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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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
批评是怎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不外乎是批评者个人的意见发表欲的产物。这种说法当然太消极了，也许什么都不能说的。要再积极点说，那么，批评便是文艺圈内的领导。它对读者，则帮助他们去理解作品；对作者，则和他们作取材方面题材处理方面的种种讨论，使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不过老实说，一个作者完全被一个批评者所左右的事，是实在少得很少得很的。所以我以为，批评的主要的职务，还是在于帮助读者理解作品。而从前有人说过“批评的本领与其在于指谪作品的短处，不如在于发扬作品的长处”，也许正是这个意思。
上面所说，当然全是理论方面的话。事实上在我们中国，批评却压根儿不是这回事。照道理说，文艺的未垦地的中国，是多么需要好的批评家来培植、诱掖啊！但是事实上，在中国出现的批评家，却根本不是文艺圈内的领导者，而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一般人常非难批评家手里拿着一管尺去量作品，其实他们手里拿的果真是尺，倒也罢了，可怕的那不是仅仅的尺，而不是绝不留情的武器！他们简直把差不多的作者都认作仇人，把差不多的作品都认作仇人的裔儿的。
文学批评目前不多见，不能举例；电影批评是很流行的，我们看那些伟大的电影批评家是怎样对付着电影作品吧。内容重于形式，这当然是金科玉律。于是乎，这一部“内容空虚”，要不得；那一部“意识不正确”，要不得——都要不得！（市场上放映着的多美国片，他们对于这些美国片也一样要求着“正确的意识”。这种滑稽处，亏他们厚脸不觉得！所以，欺骗观众的是谁？“是那些电影批评家！”我敢说。因为那些影片的制作者也许反而说的是实话！）从一部分中国片的制作者之间，已经可以听到对那些批评家的从窒息中发出的怨言了；把那些暴徒踢入“冷牢”的日子，不久一定会来到吧？
建立健全的批评哟！——我要这样呐喊。
载《现代》4卷2期（1933年12月出版）
关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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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今年是“国货年”，除“关麦”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自作，应该一同提倡，绝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纵容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乐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动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下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者，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啊。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
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
（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为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哪一边也不很明白。
（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栽）
八月二日
载《现代》3卷5期（1933年9月出版)
谈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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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上
近来坊间对于选集文章之风，又极为流行：有的从古今名家专集之中，撷英撮华，注释评点，汇成一编；有的张三李四，东采西取，附加作者史傅，文义考证等等，亦严然巨帙；等而下之，凑合拢来，不著点墨，不费心思，亦可成书，编者印者，美其名曰：便于初学。其实，这一套本领和菜饭厨师差不许多，菜馆里炸雏鸡块，叫炸八块；这些编辑名家，把别人文章，砍头去尾，判以凌迟，直可名之为炸八块编辑法。又或取前择后，挖去心脏，如厨师之以鱼头鱼尾煮汤相类，似又可名之为烧头尾的编辑法。其他，拼拼凑凑，摭摭拾拾，一集之中有五六人五六种之多，则简直是摆拼盘，炒杂烩了。然而，厨师们烧出来的，还要有调味的工夫，还要加油加盐，使其味道鲜腴，可以适口，可以养体；而我们这些选家们，大约从来就没有想到别人的口味，别人的营养，而只会拿厨师的工钱吧了。
自然这种现象，由于文化食粮缺乏，读者购买力窘涩，不能遍览群籍，于是引起投机取巧之徒，才把这种生意经当做了冠冕堂皇的招牌。因此煞有介事俨然自负为选家者，真如过江之鲫了；可是鲁鱼亥豕，贻误读者，大约总难免掉。流风所及，连书肆小伙，曾未读过一年半载的书，也居然选起文章来。这真不能不使人想到《儒林外史》上，那些选家们，处州马二先生，选文成家，纸贵洛阳；而开豆腐店的儿子匡超人，也就见猎心喜，一夜之间，可以批出三四十篇考卷。不过，那时候，所得的报酬只不过几个选金，几十本书，开笔四样小菜，发样出书，各请一次，初二十六吃点牙祭肉，茶水灯油，店里供给而已。而今天选书所得，就不但不止此数，且可大发一笔选书财了。
