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孝的态度上要诚。袁采认为，人的孝行，最根本的是诚、笃二字，做到了这两个字，即使在细节上有所疏漏，也是可以感动天地鬼神的。而对于那些假装恭敬，实则不真心侍奉父母双亲的人，不被天地鬼神所诛杀已是幸事，如果还期望子孙们能做到至孝，家族昌盛兴隆，则是痴心妄想了。在袁采看来，只有明白了行孝要诚这个道理，才能在以后的接人待物中秉承真诚，这样才可以行得更远，走得更好。实际上，袁采的这一观点直指当时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假孝行为。自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国策颁行以来，凭借“孝子”之名便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官得财。一些无才无能之人，纷纷以此为捷径，虚造“孝子”之名。这些以做官发财为终极追求的“孝子”们，在对父母的实际奉养中，是很难做到诚心诚意的，这也就使得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假孝现象。袁采关于诚孝的一番论述，可谓是切中时弊的。
除对父母行孝要真诚外，袁采还认为兄弟间也要以诚相待，切不可只图孝悌的虚名。《袁氏世范·治家篇》中讲，“兄弟同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间有一人早亡，诸父与子侄其爱稍疏，其心未必均齐。为长而欺瞒其幼者有之，为幼而悖慢其长者有之。顾见义居而交争者，其相疾有甚于路人。前曰之美事，乃甚不美矣。故兄弟当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爱，虽异居异财，亦不害为孝义。一有交争，则孝义何在？”在袁采看来，兄弟同居本为美事，但在感情疏远的情况下为图“孝义”的虚名而勉强同居在一起却往往使彼此间的矛盾加剧，“孝义”更无从谈起。如果是兄弟之间感情真挚，那即使是分家别居也不会妨碍行“孝义”。在以累世同居为美谈的封建社会里，分家析产往往被视为不孝子的表现。而袁采大胆地提出分家析产更有利于行孝的说法，无疑是对传统思想的勇敢挑战。
第三，父子兄弟相处，坚持中庸之道，不可强辩曲直。父子兄弟虽然是至亲之人，但由于脾气秉性不同，往往关于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看法，如果一方强迫另一方认同自己的看法，父子兄弟之间就会产生嫌隙。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便是孔子讲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也就是说，即使是屡次劝谏，自己的意见都不被采纳，也还是要恭恭敬敬，任劳任怨。“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如朋辈，事事欲辩曲直。”父兄至高无上的地位决定了即使是父兄言行有失，为人子为人弟的也只可和颜悦色地规劝，却不能强行分辩。袁采的这种父兄不可论是非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是一种“愚孝”，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却是社会公认的真理。
第四，行孝首先要行顺。年纪大的人，脾气秉性往往愈发与小孩相似。对于老人“喜得钱财微利，喜受饮食、果实小惠，喜与孩童玩狎”等，作为晚辈，应当顺应满足老人的这些愿望，尽其所欢，让老人过一个开心幸福的晚年。
第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袁氏世范》中的孝德教育，不仅仅体现在父母兄弟之间，还包含了对公婆、对邻里长辈的孝。
对于公婆，《袁氏世范》中讲，“凡人之妇，性行不相远，而有小姑者独不为舅姑所喜。”对于公婆这种偏爱小姑的行为，“为儿妇者要当一意承顺”，时间久了，公婆就会理解媳妇对他们的尊敬之心。即使是公婆始终不曾察觉自己的恭顺，作为媳妇除了无可奈何和更加恭敬之外，也只能听之任之。
对于乡里之间年老的长辈，《袁氏世范》中强调要懂得宽容。虽然有年迈而德薄的人喜欢倚老卖老，认为刑罚施加不到自己的身上，动不动就辱骂别人，但由于他们在年龄和经历上都与自己的父母相接近，因此也不应该与他们计较。
袁采本着使田间老夫、深闺妇女都能知晓这些道理的目的，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入手，撰写了《袁氏世范》一书。刘镇在为其作序时指出：“其言则精确而详尽，其意则敦厚而委曲，习而行之，诚可以为孝悌，为忠恕，为善良。”其对孝悌忠恕的谆谆教导也伴随着《袁氏世范》一书，广播于乡野，通晓于后世。
八、朱用纯《治家格言》谈孝悌
朱用纯，字致一，号柏庐，明末清初江南昆山（今江苏昆山市）人。他的父亲朱集璜原是明末学者，后因清军入关，战乱不断，弃笔投戎。清顺治二年（1645），朱集璜奉命率军坚守昆城，抵御清军。但此时明军的败局已定，昆城很快被攻破，朱集璜投河自尽。父亲死后，朱用纯昼夜恸哭，痛不欲生。当时他的弟弟朱用白、朱用锦年纪尚幼，母亲体弱多病。一家的重担都压在朱用纯的肩上，他上要侍奉母亲，下要抚育弟弟，还要遭受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可谓倍极艰辛。待局势稍定后，朱用纯才得以携弟弟及老母返回故里，生活得以暂时安定下来。因非常仰慕晋人王裒攀柏庐墓之义，故自号柏庐。
父亲的去世对朱用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此他坚决不侍清廷。康熙十八年（1679），朱用纯被推荐参加朝廷的博学鸿儒科的考试，他坚决推辞不去，也拒绝参加地方官绅举办的各种宴请活动。他潜心治学，教授乡里。在普通教学之外，朱用纯在程朱理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极大成就。著作有《删补易经蒙引》、《四书讲义》、《治家格言》、《春秋五传酌解》、《困衡录》、《愧讷集》、《毋欺录》等，而其中《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朱子治家格言》、《朱柏庐治家格言》）又是其中的佼佼者。
