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江南的太湖边上，那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我的乡亲们都很穷，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1978年，邓小平看到了如果不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老百姓将会越来越穷。那时，安徽的小岗村穷得走投无路，全村老老小小都外出要饭。他们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搞起了包产到户，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吃上了饱饭。邓小平看到了这个新生事物，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在农村的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短短的几年里，农民们富裕起来了。我的家乡苏州的乡镇企业搞得最红火。家家盖起了新房子，20年以前的破旧房子现在已经成了文物。我家乡的变化真可以用“日新月异”四个字来形容。我读过一点世界史，我知道，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以后也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富裕起来的。在一个有十几亿人口同时又被计划经济思想禁锢了几十年的中国，要搞这样的改革，的确需要像邓小平这样有大智大勇的人物。
“文革”刚结束时，人们总是害怕谈金钱和财富（因为“文革”中有一种荒谬的理论，就是“人越穷越革命”）。人们向往共产主义，但对共产主义要极大程度上提高人的物质享受这一点讳莫如深。西方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中国人现在也开始认识了这一点。60年代，我在北京上大学时，过年回家要花三四天时间：先在火车上摇晃一天一夜，到了苏州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去排队买长途汽车票，如果幸运可以当天到一个离我家20多里地的小镇上；如果赶不上去我家乡的小火轮，我还得在那里耽搁一晚上；下了小火轮，我还要徒步走四五里地才到家。因此，我把这叫做“回家四步曲”。现在，兜里有了几个钱，坐飞机，用不了2个小时就到了上海，再坐上我家乡给我派来的“专车”，3个小时我就坐在家里吃上饭了。
最后，我为分会书写了一首1996年初回家时写的诗：负笈京城坐寒窗，梦中几度回僻壤。
太湖之畔啼饥寒，满目疮痍断心肠。
而今胜日鲈鱼香，羞无锦衣见爹娘。
华厦林立疑无路，村童直指鱼米乡。
由于我讲得很自然，不掺假，会员们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他们都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生动有趣的讲演。由于第二天大使要我回馆，我只好草草收场回旅馆就寝。
乐在其中
近20年来，随着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飞速发展，外交官的待遇上了几个台阶。开始是二等秘书以上的外交官可以带夫人长驻，后来又实行了分伙制。这样一来矛盾少多了，浪费现象大大减少。1997年开始，使馆32作人员的子女可以在寒暑假期间去探视父母（自费），这给使馆的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唐诗中有一句“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点凡是在使馆呆过的人体会最深。春节是国内最热闹的时间，但在使馆这是最难熬的日子，冈为使馆没有过年的气氛。使馆的过年一般是由俱乐部组织…次联欢会，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出出节目乐呵一番，剩余几天就得自己安排了。
我在两次长驻里一共在国外过了6个春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的春节。黄大使提议，和KIWI一样，每家做一个菜，放在一起大家欣赏和品尝。别看大家都是“业余”厨师，那天的菜真是琳琅满目：辣子鸡丁色彩艳丽，糖醋排骨香味诱人，还有那醋熘白菜吃起来又酸又甜。我用3个小时精心做了一盘家乡菜：蛋饺。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只要长个脑袋，都可以开餐馆赚钱。无怪乎有一个顺口溜说，有路就有丰田车，有街就有中餐馆。我这辈子走了几十个国家，证明此言属实。
联欢的节目除了品尝百家菜外，主要是做游戏。第一个游戏在餐桌上做，办公室主任提出，大家围坐在长条桌边，从第一人开始挨着数1、2、3、4、5、6、7，但是数7的人不能数“7”，而是用筷子敲一下酒杯。犯规者要挨罚，出个节目。他（她）可以唱歌，或者说个笑话，什么都不会的也可以学狗叫，做个鬼脸也行。
说来也怪，节目的“开门红”是使馆的第一把手黄大使。大使平常很平易近人，馆员们一个个高兴地起起哄来。大使站起来说：“我不会出什么节目，我唱个歌吧！”他说话时还把目光向我扫来，我想他大概又想邀我“入伙”。
因为有一次，我们在达内丁与华人的联欢会上，我和大使一起唱过一首“满江红”。对不起，这一次我不能和您一起“引亢高歌”了。黄大使用低沉的男低音唱了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他的歌声一下把我们带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祖国。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
使馆的人平常工作都很紧张，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说说笑话，讲讲故事。那天的联欢会气氛很活跃，讲的笑话和故事大多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当然，有些细节可能有点添油加醋。既然是为了逗乐，就没有必要去追究其真实性了。
司机讲了他学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三克油”的故事。
他刚到使馆工作时，拉着大使去拜访那个国家的一位部长。大使向部长赠送了很精致的瓷瓶，瓷瓶虽然是仿制品，但仿制得很逼真，少说也得几百元才能买到。大使让他捧着瓶子进了部长家的门，部长也热情地把他留了下来。部长围着瓷瓶看了个没够，嘴里一个劲说：“三克油，三克油！”他和大使坐了十分钟，因为大使还有事情，就匆匆告辞了。从此以后，司机就叫这位部长“三克油”。其实，部长连“三克油”也没拿出来，他只是把油抹在嘴上说好听的。
厨师讲了一个“费事”的故事。一次，大使宴请另一国的大使。厨师做了一道拿手菜：糖醋鱼。那位大使连声说：“费事，古德，费事，古德。”厨师心里很不高兴。他从刮鱼鳞，开膛去肚，再煎炒烹炸，忙了半天已经够“费事”了，他吃着还嫌费事。后来，大使告诉他，“费事”就是“鱼（FISH）”的意思。他说这个词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一位老北京讲了北京土话中的骂人话“250”的来历。古代，在中国人没有使用纸币前，用的是银子。500两为一封，250两则是半封（疯）。所以，北京人用“二百五”骂半疯半傻，脑子不够数的人。
一个上海人说：“小时侯，总有人说我‘13点’，后来我学了英语，才知道13在西方人眼里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一般人要避讳‘13’这个数。后来，‘13点’成了一句骂人话。”这一下我猛然间想起了我在上海认的“干弟弟”，他就住在浦东的“洋泾浜”附近。在上海成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之前，外国人就在“洋泾浜”村上岸购物，天长日’
久，洋泾浜人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无怪乎现在人们总是说蹩脚的英语是“洋泾浜”英语。
可能是一个人在国外过年不是滋味，再加上担心女儿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我在联欢会上连连出错，我被罚了两次。第一次我唱了一首法文的“小船曲”。第二次犯规时，我不能再唱歌，我灵机一动，给大家讲了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
“刚才有人讲了北京土话的故事对我很有启发。学北京土话不能一知半解，尤其是老北京骂人不带脏字，学不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在非洲长驻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参赞见到研究室的负责人说，你还‘健在’。这位负责人年近60，由于老实，当了15年的一等秘书没提拔，他想‘更上一层楼，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了。本来心里就憋着一肚子的火，一听那位参赞说他‘健在’，脸唰地一下红了起来·但因为要开会，他忍住了没有发火。开完会，那个一秘找了大使，说参赞骂他。大使开始还打圆场，说参赞可能是跟他开玩笑。一秘说，他也是年过半百的人，在北京也呆了40年，难道他不知道‘健在’是骂你该死的意思！？大使感到这个玩笑开得的确过了火，大使找参赞谈了话。第二天，参赞向那位一秘道了歉。这才算‘化干戈为玉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