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情者或认为毛嫁熊，许为钱财。其实，早在朱夫人去世后，熊希龄即把动产分给两女，房地不动产悉数捐给他设立的“熊朱义助儿童福利基金社”（以夫妇姓命名）。熊已近无产阶级，现重组家庭，当基金董事会同仁研究后对毛彦文说“拟把他捐出的产业归还一半作为新家庭的开支”时，毛彦文当即表示：“不要把已经捐出去的产业，因我的缘故而有所改变，董事会诸公的建议，我心领好意，但不敢赞同。”熊希龄听了十分高兴，对毛彦文说：“我没有看错人，你没有给我丢脸！”最后，董事会决议，每月贴给他们生活费八百元。后，战乱物价飞涨，毛彦文不得不变卖熊的汽车，以典当首饰度日。
尽管毛彦文是夫唱妇随，然年龄之差太大，熊内心总有点自卑。某年圣诞节，两人逛商场，毛差熊先回家，熊不允，随同往返，但神色不快。熊午睡，毛私出归来，见熊卧床流泪，为之讶然。一问方知，熊是以为毛嫌他年老，不愿一同购物，怕人见笑。毛彦文告诉他，原来她是想购一只手表赠他做圣诞礼物，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熊听罢破涕为笑。初婚的毛彦文有几分矜持，不好意思直呼其名。跟熊的外孙叫“爷爷”，熊不高兴。熊要毛喊他“秉爱”。他呼毛为“彦爱”。毛彦文最后就称他为“秉”，亲切又自然。
毛彦文自传书影
他们相处总共不到三年。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猝逝于香港。他是“因初期抗战失利，受刺激太深，精神负担过重，骤然丧生”！
毛彦文明白，熊要续弦，多半是为他的慈善事业找继承人（熊有二女一子，其子是残疾人，中年即殇）。他是看中她的能力、热情和爱心而苦苦追求她的。她说：“我痛定思痛，只有把所有的精力寄托在先生的事业上，这样就似乎和先生并不分离。”自熊去世后，毛彦文继承先夫遗志，继任香山慈幼院院长，同时长年“奔走于桂、渝、港、沪之间，出生入死，在所不顾”，在桂林、柳州、芷江等地拓展慈善事业，造福良多。日本投降时，毛彦文在祭奠熊希龄时面向遗像作保证：“吾当尽吾力之所及，重整慈院，藉继君造福孤寡之遗志，亦以报相知于天上也。”乃决定复办香山慈幼院。她成立了基金会，聘请好友、燕京大学教授雷洁琼任理事长，开展工作。而她自己终日奔上走下“沿门托钵，过着化缘的日子”。经过她的努力，慈幼院终又达到战前的风光，有千人的规模。1947年毛彦文以慈幼院院长身份当选为“国大”代表。她说，饮水思源，这是先夫的余荫，怎能忘怀。
毛彦文1949年离沪赴台，“严格地说我是空手离开上海的”。到台后，有限的现款不能维持生计，旋去美国。在旧金山《少年中国报》当过编辑，在加州大学女生宿舍当过指导，在华盛顿大学做过研究，在西雅图教过烹饪，在华大远东图书馆当过管理员……飘零海外，备尝人间冷暖。1961年赴台后自动放弃绿卡，结束在美的漂泊，在台重执教鞭为生，一向低调。她的身体一直不好，视网膜脱落，又患乳癌，先后动过五次大手术。但她一直坚持工作，直至1976年退休，并将毕生珍藏的先翁云卿公书卷及熊氏赠她的十六幅屏条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馆。
归隐后，毛彦文颐养之暇，自1985年起撰写回忆录《往事》，1987年后在台自印百册，自谦是“流水账”，分赠亲友作为纪念（2007年1月于大陆公开出版）。她在“结语”的篇末慨叹一生时写道：“碌碌终身，一无所成，少年抱负，无一实现。此生有三分之二岁月在悲苦坎坷中度过，复遭国事蜩螗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居无定所，幸来台定居后得平静度过二十余年。乃近年来，台湾局面起了变化，暴戾之气，弥漫全岛，能否在此安度余年，难言之矣！”
1999年10月3日，繁华阅尽后的毛彦文溘然去世，享年一百零二岁。
主要参考、征引书目：
1.《往事》，毛彦文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2.《追忆吴宓》，李继凯、刘瑞春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3.《不够知己》，温源宁著，岳麓书社，2004年。
