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毛泽东是一位叩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政治家，他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创造了历史新局面，将旧中国“换了人间”。伟人从来都是以历史为人生舞台，他的生命经历，即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线索；他所开拓的政治视野，仍为当代改革开放的中国继承和参照。毛泽东一生的波澜壮阔，始自他的读书时光。而在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春岁月中，还有一段在小学教书的经历。
以教书为职业的初衷
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
——毛泽东：《致向警予信》
1920年6月，湖南五四运动风潮之下的“驱张运动”告一段落。作为运动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开始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的校长。三个月后，他即聘请曾为“驱张运动”奔走效力的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知道，毛泽东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三年前“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在全校34名当选者中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1]易先生也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活动组织者。在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他心很细，创立了“纪事录”制度；他胆子大，当年遇到兵灾，果敢地组织起学生自愿军保卫学校，并且靠着几杆枪就机智地震服了一支三千人之多的溃军；毛泽东坚持办夜学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毕业之前，附近工厂的工人都知道“一师”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还知道，“一师”附小的学生是熟悉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中毛泽东组织学生分赴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他在附小作演讲时不让大家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老同学”，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学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老师；在大家中间有威信，又善于为大家服务，便能做一位优秀的小学主事。这也许就是当年易培基先生聘任毛泽东的理由吧！
做一名小学教师，并不脱离毛泽东的个人规划。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有做教师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2]1918年，也就是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那年，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建议新民学会的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发展：“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3]几乎在同一时间，蔡和森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同时就此提出建议：“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并认为学会中如能“出以挥霍旁通之才，广联高小、中学、专门（学校）之学生，而且介绍京湘之常常通信，实无异亲炙也”[4]。其时的中国，学校是个新事物，是一个能形成文化认同并且上下左右联通的大系统，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泽东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学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发展团体，巩固社会改进事业的根基。至于毛泽东个人暂不考虑留学而专心在国内发展的决定，则是在任主事前六个月作出的。他认为给世界作贡献亦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5]。那么，毛泽东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老师呢？他对以教育为职业是作了长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际，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目下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了“教育事业”。
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颇具见识的知识分子。他一年前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中一面鲜明有力的旗帜，受到了***的称赞。他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四个月前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鼓舞。正如他后来对斯诺所说，陈独秀谈信仰的那些话，在他一生中这个关键性的时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有着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不主张朋友们“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是客观的道理，关于社会的“主义”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是启蒙过程中个人要学习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见。从此，匹夫之责要在“主义”中表达出来，“主义”之下的诸友人不应该一起遣散闲情，“主义”团结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6]。“主义”通过学校可以成为众人的共识，这必定是毛泽东的想法。彼时的他已经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愿为社会和民众效力的志气、乐于践履实行的锐气、求通求变求上进的朝气来到“一师”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别开生面。
