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惜别
掐指一算，我到6月初任期就满了，新中友协惠灵顿分会于5月专门为我组织了一次欢送会。分会主席托尼·英格兰在电话上说，这是一次很随便的聚会，为我和会员们告别提供一个机会。他还说，最好带上二胡和箫。说实话，我的这点把戏在国内即使是在业余爱好者中也是排不上号的。但是在临行前，会员们有这样的要求，我如果拒绝了，肯定会使他们失望的。
友协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民间组织。每次聚会，分会只用会费交场租，参加者每人要带一个菜或一盘点心。这样做既省钱又省事。每个人还可以尝到各种各样的饭菜，我把它叫做“百家饭”。我夫人经常说要把这种方法介绍到国内去，但是，中国人好面子，难得亲朋相聚，要客人自带饭菜，未免要落得个“小气”的坏名声。可见，什么事都要看不同的国情，不能照着葫芦就画瓢。
当时，因为夫人提前回国，我是一个临时的“王老五”，想弄点饭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把困难给大使说了说，大使说：“这是公事，公事公办，请小倪夫妇包点饺子，再弄点凉菜和小点心。”
当我和小倪夫妇端着饺子、酱牛肉和上海点心走进会议大厅时，会员们一下都站立了起来。我又看见一片“雪白”。这么多的会员（100来人）出席欢送会在分会来说是少有的，这是对我的很高的礼遇。我记得这样的情况与大使到任时的欢迎会不相上下。分会主席告诉我，要是把欢送会放在晚上，很多人来不了，所以他把聚会安排在下午5点以后。这样就保证了出勤率，我听了以后很受感动。
分会主席用十分惋惜的口气讲了开场白。他说：“这几年我分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与邱先生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现在他要离开我们，我们真舍不得他走。”我说：“家母经常对我说，两好合一好。我在任3年多以来，工作上也得到了分会的大力支持。我经办的很多民间文化交流项目（尤其是中国儿童画展览）都有分会会员付出的辛勤劳动。不久我将离开我的第二故乡新西兰。我很希望在北京看到来自我第二故乡的KIWI乡亲们。”这时，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讲完话，分会主席宣布文娱节目开始。他们专门请了一位由香港来新西兰定居的女士表演了太极拳；接着是一位老太太表演了一段哑剧，她滑稽风趣的动作逗得大家前仰后合。最后是我的压轴戏，我用二胡拉了一首“我的祖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的思绪不知不觉中回到了阔别了30多年的江南水乡，迷人的油菜花那么耀眼，稻浪的醇香那样醉人……会员们似乎也被这优美的乐曲陶醉了。
然后，我又用箫吹奏了《苏武牧羊》。我先向他们介绍了箫这种中国特有的民族乐器，接着又讲了一个苏武的故事。
苏武是汉朝派出的外交官。他受命去西域与匈奴人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没有外交文件和身份证，皇帝给了他一个节杖。所谓的“节杖”是用最好的木头刻制，上面雕龙刻凤，还饰有动物羽毛。汉语中的使节一词可能就是从那时开始使用的。
苏武拿着节杖，跋山涉水，好不容易到了匈奴。但是善骑好战的匈奴王对汉朝并不友好。他把苏武扣押，还把他流放到“北海”（可能是今天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附近放羊。苏武被扣19年，天天抚摩着节杖去放羊，后来节杖被摸得油光锃亮，上面的羽饰也掉得精光。但他的气节却始终不变……
讲完故事，我吹起了低沉幽怨的《苏武牧羊》。由于箫的音量不大，我恐怕很多人听不见。但大厅里鸦雀无声，连欢蹦乱跳的孩子也天真地张着嘴倾听。我重复着吹了三遍才停下来。这时，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不知道是被乐曲的内容所感动，还是对分会会员们依依惜别的情绪的流露。
节目到此结束，分会主席宣布大家可以用餐，人们纷纷向中国饺子拥去。看来中国饭菜走遍世界都受人欢迎。
这时，分会主席端着盘子向我走来，他用商量的口气跟我说：“邱先生，本来这个欢送会可以结束了，但有些会员希望你讲讲你自己和你的家庭。我知道这样唐突地向你提这个要求很不好，如果你没有准备，我可以在吃完饭后宣布欢送会结束。”我一听，感到很尴尬。要讲，的确没有准备，外交官就怕“突发事件”；但要是不讲，面对这样诚恳的请求，我又感到于心不忍。我想起了大使对外交官要利用一切机会作讲演的要求，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吃完“百家饭”，分会主席说：“女士们，先生们，刚才我们看到了邱先生精彩的二胡和箫演奏，但是，压轴戏还在后头。应一些会员的要求，邱先生将要给我们讲述他的家庭的故事。由于天色将晚，带孩子的父母如果要回家，那就只能割爱了。”他说完，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场。会员们把椅子拿到大厅中央，排成了行，就像要听一个重要的报告一样。
