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近译《浮生六记》，尤感觉此点。沈复何尝有意为文？何尝顾到什么笔法被澜？只是依实情实事，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写下来，而结果其感人魔力，万非一般有意摹写者所能望其肩背。称之为化工，也未尝不可。文人稍有高见者，都看不起堆砌辞藻，都渐趋平淡，以平淡为文学最高佳境；平淡而有奇思妙想足以运用之，便成天地间至文。《论语》平淡，孟子亦平淡，子路出，子贡入，有何文法可言？挟泰山以超北海，亦是孟子顺口瞎扯，何尝学什么人来？今人若没人讲过“挟泰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骤然以之人文，便自觉鄙陋，把他删掉，这种人还配谈文吗？
所以孟子说，辞达而已矣，就是意思叫你把心头话用最适当最达意方法表出。识破此理，一概作文讲话皆不必读。
要紧看你有话可讲否？有话可讲，何必饰他？无话可讲，何必说他？有话可讲，何必修他？无话可讲，何不丢他？说而不饰，丢而不修，是为天籁。
载《文饭小品》第6期（1935年7日出版）
广播之类
……
王任叔[原文署名“阿Q”。]
好久以前听说报纸上是不准登载中央政府要人们的广播演说的。而且因此《译报》、《文汇报》、《中美报》和《大美报》被罚停刊，时间是两礼拜以上，为时就是登载了蒋委员长的生产会议的广播演说。
人们自然还可以原谅。是租界，是中立国的统治下，虽然翻遍中立国的公法、私法、民法、刑法，还有出版法和罗马法，确实没有载上这一条，但是红色的五月，警备、戒严、铁丝网、铁甲车、搜查、抄靶子，治安维持者忙得满头大汗。这一份紧急处置，我说，确是可以原谅的。不是吗？我们已经平安地度过了五月，已入七月的中旬了，我们叨了不少的光。
可惜的是《译报》《文汇报》竟因“冒险家”的出卖，送了终，一命呜呼了——呜呼！呜呼！天下太平，“小民”无不额手相庆！
然而不太平的日子，终于到来！皇皇的广告：“《中华日报》定已往宗旨准七月十日复版！”
这还无碍于中立国法律：言论自由。然而，终于出版了。第一天就登了汪精卫的“广播演说”，而且用四号字排，而且又当作社论登载，而且——而且什么呢？而且一点也没有遭到禁止。
但这还无碍于中立国立场。因为五月不比七月，而“强权即是公理”。——谁叫中国军队，两年前就从上海撤退！
这里自然还得加上个“呜呼”了。但我暂且收住！有人类的良心与正义感的人，总会校正这现象。等着吧！“小民”也只有仰望这云霓似的德政的到来！
载《鲁迅风》第17期（1939年7月20日出版）
批评与作家
……
韩侍桁[本文发表时署名“侍桁”。]
论批评的文章最近只我所看到的就不下十篇，都是说批评应当怎样写，或是批评者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我却很少看见人们讲到那被批评的作家对于批评应当怎样的，然而这在目前，我觉得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作家大体都是希望批评而同时又在厌恶批评的，希望的是所谓公正的是使得作家相当地首肯的批评，厌恶的是那不公正的完全和作家的意思相背反的批评。但事实上，批评家和作家很少能站在同一的立场或同一的观点上，所以批评家的话不能使作家满意的倒占多半。
可是批评家也和作家一样地不是专为某个人或某些人而也是为着广大的读者写作的，他的批评正确与否是和被批评的作家的满意与否毫无关系的。法郎士称批评为“灵魂的冒险”，话虽有味，但并不怎样正确，因为他太把作家看为批评的主要的对象了。
我们首先应当认清的是，批评和创作并没有很大的差别，批评也同样是创作之一。正如没有创作能为一切的人所欢迎，也没有批评可以使一切的人和他同意；批评者诚恳地说了他自己所要说的话，那就算尽了他的义务。
他虽批评，同时他也是处在被批评的地位，因为他的工作，自有广大的读者来估定他的价值，这正和创作家的创作在社会上所获得的声誉如何也是一样的。如果虽名为批评家，而实际上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他的凶恶的相貌大家看久了自然会起反感的，作家对他尽可不必发生恐怖。从这一点讲起来，批评和被批评的作品是处在互相竞争的地位的，作品的本身的价值有时可以淘汰了那批评，而坚实的批评有时也可以压倒了一部不良的作品。
所以创作家对于批评处在一种超然的地位是有益的，观者叫好也罢，恶骂也罢，他还是应当同样地创作下去。但这却不是说，一切的创作家对于理论都该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反之，最好的创作家是应该和批评家一样地要专心在理论上下功夫，即要不因为理论而妨害了他的创作，当他从现实中捉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尽可暂时把一切的理论丢开。
我会看见许多青年作家因为创作和理论的不调和，或是预感到将遭遇的批评的凶恶而在苦恼着，甚至因此不敢下笔，这是有害的事。一个在初学期中的青年作家，更有着充分的理由，不必多顾虑到理论家所将要讲到的话。
