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曼和舍因一样，也是帕尔梅的老朋友，写了几本关于帕尔梅的书。帕尔梅曾经同意他当“随军记者”，采访他的竞选活动。伊格曼与帕尔梅朝夕相处，长达一年，了解他的酸甜苦辣，他的长处与短处，他的欢乐与沮丧，甚至听到帕尔梅与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电话里的谈话。所以，在交谈的时候，帕尔梅并不会刻意向伊格曼隐瞒什么，他说：“政治家不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采访结束后，伊格曼要为这次访谈拍下一张帕尔梅的照片。他请帕尔梅坐到窗前，这样就能将首相办公室外的风景也留在镜头里。但是负责拍照的摄影师约翰·瓦尔贝伊却不同意在这个位置拍照，他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对帕尔梅的安全产生威胁。帕尔梅朝窗外望了望，满不在乎地说：“老天才知道窗外有什么危险。”于是他离开窗前，坐在沙发上让瓦尔贝伊拍下了一张照片。
晚上6点，帕尔梅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独自一人步行回家。帕尔梅首相这天的工作内容瑞典报刊后来广泛报道，大家都很熟悉。据说这天伊拉克驻瑞典大使也拜会了帕尔梅首相，对瑞典向伊朗出售先进的地对地导弹表示不满。几年以后透露出来的消息还说帕尔梅首相这天还会见了伊朗驻瑞典大使。
此时天空已经一片黑暗，街上的路灯早已经亮起，海风把他一向整齐的头发吹得有些凌乱。不过此刻的帕尔梅步伐轻快，丝毫没有因为今天处理了一大堆繁重的工作而显得劳累。空气虽然还是湿冷，但很新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心情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这是一个难得空闲的周末，终于有时间和家人一起过个平常人的周末生活了。
帕尔梅的家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老城。斯德哥尔摩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由十二个岛屿和一小块内陆组成，岛与岛、岛与内陆之间由四十二座桥梁连接起来，老城就坐落在梅拉伦湖东侧的“圆木岛”上。
1252年时，这里还是一个无名荒岛。当时的商业、文化中心还在塞格图纳城，不过后来塞格图纳不幸遭强人洗劫，变成了一片废墟。有位名叫贝尔格尔的“贾尔”（即伯爵），发誓要重建一座新城。他和其他几位商人将所剩的金银财宝放入一截挖空的圆木里，然后将圆木推进梅拉伦湖，圆木漂到哪里，他们便在那里修建一座新城。
圆木经数日漂泊，终于在一个孤岛旁停了下来，贝尔格尔和其他商人便给这个岛起名为“斯德哥尔摩”（即“圆木岛”），并在此建立新的城市。这就是现今世人所看到的斯德哥尔摩老城。
这座老城距今虽然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但仍完好无损，保留着中世纪建筑群的古老风范，如王宫、议会大厦、尼古拉大教堂等；加上述宫式的狭窄街道、古色古香的店铺招牌，以及店里陈列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常使国内外游人流连忘返。老城有条不宽的街道，叫西长街，是富人居住区。沿街的大楼多为砖石结构，墙很厚，正面又高又大，非常气派，住在这里的人大都身份不凡。
帕尔梅就住在这条街的31号。这座宅第原是老社会民主党人、前大臣古纳·米尔达尔夫妇的家。米尔达尔夫人爱尔娃出于对帕尔梅的关心，照顾他上下班方便，执意要将这所大宅子让给首相。这是一所豪华的房子，离首相办公室不远，步行十几分钟就能到达。
原本，帕尔梅打算趁着悠闲的周末带妻子和三个孩子去费罗群岛度假，他们在那租了一座海景别墅，但由于气候不佳，这个决定在最后被放弃了。晚上8点半，吃过晚饭后，帕尔梅决定同夫人丽丝贝特一起去看电影。当时格兰德电影院正在上映《莫扎特兄弟》，瑞典各界对该片评价很高。帕尔梅非常喜欢看电影、话剧，只要可能，他就会抽出时间去观赏。但因为首相的工作实在太忙，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多，最近一次进电影院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情了。
丽丝贝特希望帕尔梅趁着这个难得空闲的周末和孩子们好好聚聚，于是他俩给儿子莫尔顿打电话，请他和他的女友一起去电影院。8点45分，帕尔梅夫妇走出了家门，向格兰德电影院走去。
此时的街上已经变得很安静，白天的喧嚣早已伴随着夜幕降临而消失地无影无踪。因为气温的缘故，街上行人不多，只有一群年轻人，背着日本产的、最新型号“索尼”立体声收录两用机，边走边唱、边打边闹地走过。
帕尔梅夫妇手挽着手得走过老城那一条条由石头铺成的马路，尽管路面上已结了层薄冰，走起来“咯吱咯吱”作响，但他们还是丝毫没有要坐车的意思。两名贴身警卫早在白天就被他“撵”回家放假去了，此时两人的身后并没有任何警卫人员伴随。
