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运的起伏中，20世纪初的中国青年以担负民族责任的方式完成了最起码的现代政治启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那段“围墙”消失了，课堂的教与学总归会延伸到社会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打通学校与社会的隔阂，使学习的过程始终能够得到社会的滋养，保持活泼的生机，而学习的成果也就能够回馈社会，不落于空谈。他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在《讲堂录》里曾记有这样的话：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9年12月，毛泽东在设想他的新学校实验时，认为学校现有的手工课虽然陶冶心思，但多是非生产性的，这就导致学生在学校所学，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是学生不谙熟社会，社会亦嫌恶学生。
毛泽东从通盘的社会改进的角度，强调学生尤其要通过接触实际的生产生活以了解农村，因为学生多散布于农村，毕业后若能顺利地进入农村发挥作用，十分有利于提高地方的治理水平。在担任附小主事期间，他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一师”附小设置了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学生在课堂学习之外种菜、养殖，印制信纸、信封、作业本，既增进了对社会生产的了解，又提高了生活能力。毛泽东身体力行，与学生一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师生亲密无间，其乐融融。在毛泽东的大教育观中，学校与家庭、社会是一个整体：“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枘凿，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他进而提出：“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11]毛泽东属于新文化运动那代人，因为触及文化本身，所以主张的改革不是枝枝节节，而是要有一个整体的疏通和全面的更新。可以说，他的教育观包含着大开大合的思考，堪称大教育观。这些至今仍是具有生命力的教育理念。
毛泽东用“世界是我们的”鼓励大家亲近社会，将世界作为个人成长的舞台，树立远大的理想，具备宽广的视野。“世界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关心世界。一旦关心世界，就发现世界超出学校的围墙而属于天下人。于是，“做事要大家来”就意味着要团结所有的人，而团结人就先要了解人，这需要个人具有大心量和大智慧。古人说：“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毛泽东的教育工作起于“大志”，但在入手处，十分强调从此时、此地的身边事做起，从基层做起。这个教育思路和他个人的学习风格有直接关系，他怎么学就怎么教，怎么做就怎么教，直率透脱，对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而言极具感染力。
毛泽东的教学风格渊源有自，出于他个人的学习风格。那么他是怎样学习的呢？毛泽东特别热爱学习，即使在担任主事期间也时常反省自己的学习，在任主事两个月后，他曾在信中向萧三谈道：“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12]毛泽东还特别善于在实践中学习。在任教小学三年前的暑假，毛泽东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友萧子升以“乞丐”身份做了一次长途游历。这是一次既艰苦又有趣的经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长沙到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他们行走于社会底层，路上遇到过老翰林、老同学、普通农户、商人、政府官员、寺院方丈，在交谈的过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有了直接的认识，收获了非常难得的经验。毛泽东非常喜欢基层，他也具有那种与基层打交道的能力。据后来的同学回忆，当时，“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言语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以乞丐的身份游历社会基层，不仅增长对大众的感情，也收获智慧。尤其是乞丐的角色能让他们放下任何的身份负担，纯粹地对人世作一种客观的理解。毛泽东是怀着兴趣做这件事的，通过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来增长见识，正符合他的性情。出身基层的毛泽东对基层自然有感情，如果本此而去接触基层还是个“愿不愿”的问题的话，那么，智慧则表现在“能不能”的问题上。“愿不愿”还是针对自己而言，而“能不能”则要真心诚意地以更大的视界敏锐地察觉别人的所想所愿。“愿”与“能”相倚而成，或者说，“仁”与“智”合二为一。毛泽东就是通过接触和了解民间基层而逐渐成就政治家气象的。如果说毛泽东在课堂上对时务的重视、在课堂外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尚属“事”的一面，他也同时用与“事”相应的“人”的品格感染和影响大家。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功与他重视基层的特点分不开，这里面是一种现实的考量，但能够接受和顺应这一现实，则与毛泽东个人的心胸和性情极有关系。
在毛泽东的教学和管理中，他打通学校内外，透露出极其乐于而且善于做联通上下的工作，让大家体会到“世界是我们的”，从而进入“做事要大家来”的氛围中。从毛泽东的大教育观的视野中完全可以看到他此后事业的端倪。20世纪，人们的知识、观念发生着变化，而在只能以“打”的方式实现天下公道的情况下，“力”“势”都要表达在“理”的范围内，所以，重新收整人心是打天下的题中之义。毛泽东将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完成一名准教师的任务，他面对的是对民、军、政全方位的社会动员任务，他对军事提出政治要求，加强士兵文化教育，就包含着一种让“力”走上“理”的轨道的意思。读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会读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谦虚同时也是自信的话，我们会看到他在1929年为红军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包括“士兵政治训练问题”，他细致地写明：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13]我们还会看到他在1939年这样鼓励边区的小学教员：“你们是新人，都有新气象，正像抗大、陕公的同学一样。这种气象是民族的新生，是革命的生动力量，这是非常宝贵的。只要你们努力，在工作中学习，你们中间一定可以出尖子，出道理懂得多的人。你们是不是将永远做小学教员呢？那也不是。你们办学校，可以研究教育方法，可以创造道理，创造新的教育法，变成一个教育专家。”[14]细细品读，我们会在毛泽东对干部、对战士、对教师、对民众的各种讲话中找到那位附小主事、夜校老师的形象；当毛泽东对“新人”充满期待，乐于接受“导师”这一称谓的时候，我们会将此联系到毛泽东成长于其中的那种求改进、求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的氛围。想到这些，我们会不会对他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教育事业”有更多的理解呢？我们不正是看到了那个自认“最适合于教书”的青年毛泽东吗？