我于是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中国有句童叟皆知的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1944年，在抗日战争的炮火声中，我诞生在苏州太湖边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从小爱做梦，做了千千万万的梦。这些梦我现在几乎都忘得一干二净，但其中有两个梦至今仍很清晰。我的第一个梦是想当个画家，另一个梦是想和‘大鼻子’（我解释道，‘大鼻子’是中国人对西方人的称呼，没有贬义，这时大厅里爆发出一阵笑声。）说说话。今天，这两个梦可以说都实现了，因为我能讲英语，还能表演书法，有时还能画上几笔；但严格地说来，我这两个梦一个也没有实现。因为我离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和翻译还差十万八千里！我充其量不过是‘假、冒、伪、劣’产品。（全场哄堂大笑）
“我小时侯很顽皮，学习成绩不好也不坏。为了当画家，我上课时总在书本的天地边角上‘作画’。虽然学习不认真，我有幸考上了省里的一所重点中学。那时，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只要学习好都能得到政府的助学金，这些学生很多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在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只学了两年的英语。那场‘史无前例’一开始，全国的大中小学校都关了门。成千上万的学生不用买票，坐上装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火车，到全国各地去搞‘革命大串联’。
“1968年，我们这些没有念几句洋文的学生毕业了，来到一个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农场在唐山渤海湾边，条件十分艰苦。我最同情的是来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女同学。
冬天里，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冰，那些‘小姐’们也得去挑水。她们的‘豆腐’肩哪里担得起100来斤的水，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摔得鼻青脸肿。夏天里，在稻田里插秧的时候，吸血的蚂蝗把她们吓得直哭……生活虽然很苦，但有人说，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对年轻人来说，吃点苦更是一件好事。
“两年后，我有幸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由于我自幼喜欢书画，在一个老同学的推荐下，我来到文化部工作。1988年，我被文化部派到尼日利亚从事文化交流工作。1994年，我来到了你们这个美丽的国家。
“我们两口子有一个女儿，家庭很幸福。因为我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她已经被一家美国的公司录用。所以，她们娘俩正盼望着我早点回去庆祝一番。说心里话，我很希望在新西兰干下去，我舍不得离开你们，我会想念你们的，我希望在北京见到新西兰的朋友们……”
我一看表，这一侃竟侃了一个多小时。我立即打住话头，会员们好像都没有听够。分会主席最后说：“这是我多年以来听到的中国使馆官员的最好的讲演。”
“最好的讲演”，我似乎受之有愧。但是，我又感到有些心安理得，因为我是按照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作的这次讲演。
由于文化部迟迟不能派人来接我的班，我待到过了国庆大使才“放人”。10月9日，我还作了一个节目：中国一新西兰联合发行一套玫瑰花邮票。我的机票订在10月11日。
所以我只有一天的时间打点行李。这又有什么办法！谁让你干这个行当的。
说心里话，我虽然天天嚷嚷要回家，但一旦拿到机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新西兰，这个我生活和工作了3年多的美丽的国家，而且我又交了这么多的朋友，我能不感到留恋吗！
我含着热泪和使馆的同事们告别。车子到了机场，大厅里已经有很多朋友来为我送行：老黄和老张来得最早，华联会的朋友也来了。最叫我感动的是，新西兰一中国友好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和全体执委们都来了！在和他们握手言别时，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的喉咙里好像有一团棉花塞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