帕尔梅对于严密的警卫制度一直很反感，所以除了正式出访或重要的外事活动外，他很少让警卫人员紧随其后，特别不喜欢那些秘密警察和保安人员在他四周设防。他曾经多次不顾秘密警察局的抗议，经常“撵”走身边的秘密警察，他说：“只有当身边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时，才感到最自由自在。”
当然，帕尔梅的无所畏惧，并不是盲目自负的，因为近200年来，瑞典几乎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暴力事件，更别提刺杀政府要员这种惊天的案件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充满了信心，认为在这里，哪怕有人公然提着满满一箱的现金，也绝对不会遭到打劫。更何况，他自己又是斯德哥尔摩土生土长的市民，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大楼，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看在眼里的，他只会为瑞典的和平和繁荣感到自豪，又怎么会对这个国家和人民感到不安和恐惧。
帕尔梅夫妇离开西长街后，踏着老城纵横交错的鹅卵石小路穿过了与西长街相平行的两条街，向老城地铁站方向走去。他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下，通过地下人行通道，来到了灯火通明的地铁入口处。丽丝贝特出示自己的地铁月票，而帕尔梅则是像普通乘客一样买了一张6克朗的车票。站口检票员是个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叫谢尔盖·萨德鲁兹尼，42岁。他认出了首相，有礼貌地祝首相旅途愉快。谢尔盖对帕尔梅搭乘地铁外出，丝毫不感到惊奇，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为首相乘车检票了。谢尔盖·萨德鲁兹尼后来回忆说，他没有看见首相身后有人跟踪，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情况。
帕尔梅夫妇在罗德曼斯街站下车，走出地铁站来到了斯维亚大街上，等他们来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儿子莫尔顿及其女友早已在那里等候了。他们相互拥抱问候，然后帕尔梅便去售票窗口买电影票。
据当时电影院的售票员后来回忆说：“是的，帕尔梅首相来买票时我认出了他。他像所有人一样排队购票，但轮到他时，票卖完了。他是首相，总不能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说也凑巧，我手里还有四张票，是别人预定的，但未来取，我就把这四张给了他，但四张票的座位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对年轻人便不能和首相夫妇坐在一起了。”
那一天，瑞典职员工会主席比扬·罗森格伦和夫人也正好前来观看《莫扎特兄弟》这部电影。据罗森格伦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和夫人刚刚坐下，就发现前排一位半躺半坐的中年男子背影很眼熟，于是便探头看了过去，发现原来是帕尔梅首相和他的夫人。于是我和夫人立刻起身向他们问好，并向首相汇报了最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首相听得很认真，并不时问我一些问题，不过丽丝贝特夫人似乎有些耐烦，她认为现在并不是工作时间，还问我们说：‘你们是来看电影还是来谈工作的？’首相哈哈一笑，我们这才结束了谈话。”
11点15分，电影放映结束，人们起身离开座位，开始向电影院的出口走去。此时，在电影院外的斯维亚大街上，一个穿着深色大衣的男子，站在一家光线较暗的商店橱窗前。男子身材中等，脸面向橱窗，大衣的衣领向上翻起，将两侧的两颊遮住；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帽子拉得很低，帽檐正好遮住眉毛部分，令人看不清他的长相。
在电影结束后的两三分钟内，这个打扮古怪似乎不愿意让人认出来的男子突然转过身，两眼死死盯住马路对面的电影院门口。当散场的观众陆续从电影院里走出了的时候，他似乎发现了什么，插在大衣口袋里的右手稍稍动了一下，似乎正握着什么东西。
帕尔梅夫妇出了电影院，在影院门口的便道上和莫尔顿说了一会话，随后丽丝贝特与莫尔顿的女友相互拥抱，帕尔梅也拥抱了一下儿子，这对年轻情侣便先行离开了。而帕尔梅和妻子则沿着斯维亚大街左侧的人行道，由北往南朝地铁站方向走去。
这时候，马路对面的这个男子很小心地往左右看了看，似乎是在观察有没有人留意到他。随后，他若无其事地走过马路，盯着莫尔顿和他的女友。当看到这对年轻男女在一个拐弯处转进了另一条街道后，他微微松了口气，然后向着不远处的帕尔梅夫妇尾随了上去。在跟踪帕尔梅夫妇的时候，三人之间的距离始终维持在一百米，显然，这个男子早已观察好了这一带的地形，是有备而来的。