1921年夏，毛泽东受聘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员，结束了短暂的附小岁月。从毛泽东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中，可以看到一个即将脱颖而出的职业政治家的心路历程。他不仅从小学教师的角度看世界，而且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一名小学教师应该有什么作为，所以，他思路宽广，活动频繁，并不拘束。大思考不是负担，这些与国家有关的大思考直接转化为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在这段时间里，他有着一种战斗的风格和“只争朝夕”的精神。他的这些经验直接延伸到离开附小后创办自修大学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过程中。在教小学的这段时间，他与杨开慧结为夫妻，开始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他团结了一大批朋友，这些朋友将是未来革命事业中并肩战斗的同志。他把社会带进课堂，同时自己投入社会，他以自身的实践在社会和课堂、学校之间做纽带和桥梁。这期间，他继续和新民学会的朋友们通信交流讨论会务，而学会由以学术为重渐渐转向以改进社会为理想；他继续在由他发起的湘潭教育促进会中发挥作用，提倡教育者通过教育理论和方法的进化促进社会的进化；他发起文化书社，将各种新书刊推介给大家，并在各地建有分社，建成当时销行新出版物的最有力的机构；他坚持办夜学，亲自授课，宣传“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他两赴安源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领导工人事业的经验；他开始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正是在此期间，他从附小出发，赴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与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附录
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
关于你们的学习，到什么地方去学习呢？要到工作中去学习。你们大都是中年、青年，年纪不过二十来岁到三十岁，有的是不满二十岁的小同志，你们是太阳初出山前程远大，要加紧学习，努力增加自己的经验，增加自己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怎样在工作中学习呢？要向学生学，你们要知道儿童心理学，就要从儿童那里学。你们在乡下，除向学生学习外，还要向老百姓学，跟他们谈话，把他们的话总结起来，作为你们的经验……你们是新人，都有新气象，正像抗大、陕公的同学一样。这种气象是民族的新生，是革命的生动力量，这是非常宝贵的。只要你们努力，在工作中学习，你们中间一定可以出尖子，出道理懂得多的人。你们是不是将永远做小学教员呢？那也不是。你们办学校，可以研究教育方法，可以创造道理，创造新的教育法，变成教育专家。
——毛泽东：《抗战教育的地位和边区小学教员的学习问题》
[1]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毛泽东早期文稿》，26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4] 《蔡和森文集》，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毛泽东早期文稿》，428页。
[6] 《毛泽东年谱》上卷，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7] 本节内容参考了《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61～16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8] 参见孙海林等编著：《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56～58页，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
[9] 《毛泽东早期文稿》，355～359页。
[10] 孙海林等编著：《毛泽东早期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概论》，57页。
[11] 《毛泽东早期文稿》，409页。
[12] 《毛泽东年谱》上卷，73页。
[13]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1卷，104～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毛泽东论教育》，81～8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邓颖超：要我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当教师
提起邓颖超，人们也许首先想到她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夫人。拨开这重身份，她更是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1988年3月，邓颖超从容辞去了全国政协主席职务。在这之前，她已主动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从1945年当选为“七大”中央候补委员起，她已在党中央领导机构担任了40年中央委员（含候补委员）。
作为中国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者和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常说，“只要我的呼吸不停止，我就要关心妇女工作”。关心妇女、关心孩子、关心青少年的教育是邓颖超整个生命的重要寄托。这不仅与她的女性身份有关，更与其曾经的职业有关。1920年，16岁的邓颖超还是一位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就已从直隶第一女师毕业，开始了她长达五年的小学教师生涯。每当回忆起早年的讲台岁月，邓颖超总是满怀激情。在母校成立80周年校庆典礼上，她坦言：“如果要我选择职业的话，我还是选择当教师！”激起全场暴风雨般的掌声。
学校的第一位女教员
六十年前，女师毕业只能到女子小学教书，男女不能同学。我是借了五四运动的光，进北京一所男子小学当了女教师。
——邓颖超
1920年9月的北京，秋高气爽，风轻云淡。旭日东升，照耀着京师国立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的大操场，照耀着操场上嬉戏的几百名小学生。嘹亮的哨音吹响了，孩子们迅速集合、排队，准备做早操。突然，排列整齐的队伍骚动起来，孩子们惊奇地看到，站在他们前面的不再是熟悉的男老师，而是一位年纪轻轻、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发髻的少女。学生们叽叽喳喳，小麻雀般叫着、笑着、跳跃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