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1955年从香港回到内地，她身体不好，邓颖超常去看她，要她安心养病。红线女的外甥女正在和家里闹情绪。原来她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校安排她从事教师工作，她却不乐意，索性跑回了家。红线女对邓颖超说了这件事，邓颖超说：“请她来吧，我和她谈谈。”红线女带着姐姐和外甥女来见邓颖超，谈话中邓颖超语重心长地对这位女学生说：“我一直认为，最崇高的职业是教师。如果没有教师，你怎么学到知识，学到本领？如果大家都不愿当教师，以后的年轻人怎能学到建设祖国的知识和本领？”年轻的女大学生听了邓颖超的话，毕业后自愿到艰苦的郊区中学做了一名人民教师。
邓颖超对母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十分怀念。1986年3月，邓颖超收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校长李梦醒的信和《河北师范大学简史》（初稿）。信中说河北师大的前身是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邓大姐的母校，请邓大姐审阅校史中有关直隶第一女师的部分，并邀请她参加河北师大成立80周年校庆。校庆时，邓颖超准时来到石家庄，她对前来迎接的李校长说：“我非常感谢你给我写了信，送来了校史材料，使我找到了母校。这次来是以老校友的身份参加母校校庆，这是我多年的愿望啊！”邓颖超关心地问：“学生毕业后愿不愿意当教师？”李校长说，入学时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不愿当教师，经过教育，大多数学生愿意做教师工作了。李校长想请邓大姐在校庆会上讲话，邓颖超认真地说：“我是想讲讲的，你们看我讲些什么好呢？”李校长说：“最好请大姐作有关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的指示。”邓颖超连忙摆手：“别说什么指示不指示了。中央同志很关心并多次谈到教育特别是师范教育的发展问题，我想讲话的中心是要学生安心做教育工作。”
邓颖超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讲话：“我作为师大的一名校友，觉得非常荣幸。我这次是专程赶来参加母校校庆的，这是我多年的愿望……过去人们不太重视师范教育，我们现在重视师范学校，还要发展师范教育。”她勉励在校的学生：“你们今天在校的学生，重点是要学习如何去当老师。你们是国家培养的最有希望的人才的一部分。我们培养人才，首先要有教育人才。师范学校是培养教育人才的。虽然你们现在还是学生，但你们要常常想到你们将为人之师，是老师呀！老师的岗位既艰巨又光荣，老师的称号既崇高又神圣，你们必须认真、刻苦地学会怎么当好一名合格的老师。”[8]同学们认真地聆听着这亲切而郑重的话语，做教师的决心更坚定了。
晚年的邓颖超曾在办公桌的台历上写下了自己喜爱的诗句：“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和人民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把自己的生命和教育事业结合到了一起，是人们亲切的“邓大姐”“邓妈妈”“邓奶奶”。心碑重于言碑，她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影响刻印在我们的心里。
附录
您一生作为，是妇女，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妇女们引以为骄傲的典范……您像周恩来总理一样，也是广闻博识、明达而又虚怀若谷。
——斯里兰卡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怀念邓颖超大姐》
邓大姐你走吧！在天上，有与你音容间隔十六年的周总理在张开两臂欢迎你，在人间有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千千万万的要追求学习你的榜样的人民，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在你后面努力奔走！
——冰心：《痛悼邓颖超大姐》
[1] 参见金凤：《邓颖超传》，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参见夏丽莺：《七十三年的深情——邓颖超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北京党史》，1996年第1期。
[3] 同上。
[4] 金凤：《邓颖超传》，248页。
[5] 参见金凤：《邓颖超传》，336～339页。
[6] 邓颖超：《振奋精神，为四化建设献计出力》，参见《邓颖超文集》，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 李虹等：《周恩来和邓颖超》，69～7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8] 参见金凤：《邓颖超传》，896～898页。
