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
1966年出生，1982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2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涉足海德格尔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评论、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鲁迅研究等领域。2002年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3年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09年获“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学者。著有《鲁迅六讲》《郜元宝讲鲁迅》《鲁迅精读》《遗珠偶拾：中国现代文学史札记》《汉语别史》《小批判集》等专著和论文集。
1993年全国文艺理论年会上，某批评家情绪激昂地说，批评界集中了中国头脑最优秀的人物，大家应该自豪而不必气馁。这个问题我没想过，不敢妄断然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些人物身上如果集中了“优秀”，那么缺点势必也会以同样强烈的形式暴露出来。现代多数搞文学批评的人，身心成熟阶段，尤其中小学教育横跨60至80年代，主要是70年代。这个知识极度匮乏时期给大家留下了严重的先天不足。我们不轻信，可也很少正面建设。固然都很勤奋，但真正的创造又有几何？批评者必须对世事有阐释学所谓“先行把握”，否则如何批评别人。批评工作展开时，“先行把握”和对象一起被照亮，这就构成批评的全部。我们缺的就是这“先行把握”，头脑“空空如也”，临时抓来许多观念、标准、方法，结果可想而知。
自然不该由我们负全部责任，都在现时代这种传统破碎的准无依的天命中，谁也不能例外。想要有所作为，或许只有两条路可走：自觉皈依传统，坚守平正清明的理性。
最大的问题是恢复传统。知识界今天一切鲁莽灭裂，漂泊无据，都可解释为传统不存。但传统不在过去落脚，而须由今天的“此在”开出新路，这个大概没有异议。和创作一样，破碎的传统中，批评也很容易掉进意义的黑洞。失却可以依靠的传统，缺乏对话语境，没有“闻其风相悦而解”的共同想像空间，批评就像是茅屋为秋风所破，一无遮拦。大家站在户外，没法从容地坐而论道，流言碎语，固随风而逝，对牛弹琴，也劳而无功。此种苦痛，我辈算是尝遍。但恢复传统，文学批评似乎也比其他人文学科更有可为的余地，毕竟它是最灵活快捷的一种精神活动。
批评中真诚的情感可贵，但健全的理性尤其不可一日或无。同样由于现时代天命所限，批评总夹带着太多义气声势，情绪充沛非原则蕴藉不厚，长于论辩而多失理据，元气稍有积蓄，不久即发泄一空。80年代的批评便是如此。文章是好文章，就是少了理性的深味细察。总喜欢在气势上下功夫，雄辩滔滔，必欲使读者为之气抑，这大概是受了孟子、韩愈的启发，但也深受其弊同，即满足于造势，忘记理性应该远离这样那样的势，应该坚守从容镇定宽厚平和的反思态度。鲁迅当年曾告诫“点火的青年”：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这话好像就是对今天而言。他讲的“勇气”和“理性”，是原始发露的情感的沉淀与升华，也就是文化精神意义上的“传统”。
我希望批评能够成为通向传统与理性的道路。
这是“我的批评观”吗？太简单了，顶多算透过批评对眼前生活的一瞥。记得刚开始学习写评论时，倒常想追究“批评观”什么的，现在这冲动是无影无踪了。然而也无伤大雅。批评，就是始终关心着批评以外的“某事”，不是担心自身哪个部位得不得劲。
过年听广播，北京天文台“又”发现一颗对地球有潜在威胁的行星，但并不讲明“潜在威胁”究竟怎样，算是把“潜在”的语义用足了。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但神经过敏如我者竟然麻木得不像话，还端端正正坐在这里对付“我的批评观”的卷子。有关身外的“终极问题”，人类的兴趣实在有限得很。对具体批评而言，“什么是批评”，或许也有“终极”意味，但比之离地球若干“天文单位”的那颗小行星又将如何？我们其实只关心眼前。失掉眼前，不上别人的当就上自己的当。就说文学吧，眼前迫切问题太多太多了，“我的批评观”之类还轮不上呢。
同期声（1998年第3期）：
也许只有一句两句◎郜元宝
尴尬人做尴尬事——批评家的批评◎黄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