4.《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周秋光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宁折不弯一老人
——追忆钱孙卿先生
李伟
一
说起钱孙卿，当代年轻人即使不是茫无所知，也可能非常陌生，但是这个名字在上世纪40年代沪（上海）宁（南京）苏（州）锡（无锡）常（州）一带，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钱孙卿世居无锡，1887年出生于名门望族。无锡市中心一个叫“七尺场”的地方（现为新街巷），有“钱家大院”即钱宅。当年我多次造访，见大门旁有石刻楹联：“文彩传希白，雄风动海潮。”上联的希白指宋代文学家钱易，真宗时以第二名及第，文彩风流长传不衰；下联指吴越王钱镠发箭射钱塘江潮故事，赞其武功。足见钱氏门风规模不凡。
钱氏门风至当代仍为世人盛赞。钱孙卿有兄弟三人，大哥钱基成（子兰），二哥即国学大师钱基博（子泉），他行三，名基厚，孙卿是他的字。他与钱基博是孪生兄弟。当代鸿儒钱锺书是他的侄儿（钱基博之子）。真是“群季俊秀，皆为惠连”。钱孙卿长子钱锺韩，负笈英伦，曾任南京东南大学校长、江苏省政协主席，次子钱锺汉曾是无锡市副市长。
我是先闻钱孙老之名，后见其人。
1947年春天的一天，位于无锡市中心崇安寺的县参议会（当时无锡尚未改市），车水马龙，人头济济，一年一度的县参议大会在这里举行。
此时我刚去无锡《人报》工作，任记者。参议会正是我负责采访的范围。会议的第二天，我匆匆赶到会场，刚在记者席上坐定，就见一个身材不高、银髯垂胸、戴眼镜、精神矍铄的老人，快步走向讲台。台下响起一片掌声，就像名角上场的一个上场彩。
老人开始讲话：“我不同意县政府交办的征兵征粮议案。”声如洪钟，语惊四座。
坐在政府代表席上的几个地方官员面面相觑，局促不安。
“政府打内战，把重担压在人民身上，征兵征粮一年要有几次，江南再富庶，也经不起这样敲骨吸髓……”
接着他列举无锡交粮出丁的具体数字。
掌声更响，老人的喉咙也更响：“这是竭泽而渔，杀鸡取蛋，更是残民以逞。”最后他怒目盯视那些官员，大声高喊：“孙中山先生提倡民生主义，你们推行民死政策，无锡人要活下去，我坚决反对征兵征粮。”
掌声如潮，老人以凛然不可犯的气概走下台来。
“他是谁？”我急忙问同座的一位记者。
“商会会长钱孙卿，无锡无人不知的名人！你都不知道？”那位同业以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的神情嗔怪我。
当夜，我以极兴奋的心情，把钱孙老讲话几乎一字不漏地写了长长一篇会议新闻，总编孙德先又亲撰一篇盛赞老人为民请命的社论以壮声势。
钱孙老历来支持《人报》，看过我的报道也许觉得孺子堪教，从此对我的采访，他总能尽言。我看他在多次场合，凡涉及地方公益事业，他都据理力争，不计身家性命为桑梓造福。我深深敬佩他。
二
无锡的征兵征粮，自钱孙老在参议会放炮后，几乎停顿了。消息传到镇江（江苏省府所在），急坏了省长王懋功，他决定亲到无锡来打开僵局。在省府工作的无锡人立即送信给钱孙老：“王懋功是军人，你最好敷衍他一下，免得造成僵局不好挽回。”老人放声大笑：难道军人就不讲理，我自会对付，不用操心。
王懋功果然来了。他召集无锡耆绅与知名人士谈话，钱孙老自然在邀请之列。会上，王懋功态度谦恭，一番开场白后，他要无锡人奉行政府决策，作苏南各县表率，在座各位更应率先垂范。
王懋功话音刚落，钱孙老就站起来，他说：“王省长，如果你容得下老朽说几句话，那我就讲几句。”王勉强点了点头。
钱孙老清了清喉咙说开了：“江南人民在八年抗战中，遭受日寇与汪伪的烧杀抢掠，本已奄奄一息，抗战胜利后，正待休养生息，渴求和平，讵料内战又起，政府接二连三征兵征粮，压得老百姓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希望王省长重视民意，代向中央呼吁，给人民留一点生机。”一番话把王懋功气得直瞪眼，口中连连说，你是言之过甚。