《治家格言》以骈体文写成，内容言简意赅，文字通俗易懂，语言工整对仗，朗朗上口。仅仅522个字，却将儒家为人处世之方讲述得淋漓尽致。内容涉及定时作息、按时打扫、勤俭节约、邻里相处、嫁女娶媳、知恩图报、家庭伦理、多思少言、不淫不匿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关于对子孙的孝德教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诚心祭祖。孝最早的起源便是祭祀，后来逐渐由祭祀宗祖发展到祭祀父母。与父母生前的孝养相对，父母死后的安葬、祭祀称为死孝。《治家格言》中说：“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祖宗虽远”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先人已逝，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已远离。二是这里的祖宗不仅仅指已过世的父母，而是包含了所有五服以内，甚至是五服之外的更远的先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列祖列宗。通常认为，三代以内为最亲近者，三代以外，尤其是五服以外从血缘关系上讲则相对疏远。因此“祖宗虽远”可以理解为是血缘关系上的疏远。“祭祀不可不诚”即要求子孙在祭祀中要心怀诚意。虽然，“祖宗”在时间跟空间上都已远离，虽然“祖宗”在血缘关系上已疏远，但在祭祀上却依然要恭恭敬敬，真诚实意，这样才可求得祖宗的庇佑。
第二，要厚养父母。这里的厚养主要指的是对父母物质上的供养。“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如果一个人在父母面前，只是一味地看中钱财，舍不得花费钱财赡养父母，那他就缺少了作为一个儿子的必要条件。一个连“人子”都不能算的人，又何谈其他。由此可推，在物质上厚养父母是一个人之成为人的最根本条件，也是一个人能立足于社会的基础。在赡养父母方面，都要斤斤计较、日日算计的人，是不可能对朋友义，对国家忠的。
第三，兄弟之间要扶弱济贫，“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分多润寡，主要指的是兄弟间财产的合理划分。兄弟叔侄本是同根所生，是父母子女之外血缘关系最为密切的人。但一母同胞的兄弟往往在孩提时可以共分一碗饭、同睡一张床，而长大后，尤其是在娶妻生子之后，却会生出各种嫌隙，更有甚者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究其原因，多数的兄弟之情都输给了一个钱字。在没有遗产分割的法律之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对于父母的遗产，往往默认的分配方法是各个儿子平均分配。当然也不乏部分家庭中的霸道蛮横之徒，独吞家产，但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分配方式还是平均分配。平均分配，固然是相对公平公正的，但却忽略了兄弟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机械的划分方法也体现不出兄弟间的情谊所在。朱用纯提到的“分多润寡”则是打破了这种对于家庭公共财产机械划分的方法，将多余的财务分给贫者弱者，不仅有利于保障贫弱者的生活，更有利于体现增进兄弟间的情谊。
第四，读书入仕，忠君报国。“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读书不图科第，这正是朱用纯自身的写照，他在考取秀才之后，不再参加清廷的任何科考，纵使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博学鸿儒科也被他拒之门外。但他却并没有停止“读书”，他在程朱理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是让多少人望尘莫及的。“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做官就要忠君报国，不做投敌卖国之事，这不仅仅是朱用纯对子孙的要求，更是刻在朱用纯内心深处的人生格言。因为父亲守城不成，跳河自尽的经历，用生命的代价告诉了他这个道理。也许朱用纯此处讲的“君国”还是自己狭隘心目中的明王朝，但他确确实实以自己的行动印证了这句话，明朝已亡，不仕清廷成为他实现忠君报国的唯一途径。
综上所述，朱用纯的《治家格言》中涉及的对子孙的孝德教育主要涵盖了祭祖、孝父母、悌兄弟、忠君报国四个方面。虽然仅仅是几句话，却指涉甚广，鞭辟入里。对现在的社会生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九、《郑氏规范》教子孝义
1385年，即明太祖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接见了浦江（今浙江浦江县）郑氏家族的一位族长。在交谈时，朱元璋说：“你家九世同居，孝义名冠天下，可谓是‘江南第一家’，你们治家的法宝是什么呢？”这位族长的回答很简单，“谨守祖宗成法。”究竟是什么样的“祖宗成法”能让一个家族九世同居，能让作为一国之君的朱元璋如此盛赞，并赐以“江南第一家”的美名呢？
根据宋、元、明三代典籍的记载，被朱元璋赐以“江南第一家”美称的郑氏家族，自南宋建炎初年开始聚居在一个大宅院中，而此时这个家族的家长为南宋著名的文人郑绮。在此后的三百多年中，郑氏家族一直聚居在一起，直到天顺三年（1459）家中遭受火灾，房屋焚毁殆尽，众多族人才被迫分散居住。而郑氏族长所说的能让这个家族累世同居，孝义名冠天下的“祖宗成法”为郑氏家族的族规《郑氏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