张澜：以义持己，以仁爱群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张澜同时还是卓越的教育家，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1]。
“无所不包”的教育履历
我们可以看出只有解决贫民的教育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教育制度，从前的平民教育不过是工商业家反对封建的贵族教育的口号。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职司文化与从事革命的教育者，应该提出贫民教育的口号来反对资本的贵族教育，这是我们把少数人的民主制度教育改造为多数人的民主制度教育之一种历史的任务。
——张澜：《我们对于教育的主张》
1899年，张澜在四川广安参与创办并任教于紫荇书院，正式揭开了他波澜壮阔的教育生涯的第一页。紫荇书院是邓小平就读的广安中学的前身。“邓小平的成长，与张澜在四川广安创办‘紫荇书院’以及在川北地区推行新式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2]
1900年秋，张澜因父亲去世，从广安返回南充继承父业，主持私塾。张澜在私塾大胆开设经世之学，时常宣讲国家大事和英雄事迹，鼓励学生开阔眼界，认真读书，踏实做事，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1905年，张澜应聘出任南充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教习兼教务长，1907年下半年任学堂学监。在此期间，张澜参考日本的教育制度，在课程、教法上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保留经、史、子、集等传统课程，增设了算学、理化、外语、图画、体育等新课。朱德元帅少年时代曾经在此校求学，受到了非常好的熏陶，他一直对张澜执弟子礼甚恭。
1917年秋，张澜先后创办了南充初、高等小学。张澜特别重视学生的德育，他别出心裁地亲自讲起“修身”课。有一次期中考试，修身课的题目是《如何才能改过》。张澜平时在课堂上并未讲过，他要求学生开动脑筋自己思考。学生任乃强没有引经据典，只写了“惟有勇才能改过，古子路人告之以过则喜”和“汉武帝晚年悔过”两句话。出乎众人意料，张澜给任乃强打了100分。[3]张澜高度重视体育教学。当时曾盛行一种“斯文”之风，就是平时总穿戴得很整齐，走起路来非常稳重。张澜认为斯文应该是有度的，该斯文的时候斯文，该运动的时候就应该运动，身体是本钱，必须加强体育锻炼，锻炼之时不需要斯文。张澜主张学校定期举行大规模的体育比赛，并且把“禁止风帽、烘笼入场”立为口号。
张澜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创办了女子学校，这在当时不啻为石破天惊之举。中国社会一向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进校读书非常不可思议。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张澜挺身而出，开风气之先，创办了端明女子中学。因为有封建思想的束缚和舆论的压力，女孩们不敢报名，在无一人来上学的情况下，张澜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率先入学，树立了榜样，并且果断实行了对贫困学生减免学费的制度。自此，学校的女学生越来越多了。
张澜一向注重把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结合起来，始终把兴办实业教育和培养技术人才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端明女子中学下设职业部，开设缝纫、蚕丝、织布、刺绣等科。“南充中学除文科班、理科班外，还设有中医班、工业班、农蚕班，每班均有实习工厂或农场，学习与实践并重。”[4]这样就使学生们习得了谋生的知识与技能，毕业之后能直接为南充的实业服务，同时又大幅度地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率。“20年代后，南充日益成为四川蚕桑业和丝织业的中心地区之一。南充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与张澜先生的倡导、创办实业有密切的联系，也是与张澜先生创办的实业教育、广植人才的影响有关。”[5]