接着冷场，县长再三请到会者讲话，无人应声，王懋功状极尴尬，宣布散会。
王懋功走了，但直接负责征兵的无锡团管区司令江阴人蔡润祺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公开谈话，说钱孙老是为共匪张目，破坏兵役，要无锡人履行兵役义务。
消息见报，钱孙老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把蔡润祺骂了一通。
接着三封恐吓信到了钱孙老家里。警告老人：“勿以民意机构为护符，组织非法活动，以免流血……我们随时注意先生的行动。”信里附了一包药粉、一颗手枪子弹，还画有钱孙老的头像。
钱孙老看信后哈哈大笑，提起笔来在信末写了一段注：“征兵违反人心，已成公开呼声……而徒以恐吓手段钳制舆论，正证明政府未能把握人心，正其军事所以失败。不有牺牲何能成事。仆今老矣，必不为腐鼠之吓也。”这一段气势磅礴的话，他交给我在《人报》发表。事后蔡润祺也无可奈何。
无锡的征兵征粮终因钱孙老的反对，大大延缓了进程。
三
一年后，即1948年，钱孙老更有两项无畏之举。
1948年初，国民党政府要开征一项新税（行商税），选定无锡为试点。如一旦征收，行商将裹足不来，导致无锡工商业萧条。钱孙老首先发难，反对开征这项新税。派代表到行政院请愿。
财政部见推行受阻，派了个司长到无锡，召集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钱孙老与会。会上，那个司长说：“你们不要听信共产党的宣传，中他们的奸计，开征行商税势在必行，政府有决心。”这样的口吻显系威胁。
钱孙老立即驳斥道：“不要用共产党的大帽子来压人，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老百姓是心中有数的，大家都有一本账。”
这位司长被激怒了，手指着钱孙老：“你，你，把你送到苏北去。”会就此中断。后来，行商税终于没有开征。
四
1948年夏天，国民党在军事上连连失败，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已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田赋收入因而锐减。每丢失一地，就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涌来，加重了负担，而军费支出又直线上升。在经济面临崩溃之际，国民党政府抛出“币改方案”，以所谓金圆券为币本位，收兑法币与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与外汇，并冻结物价限定在8月19日的水平（所谓“819限价”）。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坐镇上海，伸出铁腕打击违抗者。结果市场一片混乱，引发抢购狂潮，市场有市无货。民以食为天，最后发展到连上海都买不到大米。
无锡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48年9月8日，蒋经国亲到无锡，企图抛出撒手锏，要无锡米商无限制供应上海大米。下午两时，蒋经国与随行三人来到市中心崇安寺的县参议会，与工商界人士见面并发表讲话。蒋太子到无锡的消息不胫而走，参议会门前拥满人群，市民要看这“经济沙皇”如何动作。参议长李惕平临时决定，拉出大喇叭，让外面的人都能听到会场情况。蒋经国带着宁波乡音开始说话：“这次政府颁布《经济紧急处分令》与进行币制改革，是经过慎重考虑与研究的，大家要相信政府……这不但关系到人民生活，并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一个国家除了要有坚强的军事力量外，经济的稳定也很重要。”他又说：“无锡是京沪线上的重镇，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希望工商界与地方父老要为政府分忧，协助政府不仅要做好无锡的物价管制和维持社会秩序，还要源源不断供应上海的食米……”说到这里，蒋经国似乎感到自己的话不够份量，他把话头一转，说：“本人在上海所做的工作，大家想也知道（按：当时小蒋已在上海逮捕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并判刑，又枪毙官员戚再玉与商人王春哲），我一向不畏权贵，自然也不恃强凌弱，不过要是有人不奉公守法，不与政府合作，那就莫怪我了……”这一番威胁的话，使全场空气顿变，与会的人面面相觑。
