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的那一针针，不仅仅是刺在了岳飞的脊梁上，更深深地融入进了他的血液里。从此，“精忠报国”成为他人生的唯一准则。他投军后，很快因作战勇敢被升为秉义郎，连大将宗泽都夸赞他“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他率领的岳家军，军纪严明、所向披靡，让金人闻风丧胆。先后取得郾城大捷、收复建康等丰功伟绩。让南下的金人望而却步，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无奈感叹。
可是，岳飞的节节胜利，却成为了秦桧、赵构等人屈膝投降的最大障碍。他们费尽心机要拔掉岳飞这可眼中钉，肉中刺。以“精忠报国”为己任的岳飞，最终没有招架住12道金牌的威逼，不得不班师回朝。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在大理寺受审时，岳飞悲愤交加，他撕破衣衫，露出母亲刺下的“尽忠报国”四个字，连当时审理此案的官员都为之震惊了。但岳飞的忠心没有得到公正的判决，最终屈死在风波亭。
岳飞虽然英年早逝，未能完成“直捣黄龙府”的夙愿，但他英勇抗击敌寇的事迹已被载入史册，彪炳千古。而岳母刺字教子精忠报国的故事也被称为千古美谈，为后人所乐道。岳母也因此被后世尊奉为与孟母、苏母齐名的“三大贤母”之一。
六、司马光《温公家范》论孝
提及司马光，大家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伙伴掉进水缸，生死攸关之际，没有像其他小伙伴那样手足无措地跑开，而是果断地拿起石头砸破水缸，智救伙伴。司马光表现出的是一般儿童所没有的智慧、果敢和镇定。小小年纪表现出来的这种大智大勇也预示着他日后的卓越超群。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因祖籍在山西涑水，所以又称涑水先生。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因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颇受世人敬仰，同时又是历仕四朝的元老级人物，所以在其死后，宋朝皇帝追赠太师、温国公，又赐谥号文正。这些称号，在今天看来应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温公家范》是司马光谈治家修身之道的书。该书的基本结构为，以《周易》、《诗经》、《大学》、《孝经》中的道德规范为修身、治家之标准，再辅以相关的典型事迹及个人论述。《家范》首先在卷首的“序”中，引证了《易经》、《诗经》、《大学》、《孝经》中家道正则天下定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阐述了家庭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并提出“礼”是治家之本的指导思想。接着，下设“治家”、“祖”、“父”、“母”、“子上”、“子下”、“兄”、“弟”等10卷共19篇，分别对不同家庭成员提出了详细的、符合封建社会和家庭需要的道德要求。其内容基本是对孔孟之道的因袭，尤其是对儒家的忠孝观念更是进行了无保留式的吸收。其中的“子上篇”、“子下篇”，都集中在一个孝字上。
“子上篇”的开篇首句便是司马光对“孝”进行的提纲挈领式的论述。他首先引用孝经中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事则之”，来论证孝是天下万民的行为准则。不爱父母爱他人，不敬父母敬他人的人是违背道德仪礼的，为君子所不齿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那怎样才是不孝呢？司马光在此处引用了孟子话指出了不孝的5种具体表现，一是肢体懒惰，不顾念赡养父母；二是爱好赌博酗酒，不顾念赡养父母；三是过于偏爱妻子儿女，不顾念赡养父母；四是一味纵欲享乐，让父母以为耻；五是好打架斗殴，危及父母。在司马光看来，作为子女在侍奉双亲方面一旦有了缺陷，那纵使其他方面做得尽善尽美，也是不可原谅的。在指出不孝的表现的同时，司马光紧接着提出了孝的总要求，当然，这个总要求也是孔孟对于天下所有子女是否孝的衡量标杆。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
虽是简单的五句话，但却包含了生孝与死孝的全部内容。