张澜曾经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他深知在四川开办大学的战略意义。他致函四川省省长：“川省地方偏远，文化常逊于东南，非设大学不足以增高文化，早为有识者所公认。”[6]张澜不遗余力地筹措办学经费，并且从1926年到1930年担任成都大学的首任校长。他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促进成都大学的发展。主要措施有两条。第一，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学者来川讲学”的口号，政治信仰、党派关系、学历出身、省籍国别，一律不限，只要有真才实学即可，唯贤是举。“既注重聘任‘蜀学宿儒’，更注重聘任像吴虞、李劼人这样的新派人物，既注重社会科学人才，也注重自然科学人才。”[7]此举大有成效，据1929年统计，成都大学有教授副教授83人，讲师56人，仅外籍教师就多达28人，师资力量在全国21所国立大学中名列第七位。第二，公开宣称要效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办学方式，创造自由、民主、活泼的学术氛围。对于各种政治派别的教师，都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流派、体系、观点、风格去讲课。鼓励学生自己独立思考，择善而从。支持学生组织学术团体，出版专业刊物。
张澜的一系列教育主张，如延揽名师、思想自由、民主治校、因材施教等，都在成都大学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张澜“就把一所没有校址、没有经费，仅有一块牌子、五百余师生员工的成大，办成了设有3个学院、12个系，有专任教师142人，其中教授副教授83人，学生1300多，在全国也属规模最大、最有生气的大学之一，而且教学水平高，科研成果显著，被称为‘民主与科学堡垒’，为后来四川大学的建立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8]。
在八十四载春秋的人生旅途中，张澜的教育实践是极其丰富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他都尝试；男生、女生，他都招收；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都创办。张澜无愧“杰出的人民教育家”的称号。
“四勉一戒”的育人之道
见利思义，无非分之得，无无限制之取。在己有苟完苟美之心，在人无不均不安之患，生于利即生于义，生于义即生于利，生与义利相调和，斯可谓善也。若只知贪利，罔克由义，而且藉辞于仰事俯畜之资，须知祀亲必求仁粟，以不义之财富供其父母，不可谓之孝；教子必以义方，以不义之财富遗其子孙，不可谓之慈。此尤今之世人所当深省而切戒也。
——张澜：《说义》
“四勉一戒”是张澜自己的座右铭，也是他经常用来教育子女和学生的思想准则。
四勉第一条是：“人不可以不自爱。所谓自爱者何？即爱己之身不使其为恶所污损，而使之常生长于善也。欲其生长于善，必先求所以养之。唯自爱者必养其仁义之良心，既不贪不义之生，亦不羡不仁之富。”
四勉第二条是：“不可以不自修。所谓自修者，就所学之已知已行者，而加以省察克治之功也。人能自修，则日进于贤，而不能自修，则日流于非辟。”
四勉第三条是：“人不可以不自尊。既使读书颇能勤学，为人亦知自好，而仅志在温饱，以得富贵为目的，亦是没有自尊心。自尊是不安于凡陋，而以远大自期。即孟子之所谓‘尚志’，高尚其志，不肯同乎流俗，就是自尊。”
四勉第四条是：“人不可以不自强。好勇近于自强也，然非学以明理，则其蔽乱；进锐近于自强也，然非志以节气，则其退速。自强之要，在于为善，故必本于学，自强之功，在能不息，故必坚其志。”
最后的一戒是：“而断不可以自欺。治人者必开诚布公，治心者必去私存诚。诚与欺相反，诚者无妄，诚者无伪，欺则伪。故不开诚者必欺人，不存诚者必自欺。欺人者，人多知而相与恶之；自欺者，则恒习焉而不自察也。”
四勉一戒，张澜决不是说说而已，也不只是用来要求别人，他是用自己的亲身行动来践行。张澜主持成都大学之时，此校的教授月薪都很高，几乎都有私家车和保姆。张澜贵为校长，却是在家务事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才请了一个中年男工做饭兼看门。在这个男工的记忆里，张澜校长不吸烟，不喝酒，吃的很简单。
1947年10月，国民党强制取缔民盟，下令不准张澜出境。张澜此时年近80，重病缠身，却把秘密参加民盟的西南实力派龙云、刘文辉捐来的大批经费全部转移，以致无钱就医。上海虹桥疗养院仰慕张澜之名，收他免费入院。[9]手握重金，居然无钱医病，这就是张澜的操守。他这一生从来都忠于职守，没贪污过一分钱，并把自己的钱全部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
1949年，在开国大典前，大家都在积极准备自己的着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列宁服。刚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却一言不发，毫无此意，大家都以为他事务繁忙，没时间准备，周总理甚至打算为他定做一件，然而却被张澜婉言谢绝了。在平时，人们看到张澜的时候，他总是身穿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在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他依然是一身素衣长袍，与毛主席和周总理并肩站在巍峨的天安门城楼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