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人生在世，我们还是应当做一个真实的人。所谓真实，就是意诚情真，不论是言语还是行动，都出自肺腑，是真心实意的表现，而非虚情假意的敷衍或是应付。将真实融入人生的每一个角色中，做到有情动于中，而有力发于外。这样的做人之道，才是智者所为。
对此，梁先生常说，我们的情感背后，都有感情与意志的存在。由此可见，情之真，意之切，才有诚恳、切实的行动，不然，背后一定潜藏着一张丑陋的嘴脸。
比如说，在侍奉双亲这一问题上，有人全然是奔着父母的财产而去的，为此，可能全然不念父母的养育之恩，抛弃父母；或者在父母老年的时候，不能尽心尽力地孝敬父母。
带着贪念的情感，其背后难有真挚的爱，不论怎么掩饰，终究无法掩饰其真实意图。这样的人，是不懂做人之道的，更是枉作为人的。
再如，对待恋人，若是深受速食爱情的影响，就没有真感情可言，一切以欲望、名利为重，得之，则弃；不得，则强求。这样的爱情，之于牛郎织女、白蛇和许仙以及梁祝的爱情故事来说，实在令人失望甚至绝望。归根结底，就在于心不真，情不切。也就是说，那不是真爱。所以不堪一击。与人相恋，持以这样的心意，也不是为人真实、坦诚的表现，这对任何一个懂做人之道的人来说，都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漫漫人生旅途中，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真诚的人，才能让内心之真情，发于外，施于我们所要相处的人。进而，我们才能扮演好每个角色，才能收获人间真情，才能体味生活的美好。
对此，梁先生指出，“情感要求越深细，越有味道”。反过来说，情感若是很粗，便没有味道。而梁先生所指的粗细，也是真诚度的高低。也就是说，情感越真，便越细；而越假，便越粗，甚至没有情感。
纵观梁先生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提倡真情是粱先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其真情的提倡表现在释孔、释佛、评价圣贤人物时。他所谓的“真情”是一种“善”的道德情感。提倡真情有积极的意义。
综合人生体验可知，真情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呼之欲出”的萌动。一个人有了真情实感，才会有情动，所谓“情动于中而发于外”指的也正是这样的情况。比如，有敬爱父母的情，才会有尽心尽力孝敬父母的情，进而才有侍奉父母、孝敬父母的切实行动。再如，对待朋友能忠，能信，才能真正做到为朋友竭尽心力，甚至两肋插刀。
那么，人生于世，我们要怎样才能做真实、真诚的自己，让自己“有情动于中，有力发于外”呢？对此梁先生建议人们要“培养开发自己的‘愿力’（发心与立志都是愿力）”。
梁先生说：“我们都是力量不够的人，要去可怜旁人，先须可怜自己。”可怜自己，实际上就是反观自己，寻找自己行动的动机，扪心自问自己当时的意思真切与否。所以说，要循着“愿力”去掂量自己最初的动机与情感，这样一来，才能杜绝虚假的情意，终止虚伪的行动，以达正心、正力的目的。有这样的反问，若是当时的情谊真实，那便能继续“将原来的真情真愿因反求而开大。当痛痒恻隐之情发露时而更深厚之，扩充之，则正念有力，杂念自可减少”。
如此一来，岂不是一举两得？
因此，人生中，做人之道，终究还是离不开“真”，要成己之真，才能有情动于中，有力发于外。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义由心生，无愧于心
梁先生语录：
义本来是出于主观的情理，并不是客观的事理。故义非在外而在内也。
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生与义的博弈中，孟子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义，这一壮举，至今犹为世人所颂扬。那么，究竟“义”为何物？一般的解释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譬如“正义”“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仗义执言”等中的“义”，都作这样的解释。