“居则致其敬”。司马光要求的“敬”主要是要符合儒家的礼仪规范。它包含了早上要早早起床，梳洗打扮之后到父母的住所，伺候父母起床，替父母整理床褥；吃饭时，要用父母用过的餐具、吃剩的饭菜；对于父母的任何要求及提问，都要先回答“是”，再恭敬地进行回答；进退出入父母寓所，都要行礼作揖；在父母面前，不能打饱嗝、不能打喷嚏、不能斜视、不能歪坐、不能流鼻涕吐唾沫，冷了不能添衣服，痒了不能挠痒痒；出门要告诉父母，回家要面见父母；居、行、坐、立都不能占据中间长者的位置；“不登高、不临深”、不诽谤、不在暗中做事，不能在父兄面前显摆自身的富贵，等等，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还要善于揣摩父母的意思，做到“听于无声，视于无形”，不等父母表示，就能按父母的意思将事情办好。时至今日，这套烦琐的儒家礼数已被人们遗忘殆尽，纵使是孝子贤孙也无法达到以上的种种要求。但也应当承认，在这烦琐之中，司马光所传达出的对父母的恭敬之心还是值得大家借鉴学习的。
“养则致其乐”，此处的“养”除晨昏定省、侍奉父母穿衣进餐、为父母挠痒温席等物质上的孝养之外，还强调对父母精神上的奉养，即要“养志”。司马光举例说：曾子在奉养老父亲时，每顿饭都有酒肉，饭后要撤走饭菜时，都会向父亲请示把剩下的饭菜给谁。当父亲问还有没有剩余时，曾子都会说“有”。但到了曾子的儿子曾元时，虽然每顿饭也有酒有肉，但他从不请示曾子把剩下的饭菜给谁。曾子询问还有没有时，他都回答：“没有了。”曾子的做法就是“养志”，而曾元的做法则只是“养体”。
在日常生活中“养志”的具体做法是，一为父母之命，不可违逆。父母所给予的饮食，做儿子的即使不喜欢吃，在父母面前也要尝一些，父母所赐予的衣服，即使不想穿，当着父母的面也要先穿上。二为不能背着父母有私产，对于家中的任何东西，在父母未点头同意的情况下都不能私自借予或赠予他人。三为在父母面前，要与同辈人和睦相处，切莫争执。通俗而言，就是所作所为要既让父母身体上舒适，又要让父母心理上愉悦。
“病则致其忧”，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对子孙的要求体现在他所引用的《礼记》的词句中。即“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父母亲有疾病，要不梳头、不快走、不开玩笑、不弹奏乐器。吃肉不至于贪味言欢，饮酒不至于失去控制，笑则不露出大牙，发怒则不至于骂人，疾病好了再回复到原来的样子。用今天的医学常识来看，以上的很多要求与做法，不仅对缓解父母的病情毫无帮助，反而会在父母面前造成一种沉重的氛围，不利于病情好转。但司马光之所以这样要求子孙，更主要的是要求子孙们要在态度上重视父母的病情，关心父母，要通过克制自己的言行举止，来使自己对父母所患之疾感同身受。
“居则至其敬，养则至其乐，病则至其忧”主要是对父母生前尽孝的要求。而父母死后，孝道依然是不能少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死孝”。“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讲的就是死孝。
“丧则至其哀”，这一是要求要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哀思，二是要求按照礼数规范安葬逝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哀思呢？首先是痛哭，要哭到没有一丝力气为止，同时还要还要做到“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关于按礼数安葬逝者，则是要求根据当地的习俗典章按部就班地进行。司马光强调“丧则至其哀”同时也强调哀要有所限度。可以因过度悲伤而体形消瘦，却不能因为丧亲之痛而毁灭性命。“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
“祭则至其严”，司马光指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虽然祭祀是针对死者进行的，但必须像对待生者一样诚心诚意。要“外尽物，内尽志”，在这种真诚的祭祀下，子孙们便可感知到逝去的亲人的存在。也就是达到孔子说的“祭如在”。