但作家养成一种宽大的、对于善意的批评尽可能地接受的气量，是必要的，一看见批评就发生敌意，甚至反口便骂，那他的创作前途是颇为危险的。然而如果作家遇到的是谩骂和侮辱呢？那……那也不必生气，不要作答，因为你若回答了这一次，你就会再受到第二次的侮辱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
载《现代》4卷4期（1934年2月出版）
作家欲
……
林希隽
有一个时期，在出版市场上，非常盛行着《作家素描》、《作家印象记》以及《作家访问记》一类文章。写的人特别多，卖座亦佳。趋势所至，一时几有蔚成为时髦主义之慨。由这情形，不难间接地猜测到一般读者的心理趣味。而作家的生活行动差不多是被认为神秘的，更觉得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和趣味，看得如同对于某一件不易验经的事物一样珍重。缘于内心的向往，从而发生羡慕，以至企图之。
但这一现象，却亦不是全部由读者群起于单纯的心理崇拜所形成，如从别方面着眼，则又另有一种理由了。这即是说，大量的智识分子层，尤其是文科出身的大学生的一般出路问题的不易解决，受现实生活的压迫；同时，这一般人舍了弄弄笔杆儿以外，又是一无是处，在此情形之下，只得从事这较为轻便的文字生涯了。其间固有迫于无可如何，非出所愿，但亦有不少准备把一生的事业安排给文学，希冀能够成为名人，成为偶像，欲借文章为立身之道。
不问其有意识也好，非意识也好，总之，作家的念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人的心坎上。十分普遍地，一些有文学嗜好的青年，往往为了偶然的兴致的勃发，或由于瞬间性的情感的鼓动，遂“率尔操觚”地抓起笔来胡诌，发表几篇诗，写一二篇小说，便俨乎其然的自诩为诗人，为小说家，甚而至于摆着作家的架子，以耀己炫人。
不努力写作，不力求艺术上的修养和锻炼，连文学入门的起码智识尚付缺如，却急急想做作家，试问这是可能的吗？然而，事实确是如此，热中于作家的虚荣是极其迫切的。但做成一个作家并非绝无条件，简易地一蹴而得。埃及的金字塔不是一朝一夕建筑起来，同样地，作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成功。到作家之路是有分量的，非人人可得而为之，当然也不是人人不得以为之，乃是出自认真的不断的苦干再加以时间的培植的一个结晶。
作家决定非本人所得过问，而是社会所给予的一种必然的评价，侥幸和猎等总归是不应走的途径。纵使一时能因侥幸猎等而列于作者之林，究不外是昙花一现，瞬即消灭。爬得高，跌得重，浮薄的沙滩上无论如何是造不起一座大房子来。
毫无可疑，作家的愁念实际上仍在无限量的泛滥，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以为不必全都归罪于有这观念的人。太混乱的文坛和太缺乏严肃性的偏重情感作用的批评家们是要负相当的罪过的。因为，在目下，成一个作家确实是太轻易了。随便发表几篇作品的可以为作家，请人捉刀冒牌顶替的可以为作家，抄袭扒窃为业的也可以为作家。这人作家，那人作家，于是乎作家林立。对于此，我们不惟丝毫无异议，反而把之捧上云端，不惜大做文章赞扬之，推誉其为新进，使得大家都因此感到满足。既作家矣，万事顺遂，不必再用力创作，一直马虎下去了。
作家欲有如一种麻醉剂，很足以使将成为作家而未成作家或极有成为作家的希望的人，为作家欲所误，懈于精进，结果必至在文坛上现着多量的徒有其表而无其实的空壳子的作家。要求这些人著作优秀卓越的佳构是绝少可能性的事情。
载《现代》5卷2期（1934年6月出版）
历史和历史
……
郭沫若[原署名“谷人”。]
一九三四年这个年头大约是历史年。读者只消把日本报纸的第一面所登的书籍广告来一看，便可以知道这一个年头所出的关于历史一门的书籍是怎样的多。日本人是追随欧美的，欧美的情形也就可以想见。我们大中华民国呢，在这儿，要把声气放小一些。
人们在主张“读经救国”了，岂非“青出于蓝”吗？
凡是一种流行总有它的历史，这“历史”之所以流行，也正有它的历史。
自从黑格尔的叛逆的门徒辈发生了以来，“历史”这个名词有了奇怪的意义。譬如说社会有其历史的进展。这个历史却和我们黄帝子孙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白话文有自唐代以来的白话文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历史”。
恰和牛顿的力学定律有了正动必有反动而同是一动的一样，有了前一历史也就有了后一历史，而同是用着“历史”或“历史的”这个文字。
总之我们知道有两种的“历史”或“历史的”。一种是说一切物象是动的、变的、相对的，有其发生、成长、消减、转化。而在这演进的途中顺其动向可以用外力来促进其发生、成长、消减、转化。反其动向在多少程度之内也可以阻止其演进。这是一种“历史”的意义。
而另一种是说当前的对象是不动的、固定的、绝对的，自几千年几万年来，就是这样。这是应该用全力来维系的，要维系到几千年几万年之后都永远这样。譬如日本人夸讲他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他们的国宪的第一条也就明载着维系这一个系统于万世不坠。这又是一种“历史”的意义。
更附带着说一句：这也是小小的名实问题之一例。完了。
一九三四·十一·九
载第1卷第6期（1934年12月5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