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戴高乐随贝当的团队参加了比利时境内的一次战斗，负了伤；以后他在战斗中又两次负伤。1916年3月，戴高乐在法国东北部都奥蒙指挥一个连队作战时，中弹昏死在阵地上。
贝当将军把他列入“阵亡”名单，追授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且给予了这样的评语：“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等到戴高乐醒过来后，他成了德国的俘虏，直到1918年11月德国战败投降，他才重获自由。
一战结束后，戴高乐相应招募来到波兰，同俄国红军作战。他在回巴黎度假期间结识了饼干制造商旺德鲁的女儿伊冯娜。1921年4月，戴高乐和伊冯娜结婚，婚后一共生育了3个儿女。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伊冯娜因为被汽车撞倒而受了惊吓，因此生下来的这个女儿是个智障婴儿，取名安娜。安娜享受不到一般儿童所能享受的幸福，这使戴高乐夫妇在她身上倾注了更多的爱。戴高乐夫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娜能跟别的女孩一样，我和夏尔甘愿舍弃一切，健康、财产、升迁、前程、所有的一切。”
1921年10月，戴高乐回国，先后在圣西尔军校当战争史讲师；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在特列尔的列兵第19营当营长；在东地中海地区参谋总部和国防部总秘书处任职。
1937年底，他晋升上校，任坦克团团长。1940年6月5日，总理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这时，副总理贝当和总司令魏刚等投降派在政府中占了上风，当德军逼近巴黎时，他们不组织抵抗，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拱手将巴黎让给了敌人。随后，雷诺政府垮台，贝当出任总理，向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法军全部解除武装并交出武器。法国北部由德国直接占领，南部由贝当傀儡政府管辖，首都设在维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到此结束了。
身为国防和陆军部次长的戴高乐，坚决主张把法国政府迁往法属北非，同法西斯德国血战到底。6月18日，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对法国发表广播演说：“我是戴高乐，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人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绝不会熄灭。”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它标志着由戴高乐领导的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自由法国”运动开始了。
这时，戴高乐还对留在法国的魏刚将军抱有一线希望，写信希望他离开法国本土，领导抵抗运动，可是魏刚甘当傀儡政府的“国防部长”，并且以军事法庭的名义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戴高乐义无反顾地举起了抵抗的旗帜，着手把流落在国外的散兵游勇集合并组织起来，建立起一支7000人的武装部队，并开始引起国际的重视。
1943年，他把自由法国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就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其他抵抗力量统一为“法国内地军”，拥有50万战士，在国内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
在整个战争期间，戴高乐念念不忘的是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地位，力图使法国在战后作为一个殖民大国继续存在。加上他那十分固执而倔犟的性格，使得自己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可说是相当糟糕。因此，他被排斥在1945年2月雅尔塔三强会议之外，而这次会议却处理着诸如战后欧洲状况等与法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戴高乐想方设法取得了出席批准德国投降仪式的代表权，并使法国在德国获得了一块占领区。可是7月举行波茨坦三巨头会议，戴高乐又被排斥在外，这使他在战后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没有发言权，更没有人理睬他的旨在肢解德国的计划。尽管如此，戴高乐还是为法国争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资格，享有大国否决权。
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凯旋巴黎。当他来到凯旋门时，欢迎的人们挤满了星形广场和爱丽舍田园大街。9月，他的政府迁回巴黎，他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着手重建满目疮痍的祖国。
1946年1月，戴高乐突然辞职下野。在野期间，他一面撰写回忆录，一面注视着法国政局的发展。他一直站在反对派地位，反对新宪法，指责新宪法条文将使法国重蹈第二共和国时代政治动荡的覆辙。