除以上对生孝与死孝的详细规定外，司马光在《温公家训》中还对日常行孝中经常出现的各种问题作了解答。首先是儒家强调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问题。那当父母有难时，是保存自身的身体发肤呢还是舍身救父母呢？司马光给出的回答是“孝子奉父母之遗体，平居一毫不敢伤也。及其徇仁蹈义，虽赴汤火，无所辞，况救亲于危难乎？”这也就为无数纠结于此的孝子们作出了明确指示，平时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发肤，但关系到大仁大义的问题时，即使是赴汤蹈火也要在所不辞，当面对父母陷于危难时，当然要舍身救亲。其次，关于唯父母命是从与劝谏父母的问题。当父母的命令、做法出现失误时，作为子女应如何做呢？此时就不能再一味地唯命是从了，这样就有可能陷父母于不义，而是要“谏诤”，即大胆提出意见。但“谏诤”要注意方式方法，要顺着父母的意愿去劝谏，即使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也要对父母一如既往地恭敬孝敬。三是妻子不合父母的心意时怎么办？司马光指出在“妻子失亲之意”，而“子甚宜其妻”时，要以父母为重，休掉妻子，善事父母。第四，对于嫡系父母之外的继父、继母、养父、养母应如何尽孝呢？司马光指出要与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尽孝，不能有所差别。
从生孝到死孝再到行孝过程中各种问题的解答可以看到，《温公家范》中对子孙的孝教育是全面缜密的，它体现出了一个封建大家族对孝的高度重视，同时它也是儒家孝教育模式的一次面面俱到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司马光的《温公家范》是司马氏家族的家训，倒不如说是适用于所有儒学统治下封建家庭的教科书。
七、袁采训孝
袁采，生年不详，卒于1195年，字君载，浙江衢州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据《衢州府志》记载：袁采“登进士第，三宰剧邑，以廉明刚直称”，曾官至监登闻鼓院，掌管文武官员及士民的申诉鸣冤及请愿、自荐等事宜。后又任温州乐清县县令，并主持编修了《乐清县志》。袁采自幼天资聪颖，德才兼备，时人赞誉“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一生著有《政和杂志》、《县令小录》、《雁荡山记》、《袁氏世范》等，而其中以《袁氏世范》影响最大。
《袁氏世范》是继《颜氏家训》之后的又一部家训力作。《袁氏世范》虽与《颜氏家训》同为家训类著作，均为垂训子孙而作，但二者在垂训子孙的方法与内容上却大不一样。《颜氏家训》“甚为典正，不从流俗”，具有浓郁的书卷气息和学术特色。此后的许多家训也都以《颜氏家训》为标杆，处处追求“典正”。而《袁氏世范》则一反以往家训模式，从流俗出发，“厚人伦而美习俗”。为了明确表现出该书与以往“典正”式家训的不同，袁采为此书取名为《训俗》。后来，袁采请他的同窗好友刘镇为此书作序，刘镇读完此书后，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此书可以“远诸四海”、“垂诸后世”、“兼善天下”，可以成为“一世之范模”，于是建议更名为《世范》，《袁氏世范》由此而得名。
《袁氏世范》分《睦亲》、《处己》、《治家》共3篇。《睦亲》篇60则，主要论及父子、兄弟、夫妇、妯娌、子侄等各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处己》篇55则，主要论及立身、处世、言行、交游之道；《治家》篇72则，主要是关于持家兴业的经验之谈。在3篇中，对子孙的孝德教育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成为该家训重点垂训的内容之一。《袁氏世范》中的孝德教育主要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不可不孝。“孝”是自古家训中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但多数家训都是连篇累牍地介绍如何行孝，却很少详细阐明人为何要行孝。这种只教其然，却不教其所以然的做法，正如古时私塾先生教书，在不明意旨的情况下一味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其效果必然是要大打折扣了。袁采在其《袁氏世范》一书中，不仅讲如何行孝，还将为何要行孝作为单独一篇进行了论述。人之所以要对父母尽孝，皆是因为受恩于父母。人为婴孩时，父母“爱念尤厚，抚育无所不至”，纵使是飞禽走兽，“有伤其子，则护之不顾其身”。在稍稍成长之后，子女与父母的情分会有所疏远，“飞走之属”母子不再相认，但人之父母依然力求做到慈祥，子女力求尽到孝道，这也是人与兽相互区别的地方。正是由于父母养育之恩的深厚，所以“子虽终身承颜致养，极尽孝道，终不能报其少小爱念抚育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对于父母所给予的抚育之恩，作为子女的唯一报答就是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