同意书上的字，可那上面写着什么啊？——如果手术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医院概不承担责任。我的眼泪又刷地滴落下来。这张薄薄的纸，会不会是母亲迈向死亡之路的通行证？而我如果在上面签了字，是不是意味着我同意母亲走向死亡？
我捧着那张纸哭个不停，就是不敢签字，直哭到那个医生都不耐烦了：“这有什么好哭的？快签字吧！签了字我们马上就可以给你母亲做手术了。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没法救你母亲……”我终于颤抖着手，在手术同意书上写下了“同意手术”四个字，接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在帮母亲换手术服的时候，触摸到了母亲瘦骨嶙峋的身体，如果不是她的鼻孔还有一丝呼吸，如果不是她的肌肤还有一丝温热，如果不是她间或还有一两呻吟，她就像是一具风干的木偶了……我用热水将母亲浑身上下擦洗了一遍，她几乎没有什么感觉。连我的眼泪滴在她的后背上，她也浑然无知……
上午8点30分，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眼看着母亲越去越远，眼看着那扇门在我眼前缓缓关闭，生离死别的感觉如此清晰，巨大的恐惧和疼痛紧紧地攫住我，我靠在手术室门外的墙上，掩面大哭。有个医生刚好从楼梯上下来，冲我呵斥道：“医院里要保持安静，不要在这里哭，要哭到外面去！”我不敢大声哭了，我抽泣起来，头脑昏沉沉的，我的身体顺着墙根溜了下去。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真多，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农村女孩子，瘫坐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眼睛哭肿得只剩下一条缝，眼巴巴地望着手术室的大门，四个小时没挪一步。她在等她的母亲活着从手术室里出来。
33
手术进行到11点多钟，母亲终于被推了出来。谢天谢地，她还活着。只是腹部多了一条长长的伤口，同时还多了一个胆液引流袋，母亲被切除了大半个坏死的胆囊。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在医院里陪着母亲。病床上的母亲像个纸人一样不堪一击，医生最担心的是会有并发症夺去母亲的生命。7月酷暑难熬，母亲的病房里住着四个病人，没有电扇，那年头更没有空调，病房里蚊子奇多。我每天形影不离地守候着母亲，倒屎倒尿，擦身洗脸，打扇驱蚊，晚上就坐在凳子上，趴在母亲的脚头眯一会。医院食堂的饭菜不仅贵，而且量少，我每顿只能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啃一个馒头。母亲吃我用小煤油炉煮得软软的面条，偶尔放几片猪肝，或是小鲫鱼熬的汤。
在医院里，最令我揪心和伤脑筋的是，那个胖胖的护士长隔三差五就把我叫到走廊上，要我补交药费，否则就停药。停药对一个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很明白。做完手术后，我接到过医院下达的三次病危通知书，随着通知书一起下达的，还有医院财务室催交药费的通知单。每次捧着这些烫手的通知书，我欲哭无泪，只能厚着脸皮一遍遍求医生：先救我母亲，钱一定会补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