当他看到帕尔梅夫妇接近吐纳尔街的时候，突然加快步伐，大步赶了上去。此时，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就算加上电影院刚刚散场的观众也不过五六个人。帕尔梅夫妇似乎还沉浸在《莫扎特兄弟》的电影情节中，并没有觉察到身后的动静。在距离格兰德电影院约二百米处，当那男子突然加快脚步走到与帕尔梅夫妇几乎肩并肩的位置，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敏捷地往前跳了一步，并迅速转过身来，就在与帕尔梅夫妇打了个照面的同时，男子手中的一枝史密斯及韦信密南型35.7毫米的左轮手突然吐出火舌。
男子对着帕尔梅夫妇连续开了两枪，见两颗子弹都击中了帕尔梅，立刻扭头飞快地向前跑去，眨眼间就拐进了吐纳尔街。此时已近午夜，时针指向11点30分。
吐纳尔街是一条步行街，车辆无法驶入，男子沿街没跑多远就到了街的尽头，爬上那高高的石阶后，很快就躲进了与斯维亚大街并行的另一条大街，消失在夜幕中。从男子突然开枪到迅速逃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丽丝贝特听到第一声枪响，还以为是哪个年轻人在放鞭炮，正想回头问落在她身后半步的丈夫时，凶手就开了第二枪，子弹打穿了她的大衣，擦伤了她背部的皮肤。由于事发突然，丽丝贝特当时完全被惊呆了，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了伤。几秒钟后，她突然发现丈夫帕尔梅倒在地上，身边血流如注，将地面上的薄冰都染成了一摊血水，顿时大声呼救，并扑在帕尔梅的身上。
凶手的第一枪击中了帕尔梅的肩胛骨，打碎了脊椎骨，穿透了主动脉和气管。17岁的护士安娜·哈格此刻正驾车经过此路口，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她迅速跳下车，对帕尔梅进行紧急救护。帕尔梅的脉搏很弱.已经感觉不到了，安娜立即对帕尔梅进行心脏按压。
此时，22岁的男青年斯特凡乘出租汽车经过现场，当他发现路边人行道上躺着一个人，便马上跳下汽车，奔向躺在地上的伤者。在安娜为帕尔梅进行心脏按压的时候，斯特凡毫不犹豫地开始为帕尔梅做人工呼吸。但他做了几次后便放弃了，因为鲜血不断地从帕尔梅的口中涌出，无法进行人工呼吸。
一辆出租汽车此时正缓慢地行驶在斯维亚大街上，司机刚刚送完乘客，准备把车停在路边，计算一下一天的进账，因而发生在午夜前的这一幕惨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名叫达尔斯博恩的出租汽车司机事后回忆说：“我听到两声枪响，便探出头去，正好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帕尔梅首相的旁边，紧跟着首相就突然倒在了地上，然后看见凶手的枪和枪膛里冒出的烟。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凶手站在那儿，右手握枪，看上去像美国西部电影里常常见到的那种左轮手枪——太可怕了。”
达尔斯博恩当时虽然没有马上认出被害人是首相帕尔梅，但他立刻通过车内的报话器，向出租汽车公司急呼：“有人遭到枪杀，快给警察局打电话，快叫辆救护车。一个男人躺在街上，已不能动弹……”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负责今夜值班的警探名叫科西，由于斯德哥尔摩已经很久没有发生恶性案件，所以负责值夜的警察大多都无所事事，科西也不例外。就在他打了一个哈欠，准备起身伸个懒腰的时候，一旁桌子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科西的心里顿时莫名的跳了一下，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立刻接起电话，当他听到出租汽车公司转达的达尔斯伯恩的报警时，全身的肌肉骤然一紧，原先那淡淡的睡意早已经完全消失了。
与此同时，一辆担任巡逻任务的警车正停靠在离斯维亚大街不远的国王街上，车里的两个警察正在闲谈。不远处一个男子匆匆跑来，急促而用力地敲了敲车窗玻璃。
“什么事？”警官约斯塔·瑟德斯特伦一边摇下车窗玻璃一边问。
“那儿出事了。我听见了枪声，就在斯维亚大街上，离这里有二百米远处。”男子用喘息的声音急促地回答着。
瑟德斯特伦看了看那男子，男子虽然很焦急，但眼神仍然显得镇定，看上去不像是在恶作剧。于是他点了点头，命令驾驶座上的警察马上向出事地点开去。警车的引擎才刚刚发动，报话机里就传来了科西的命令：“据报告斯维亚大街吐纳尔街上发生一起枪杀案，快去调查一下。”
看到警车过来，人们立刻闪在一旁，让出一条道。瑟德斯特伦看见地上躺着一个男人，满身是血，路旁的雪也被染红了。有人向他报告说：“开枪的人跑进了吐纳尔街，逃走还不到5分钟，你们现在如果追上去，还能抓住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