当时也在会场的我，看到坐在会议桌另一头（面对蒋经国）的钱孙老起来讲话了，他不讲客套话，一开始就触及要害。他说：“自从实行经济紧急管制以来，无锡市场上已没有货物成交，商店的货架上已没有货物，叫工商界怎么做生意？也许无锡的情况要比上海好一些，但目前最大的顾虑，就是卖了货补不进来。无锡工商界向上海订的货，上海不准放行，货物不能自由流通还做什么生意。这一点请蒋督导员解决。”钱孙老的一番话触到了在座工商界的痛处，纷纷起而发言，话题都是自己的难处，一致要求政府放宽限制。会场秩序陷入混乱。蒋经国的脸色唰地转白，无言以对。
会场上的讲话，通过高音喇叭传到大门外，聚在外面的群众听得清清楚楚，齐声鼓噪起来，还有人高喊口号，要政府停止经济管制，取消限价……这又传到会场内。主持会议的议长李惕平怕闹出事来，征得蒋经国同意，草草宣告收场。
蒋经国向参议会大门走去，门口被群众挤得水泄不通。徐县长立刻通知城防指挥部调来数百宪兵和警察，赶散群众，护着蒋经国登车。
事后，蒋经国从上海调来“勘建队”，查封振新纺织厂囤积的纱布，以显示他的威慑，对钱孙老却无可奈何。后来，为着给蒋经国一点面子，无锡就送去上海一些大米。
五
1949年初，大局急转直下，蒋政权败亡在即。钱孙老深虑政权更易之际，无锡工商界经多年努力经营开创的繁荣局面（有小上海之称）会因而糜烂遭受涂炭，他和参议会议长李惕平、《人报》社长孙翔风、总编辑孙德先、荣氏企业秘书长华景吉等人多次商讨如何应变。最后决定：一、组织“无锡公私社团联合会”，以钱孙卿、李惕平、冯晓钟、薛明剑、徐赤子五人为召集人，孙德先为秘书长；二、安定人心，大造舆论，劝阻迁店迁厂（后由《人报》派记者访问荣德生，因他反对儿子迁厂国外。他的三子荣一心，因拟外迁，飞香港时坠机身亡）；三、组织工商自卫队，购置武器，保厂护店。此后钱孙老背着徐赤子（他是中统的人并是县党部书记长）与数人商量后，直接派人去苏北与新政权联系。
我虽在《人报》工作，对总编辑孙德先与采访部主任袁鹤皋衔钱孙老之命首次潜赴苏北的事却并不知晓，事后方知，此行并未成功。苏北方面因袁鹤皋此人私行有缺，故不予接待。第二次，再派孙德先与钱孙老之次子钱锺汉，分别代表参议会与商会，并带授权证书，再潜赴苏北，此行在淮阴见到了陈丕显与管文蔚。锺汉先生转达钱孙老代表地方的意见，解放军到锡时，献粮十万石，并商定迎接无锡解放的具体事宜。钱锺汉回无锡后，向父亲（时荣德生也在座）汇报去苏北的经过，钱孙老大喜说：“共产党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出路，今后大家可以顺这条路走了！”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从江阴渡江后，深夜抵达无锡。大军进城鸡犬不惊，公私财产丝毫无损，市面繁荣如故，这当然是钱孙老与无锡工商界开明人士事前谋划的结果。
六
建国后，钱孙老虽已是花甲老人，仍秉爱国初衷为建设新中国而献身，身负多种职务，如无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民建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等职。他不只是挂名而是推动具体工作。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并率先垂范。土改时他召集无锡市民建会员座谈，宣传土改政策，要求在农村占有土地的会员回乡登记，把田契交给农会听候处理。他是抗美援朝苏南分会的主席，他发动无锡工商界完成了二十七架战斗机的捐献任务，以无锡当时的经济实力而言，这贡献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