不过，老实说起来，选书如果一本正经的做，真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像《史记菁华录》，重文轻史，早为学者所诟病；就是最明显的小学生都读过的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其命意所在，全在一序，而历来古今选家，从萧统《文选》，到清姚鼐《古文辞类纂》，一直到如今编学校教科书的先生们，一概都摒而弃之，也就不能不使渊明先生地下叫苦了。至于《湘灵鼓瑟诗》中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本是试帖诗，却无端被某教授拦腰砍下，释为空灵，亦早经鲁迅先生指为笑柄……这些都不过过去的例子，如今乱选妄评，曲加解释的选家们更不知造出多少罪恶来！
所以，我在这里不能不诚恳的奉劝青年读者们，宁少读一本“名作”，别相信这些选本。选家们是只图自己牟利，所谓“便于初学”，也不过是近代广告术而已。在这种香美的钓饵之下，狂选滥编，只要能钓得你的花花绿绿的钞票，心虽似“热”，但未必还“良”，你说这种乱点鸳鸯谱的选本，能可靠吗？
有人说，如今这些选家，完全唯利是图，所以才不顾自己的声名，这我也相信。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时至今日，好利而又好名，似乎也不为过，他们能从这上面想想，也许还能慎重一点。可是要说他完全不是为名，我也未敢相信。《儒林外史》上，蘧公孙要求马二先生在他选的墨卷上加上自己一个名字，马二先生正色的说：“这事不过是名利两字，小弟一不肯自己坏了名，自认做趋利，假若把先生写在第二名，那世俗人就疑惑刻资出自先生，小弟岂不是个利徒了。若把先生写在第一名，小弟数十年虚名岂不是你的了。”今天，自有书店、出版社，专承排印；谁出刻资，当然用不到洗刷；但为了要使自己的文章夹在名家之中，以博稿费而增名气的选家们，还不在少数，这就不在马二先生所论范围之外了。至于，袁子才刻《随园诗话》时，许多盐商巨贾，都花了花白银子，运动他选进一二断句，以充风雅，也成为过去的事，因为现在有花白银子的，他又何必握笔杆充风雅呢！但要是朋友成了选家，于是哀求他选上篇把，再捧场几句，以附名家之列，这情形恐怕今天还不免有的。这倒不是为利，而专是为名了。
所以选文这件事，过去是名利双收，如今是大多数为了利，少数是为利附带着为名，于是选家多，而读者更苦了！
载五卷一期（1942年12月出版）
关于文字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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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黎庵[原文署名“吉力”。]
清代的文字狱，实为汉族受异族蹂躏最惨痛的史迹，但至今还未有人来勾稽整理，使成为一部有系统可以炯戒来兹的信史。孔另境先生曾有志编选“中国文网史”，惜仅见一例于他所著的《斧声集》编末，未有续作，这是异常惋惜的事。唐弢先生对此亦很有兴趣，数年前我曾希望他能来担任这桩工作，但唐先生工作太忙，恐怕也无暇埋头著作。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史事，虽然为期并不怎样长，不能算什么巨著大作，但材料搜求之困难，是较甚于任何一种史籍的。这或许就是孔唐两先生不能继续和贸然从事的主要原因。
清代文字狱的事迹能记载于专书者，以管见所及，仅有湖州庄廷《明史稿》一案，署题《大狱记》，未著撰者姓名，收入于王文濡所编之《说库》末卷，但全书除叙述事迹外，多叙因果报应，似专为此而演成一卷者，故无何种价值可言。其他狱案，虽于清代所著笔记中亦能略见一枝一节，但决不是编排的材料。
尝见鲁迅先生集龙定庵句书赠郁达夫先生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可见有清一代文人于“文字狱”三字，闻之胆寒，即使要信笔写些笔记之类，也拣些神鬼和有趣的来落笔，决不肯正视血淋淋的事实加以描写了。要编撰这样一部有价值的史书，唯一的材料，只好向官方的记载中去找文献，如《东华录》“上谕”、“朱批”之类。而这样相反的文献，必须多用一重工夫，才能把蒙在表面的一层皮剥去，显出汉族许多读书士子血腥腥的事迹来。
民国二十年五月，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把庋在各处的档案找出来，编成《清代文字狱档》，随编随出，至廿一年一月出到第五册，我所陆续购买的止于此，以后听说仍继续出版，但不久也停止了，并不会全部整理出来。
档案的编者的引言说：“第一狱之谕折，少者三五件，多则或至数十百件不等。其事件自发生至终结之经过年月，恒有历数年之久者，是以一案之文件，欲求其首尾完具，颇费搜讨之力，且有耗时甚久，仍未能搜讨齐备者。兹先将各案之比较完整者，陆续付印，以餍学者先睹为快之望……”云云。查清代之书，散处各处存档，文献馆庋藏者，为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和实录三种，卷帙浩繁，故宫工作人员，确不能责以时日完全整理竣工。但他们所编出来的文字狱档案，虽然支离破碎，已足够我们过屠门而大嚼，颇餍聊胜于无之望了。
那部档案虽然因为厄于人力时间，搜讨未甚齐备，往往看得有头无尾，但藉此也保存了原来的样子。故宫的文献馆工作者仅供给我们一种文献和材料，要勾稽整理而成为史籍者，是有待于旁人。例如兴文字狱最厉害的乾隆，在上谕里他还口口声声说明“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他的老子雍正甚至“御”撰了一部《大义觉迷录》，来和曾静之流的罪人驳辩，试想将来材料丰富的时候，有人来勾稽出一部《清代文字狱史》，是何等有兴味的事！
一月八日
载《鲁迅风》第3期（1939年1月2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