1958年5月，阿尔及尔又爆发起义，军队开始干预政治，有引起内战的危险。5月15日，长期沉默的戴高乐发表一个声明：“12年来，法国面临种种问题，非政党体制所能解决，国家一直处在这种灾难状态中。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今天，当国家再次面临考验时，它一定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6月1日，戴高乐就任总理，12月21日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授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从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
当时，法国军队陷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泥潭中，戴高乐决心甩掉这个包袱，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他采取全民表决的形式，让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决定是否赋予阿尔及利亚以自决权，结果70%以上的选民投了赞成票。这表明戴高乐的政策受到拥护。随后，戴高乐制服了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高级将领的叛乱，避免了法国的内战，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军队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不能饶恕戴高乐这种“抛弃我们的阿尔及利亚兄弟”的“出卖行为”，转入暴力和恐怖行动。至少有四次针对戴高乐的暗杀事件发生于1961年的9月和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但都以失败告终。
在重新执政的最初几年，戴高乐通过发行公债的办法，缓和了通货膨胀，稳定了货币；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提高商业税，解除官方对商业的控制，使国民生产总值逐年上升，国家的黄金和美元储备增加。
随后，他抛出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想使法国的经济强大起来，但都没有成功。到1967年，情况急剧恶化：失业增长率急剧上升、工厂关闭或开工不足、工人和职员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
1968年5月，法国国内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使戴高乐的威信急剧下降。翌年4月27日，戴高乐将地方区域改革方案和参议院改革方案交给公民投票表决，想以此获得选民的支持，结果使他大失所望，有52%的选民反对他的改革方案。戴高乐当即宣布下野，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我将停止执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日中午生效。”
戴高乐下野以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又回到了科龙贝家中写回忆录，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建立他这座最后的文字纪念碑上，不过他最终没能写完这部回忆录。
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在科隆贝的寓所里寿终正寝。按照他在1952年写下的遗嘱，葬礼举行的非常简朴，4万多群众从法国各地来到科隆贝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送葬。与此同时，巴黎大主教马尔蒂在巴黎圣母院为戴高乐将军举行隆重的安灵弥撒，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赶来致哀。几十万巴黎人冒雨向爱丽舍宫行进，在凯旋门这个26年前戴高乐站过的地方肃立致哀。第二天，巴黎市议会决定把凯旋门所在的星形广场改名为夏尔·戴高乐广场，这可以说是向拒绝任何荣耀的领袖授予“荣誉”的一种最好方法。
陨落的和平战士——瑞典首相帕尔梅
一、深夜的枪声
提起瑞典，这个位于北欧斯堪纳维亚半岛东部的国家，人们的第一印象大多都是“和平”、“安定”、“祥和”、“平静”这类与动乱、暴力丝毫不相干的词语。的确，瑞典是一个平静繁荣的国度，在近代史上，即便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火与硝烟也没有波及到它的领土。
在瑞典近200年来的历史中，如果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风平浪静。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这个中立国家都不曾被战争或是暴力事件所困扰，堪称是一个“和平国度”。
但就在这样一个如伊甸园般安定祥和的国度里，却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刺杀案——1986年2月28日深夜，两声震惊全瑞典的枪声，震惊了全世界：瑞典首相斯文·奥洛夫·约阿基姆·帕尔梅在步行回家的路上被枪杀，倒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斯维亚大街上。这是自1792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被暗杀以后，瑞典近二百年从未发生过的国家要人被害案。