可见，“义”是一种行为规范，人们以它为标准，用以衡量自己或者他人行为的性质，或好，或坏；或合理，或不宜。正义者，当为好的行为，合理的行为；而非正义者，则是不好的行为，为不宜的举动。
生活中，不乏“见利忘义”的人，也不乏“舍生取义”的人，由此可见，有人看重“义”，有人看轻“义”。然而，事实证明，不论是从道德舆论层面上讲，还是从个人修身层面上看，“义”都是不容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人生于世，做人不可不讲“义”。
若是人们不能将“义”融入自己的生命中，就容易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乱之中，与此同时，还可能给他人制造无尽的烦恼。比如，一生以打架斗殴为生的人，不但自己总是处在波动不安的生活中，还可能打乱别人的生活。这样的人，若是懂得“义”之于自己的人生的重要性，便不会走上做违逆道德与正义事情的歧途。
可以说，孟子将“义”深深融入生命之中，并且将“义”放在生命之上。在单向航程中，众生皆好生恶死，如何才能如孟子一样“舍生而取义”？换句话说，究竟是怎样的“义”能让人愿意为之放弃生命？
众所周知，孟子认为，义生自内心，而不是因外因引起的。拥有这样的“义”，人生才能由内而外，都彰显真挚。譬如水浒里的鲁智深，他的鲁莽是一方面，但是他更有舍生取义的可贵之处。所以，人们对他的评价少不了“真”这个字眼。
究竟“义”是由内心而生，还是因外因而陡然生发的？关于这一点，梁先生说：“义本来是出于主观的情理，并不是客观的事理。故义非在外而在内也。义和仁一样，都是从心里开出的花朵，它们共同指引着人顺着善的方向前进，最后回归到的也是心安而已，不可能从外面去找寻平衡。”可见，梁先生的观点与孟子的是如出一辙的。
历数从古至今那些愿意“舍生”而“取义”的人，他们的“义”无不是生自内心的。
秦朝末年，韩信发兵袭击齐国。齐军败退，齐将田横悲愤交加，为图复国之计，自立为王，率部属500人隐入海岛。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派使者来海岛招降田横。田横深知自己不是敌方的对手，为了保全500名部属性命，决定带着两名随从向刘邦投降。当田横走到洛阳三十里外的尸乡时，他得到捷报说，刘邦召见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斩头一观”。田横听后非常愤怒，于是对随从说：“当初我和刘邦都想干一番大事业，而如今一个贵为天子，一个却要做他的臣子。世事难料啊！如今我忍辱负重是想保全我500人的性命，刘邦见我，无非是想看我面貌，此地离洛阳只剩三十里了，拿着我的人头快马飞驰去见刘邦，面貌还不会变。”随从一听便明白，田横旨在告诉刘邦：我死了，岛上便群龙无首了，所以不必担心海岛那500人会危及你的统治。田横说完，便横刀自刎。刘邦看到田横能为500人自杀，感动落泪说：“竟有此事，一介平民，兄弟三人前仆后继为齐王，这能说不是贤德仁义之人吗？”遂以王礼厚葬田横。
谁知，田横的两个随从在埋葬田横后，随即也在其墓旁挖坑自尽。而海岛上的500人听说将军自杀后，深感“士为知己者死”，遂集体挥刀自刎。
故事中，不论是田横，还是他的两位随从，抑或是那500名部下，无不是舍生取义之士。这样“以身试义”，并非是愚忠，更不是对生命的轻视，而是对生命质量有着更高的要求。对他们来说，这样的选择才是问心无愧之举。否则，将一生活在良心的不安与自我谴责之中。
而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舍生取义的人。我们遇到应当伸张正义的事时，若是我们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最终心是会不安的，憾恨终生也是有的。所以说，人生于世，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必须做一个捍卫正义，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舍生取义”的人。
梁先生的一生信奉“义由心生”，对于他来说，在一切“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面前，都可以不顾一切去捍卫或是践行。
人生中，处世为人，我们也应当本着“义由心生，无愧于心”的原则，让自己做一个真实、真诚、真挚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