面向基层的教育主张[7]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对学校改革很用了一番心思，他根据现代学校的规则和学校发展的需要，改进了附小的招生制度。当时“一师”附小的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三年。学校有七个班，规模在三百人左右，招生范围是湘中各县。毛泽东取消了这些限制，使招生覆盖全省各县。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录取新生，由主事依据旁人的介绍和推荐独自作出决定；现在则要召开校务会议，以学生考试分数为根据，集体讨论决定。除了招生正规化外，毛泽东还注意保持招生的灵活性。当时的社会信息尚不通畅，交通也不发达，发榜以后，还有学生请求报考。毛泽东会再次召集校务会议，大家集体决定是否录取。20世纪初，学校尚不能完全规范化，其时读小学的并不一定是孩童，毛泽东自己进东山小学时就已经17岁了。他考虑到这一情况，同时也为了给工农子弟更多的入学机会，提倡放宽入学年龄。
毛泽东尤其能理解经济困难的学生的苦衷。他从管理学校庶务的毛泽民那里了解到一些家境困难学生的情况。比如，一个肉摊小老板整体的家庭情况完全可以让孩子读得上书，但是学生在入学时必须一次性缴清学费、杂费和膳食费，这就让小老板为难了。毛泽东着眼于让更多的孩子能上学，研究学校的开销，决定允许学生分次交齐各种费用，并对有特殊困难的学生免收各种费用。这个决定，使一批渴求知识的学生得以进入课堂。
有些学生从附小毕业没能进入中学，还有一些外校失学的学生要求到附小插班复读，以备升学。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附小高小部开办“成年失学补习班”，设有国文、英文和算术等课程，与附小的“民众夜学”同时开展活动。毛泽东利用他在“一师”读书时办夜学的经验，同何叔衡等人亲自授课，结识了许多青年朋友。当时江苏吴县有个学生叫许志行，高小没毕业就到长沙一家五金玻璃店当学徒，三天后逃走，流浪街头。毛泽东在为“驱张运动”而赴京时遇到了这个穷苦但有上进心的青年，给他路费回家暂作安顿。为了让许志行有更好的学习环境，毛泽东任附小主事后，让他到补习班上课，并为他负担费用。在共同的读书生活中，毛泽东成为许志行的知心朋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邀请许志行任宣传部交通局助理。毛泽东除了给学生以知识上的滋养，还注意将他们引领到更宽阔的事业中，指给他们一条生活的道路。
毛泽东爱护学生，认为学校是冶铁洪炉，学生即使是顽铁，也是可以炼好的。如果要开除学生，必须取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同意。1920年，附小第十四班招收了一名叫钟化鹏的插班生。钟化鹏原来在湖南沅江县立第一高小读书，由于反抗学校的恶劣风气，顶撞了校长和训育员，被县知事开除。他来到附小求学，毛泽东很关心，经过考试和校务会议研究，接收为插班生。第二年毕业时，按规定插班生要向原来所在学校调索学年成绩，但原校不给。毛泽东知道后，即以附小名义去函，从沅江高小调来了钟化鹏的成绩，并帮助他进入师范部，在第二十二班就读。[8]
毛泽东在附小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学校里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面向基层，重视基层，为基层的学子创造教育机会，提供发展道路。他尊重教育领域一个最重要的道理：人有出身，但心却没有，心灵通过学习而有属于其自身的成长史。这些学生的基层经验，一经融化到文化世界中去，便会开发出丰富的想象和坚定的意念。毛泽东的教育理念，与他个人的出身和学习经历有关，更与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总结出的“民众大联合”思想有关。就任主事前一年，毛泽东反省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毛泽东最终的理想是通过民众的联合找到“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9]。20世纪的中国要完成建设国家的任务，必须经过凝聚成国家这一步骤，毛泽东式的政治话语就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中。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在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极其重视民众中蕴蓄和发挥出来的力量，我们在毛泽东短暂的附小岁月中即可看到这一思想的缩影。
通于学校内外的视野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1950年毛泽东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题词
学校主事团结人，学校就能形成一个蓬勃向上的氛围。毛泽东特别具有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把大家团结起来的本事。他为学校写了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号召大家在共同的追求中认取自己的责任，而这一追求就是在人民大众的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毛泽东作为主事的要求，同时有鼓励和商量的意思，亲切而有力。
既然世界是我们的，那么我们就要关心世界。毛泽东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形势变化一日千里，新的思想和观念带给人们新的想象与可能，如果不能把社会教育纳入课堂教学中，教学必定是呆板无趣的。毛泽东借助语文课对学生进行启发。许志行回忆说：“毛主席很重视语文这门课。他说，语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是学习其他各课的入门要径。这门课学好了，脑子就灵了，思想就通了。但学这门课，不是容易学得好的，非多读多练、刻苦钻研不可。”[10]毛泽东鼓励学生在这门锻炼思想品质的课上分析实际问题，形成对时代形势的见解。他本人对时事有着浓厚的兴趣，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练就了敏锐的眼光，在教学中善于寻找素材、捕捉时机。他改革了国语教材，比如高小三年级的国语课就用收集的时文作教材，而不用当时流行的课本。这样，学生就能在课堂上与老师一起读到像***的《今》这样富有哲理的文章。***是思想先进的著名教授，能读到他的文章也就触及了时代的气息。毛泽东还曾把鲁迅的《故乡》《我们怎样做父亲》介绍给学生阅读和抄录。毛泽东写的《“湘人治湘”与“湘省自治”》也曾作为国语教材，印发给学生。毛泽东最喜欢读报，他在辛亥年短暂的从军生活中，就曾用大部分的饷银订阅了省内外几种报纸，以此了解社会。他也向大家推荐了这个好习惯，要求学生读《湖南通俗报》，并且要人手一份。每天上课前，学校老师亲自指导学生读报纸上的新闻和评述文章。这份报纸当时正由他的朋友何叔衡主办，涵盖讲演、世界新闻、国内新闻、本省新闻、新智识、小批评、社会调查、琐碎话、谚语、儿歌、新字课等内容，文字浅显生动，极富教益。毛泽东鼓励学生读和说的同时，还鼓励大家经常练笔，每周写一篇作文和一篇读书心得，通过“写”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增强“说”的条理，检验“读”的效果。湖南军阀赵恒惕迫害进步青年，毛泽东就鼓励学生以此为题材写文章，表达见解。许志行针对湖南迷信现象较多的情况，写了一篇《靠菩萨的结果》，毛泽东非常欣赏，鼓励他投稿，文章最终得以发表在《湖南通俗报》上。读时文，写时事，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既增强了学习的信心，也懂得了学习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