1986年的冬天似乎和往年有些不同，对于瑞典人来说这一年的冬天，气温下降的实在太过突然。位于梅拉伦湖与波罗的海交汇处的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在一夜之间气温骤然下降，整个2月气温都在零下15℃左右。
冬天的斯德哥尔摩昼长极短，早晨七点天还没有亮起，下午5点则早已经是灯火阑珊。骤降的气温虽然还没令这个城市达到滴水成冰的程度，但整个2月，天空一直是阴沉沉的，几乎没有几天能看到太阳。室外寒风刺骨，大多数居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市民在工作之余，都极少出门。
2月28日，星期五，一个令人压抑的、寒冷而沉闷的日子，一如这个月的大多数时间。斯德哥尔摩郊外依然是千里冰封，冰雪将漫山遍野染得银装素裹，虽然风寒刺骨，瑞典人在休息时多数不愿出门，但仍是有不少国外的旅游者来到这个冰雪之国滑雪溜冰。
斯德哥尔摩是欧洲最美丽的首都之一——繁华的市容、整齐的街道、宽敞的马路、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无一不可与伦敦、巴黎等欧洲著名城市相媲美。它那古老凝重的王宫，威严、雄伟的议会大厦和建于中世纪的尼古拉教堂向人们炫耀着它的辉煌历史，述说着瑞典民族的智慧；而喜来登大厦、塞格尔广场、球形体育馆等明朗壮观的现代化建筑楼群，又显示出它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至于斯德哥尔摩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宽松的氛围，则是伦敦、巴黎以及一般西方城市所望尘莫及的。伦敦曾被称为雾都，污染十分严重，现经治理，虽大有改善，但仍远不能与到处是苍翠树木、粼粼波光的斯德哥尔摩相比，而且伦敦始终无法掩饰它那数十万每晚流浪街头的女青年和白天拉着手风琴或小提琴、闭上眼睛或戴上墨镜在街上乞讨的穷汉的窘态。纽约现代化程度堪称世界之最，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看了使人目眩，但它的喧嚣、紧张、肮脏、恐怖也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偌大的中央公园过了下午五点便无人敢于光顾——怕遭抢劫。警方甚至奉劝人们外出时身上别忘了带些面值不要太大的美钞，遇有强人最好采取“合作态度”，免遭杀身之祸。与纽约相比，斯德哥尔摩可算是世外桃源了。这里强奸、抢劫、凶杀、吸毒、卖淫等犯罪行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屈指可数。人们深更半夜在大街上行走，从不为自身安全提心吊胆。
正是这种长久的伊甸园般的生活，使大多瑞典领导人都养成了轻车简从、不带警卫的习惯，帕尔梅亦不例外。
瑞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星期五正是周末的第一天。帕尔梅的生活很有规律，同往常一样，清晨，他来到瑞典皇家网球馆，兴致勃勃地同他20多年的球场老伙伴、瑞典投资银行行长哈里·舍因打了一场网球。因为临时有急事，舍因便与帕尔梅约好下次打网球的时间，然后先行离开了。帕尔梅与两位保安人员洗了桑拿浴后，也离开了网球馆。
早上8点55分，帕尔梅像往常一样走进首相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瑞典政府部门的办公时间一般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而帕尔梅几乎每天都是早到晚走，有时还要挑灯夜战。特别是周末，往往是他最繁忙的时候，不是出访或参加什么集会，就是做报告、发表演说，还有一些必须出席的应酬活动。
帕尔梅进了首相办公室，和往常一样，他先看了看办公桌上的日程记事簿，发现下个星期一之前，并没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于是便让两名贴身警卫人员和助手们回家度周末去了。
打发走警卫和助手后，帕尔梅开始批阅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即将与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希腊和坦桑尼亚联合发表的六国声明。这项声明呼吁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举行下次首脑会谈之前，暂时停止进行地下核试验，声明说：“你们对我们的共同生存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由于星期一要去哥本哈根参加北欧理事会，在批阅完所有文件后，帕尔梅开始准备自己在理事会上的发言稿。随后便给保守党主席阿道尔松写封信，此前，两人关于计算机保密的问题做过一番讨论，这封信就是他针对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和建议。然后又写了一封回信，是给耐尔舍地区一个男孩的，因为这个男孩在上周四写信问他最崇拜的冰球球星是谁，而来信必回一直都是帕尔梅的原则之一。
下午，帕尔梅接受了工会报纸《国营雇员报》的主编英瓦尔·伊格曼的采访，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话题是和平与裁军。帕尔梅显得非常轻松，兴致很高，在谈到世界形势时，他满怀信心地说：“1986年是实现和平大有可能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