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北京的天气异常寒冷，全国人民敬仰的周总理逝世了。我作为外语学院的一名学生，对总理有着特殊的感情。他逝世的消息一广播，我像孩子一样在班上号啕大哭。“四人帮”像乌鸦害怕太阳一样阻止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但是，人民对总理的热爱和对“四人帮”的愤怒像山洪一样爆发出来。于是，那年的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人的海洋，诗的海洋。我虽然对诗词韵律一知半解，但在“激情”的冲击下，也写出了一首“七律”。清明节那天，我揣着诗去了天安门。出发前，夫人对我说：“你现在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要在外面闯祸。”这一次，我那倔脾气没有犯，我早早回了家，没有被抓被打。但是，第二天，我到单位去上班，一些年轻人说要去天安门抄诗词登在黑板报上。我在厂里是“舞文弄墨”的一把手，自告奋勇地把自己的诗“发表”了出来。第二天，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我的诗“情绪太低落”，我说：“悼念总理能高高兴兴吗？！”我在他的办公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转身就走。
这一下，我真的“闯祸”了。
厂里的“运动办公室”找我谈了话，还三天两头地要我写检查。开始，我拒绝写“检查”，后来，科长私下对我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领会了他的意思，无奈地写了三次“检查”。但是，由于写的不深刻，“检查”都没有通过。
在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我曾给父亲写了封信。我不敢把真情告诉他，只说厌恶了城市生活，也许有一天我要响应“老人家”的号召回家种地。我原指望能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但我收到的却是一封“绝交”信。他说，这是他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也希望我不要再给他写信了。我当时真不明白，32年的父子之情就这样断了？
其实，我当时“解甲归田”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凡是“四人帮”“看上”的人，你就是有孙悟空的本事，也休想逃出他们的手掌心。后来“四人帮”被粉碎，鄙人的名字居然“荣登”北京市科技局的“黑名单”。
“四人帮”倒了，人们对我刮目相看。一个高干的儿子说我是“反潮流”的英雄，其实我自己一点也没有“英雄”的感觉。我只是像全国95％的人民一样悼念了中国的一位伟人。但是为了避免留下后遗症，我要求厂领导开了平反大会。
我和父亲的关系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恢复”了，但我们在通信中还是“莫谈国是”。我想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和前途负责。由于历史造成的隔阂，我们父子间有很多想说而又不想说的话。在后来的匆匆岁月中，我因为工作忙和出国长驻，更没有时间与父亲沟通。直到去年12月，我得到父亲病危的电报赶到他的病榻旁，这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我一肚子一直想说的话这时想说也为时已晚了。
朦胧中，父亲向我走来。我叫他，我说了很多话，但他似乎一句也没听见，他又好像根本不想听。他只是对我微笑着。
醒来时，我发现枕巾湿了一大片。
母亲节
“母亲节”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父亲节”是哪一天，但“母亲节”那天，一般人都要去看望一下母亲，请母亲到餐馆吃顿饭。这看起来“不公平”，但完全有理由，因为生儿育女母亲付出的辛劳和痛苦最多。这一点，想必天下的父亲们是可以理解的。
南茜虽然有3个儿子，但其中的两个都在外地工作，只有大儿子在惠灵顿，是新西兰一加拿大合资的电力局新方代表。大儿子很孝顺，但由于身居要职，工作十分繁忙。我的母亲虽然健在，但远隔万水千山，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心里一直把南茜当作是我的母亲。我向大使请示，我们夫妇去给南茜过“母亲节”，大使同意了，还嘱咐我们祝南茜“母亲节”快乐。
我和夫人一早起来，路上采购了一些肉馅和大白菜，自带了一些作料，给南茜包饺子。南茜见我们去了十分高兴。
她说：“我的儿子出差了，今天不能来，想不到中国的“假儿子”给我过“母亲节”来了！”
南茜矮矮的个子。虽然70多岁了，一个人住一所大房子。每天，她自己打扫卫生，做饭，还要料理小园子里的花草。由于是“母亲节”，南茜和我聊起了家母。于是我给她讲述了一个81岁的中国母亲的故事。
母亲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那时的女孩子都要缠足，她也曾经缠过足。缠足是一种很残酷的风俗，女孩子的脚要用长长的裹脚布紧紧地裹起来。这一裹要十几年，直到长成“三寸金莲”。缠足时，骨头不能正常生长，脚形畸变不说，一到夏天，脚上的肉腐烂发臭，这种痛苦可想而知。我的姥爷、姥姥还算开通，看到女儿实在痛苦，同意让她停止了缠足。
母亲从小是一个“苦脑子人”（家乡土话，意即“善良而能忍气吞声的人”）。在那重男轻女的农村里，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她弟弟独吞。非但如此，弟弟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总要拿她出气，非打即骂。母亲从来不还手。
母亲嫁给父亲家以后，生育了4男1女。刚结婚时，家里很穷。她除了抚养孩子，每年还要看三次蚕。一家几口缝缝补补，浆衣做鞋的活都由她来做。每天她总是第一个起床，最后一个躺下。后来父亲开了店，她成了“东家娘娘”，但母亲还是原来的母亲，有时甚至更辛劳。因为店里除了店员帮工外，还有亲戚朋友在家吃饭。大家吃完了，她才上桌。这时，桌子上已是杯盘狼藉，她就吃点残羹剩饭，还要洗那么多的碗筷酒盅。
母亲的善良是远近闻名的。自打嫁到我们这个村子后的60多年中，她没有和邻居红过脸。她总说：“吃亏就是便宜。”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特别紧张。她很会精打细算，所以我们家一般不会弄到“揭不开锅”的地步。村上有一个邻居，分到粮食就放开了肚子，隔三差五地总要跟人家借粮。由于经常只借不还，其他人都不愿理她。但她每次向母亲借，多少总能借到。母亲说，他们一家很可怜。
我们家有一门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我们都叫他“娘舅”。其实这个“娘舅”是个假的。在我家开店的时候，“娘舅”几乎天天要来店里坐坐，晚上还能美餐一顿。困难时期，“娘舅”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来我家“做客”。我记得最困难的一个夏天，从食堂打来的稀粥只够每人一碗，这时，“娘舅”来了。那天我看他已经瘦得没了人形，走路的力气也没有，鞋底不离地面。母亲盛出了几碗粥，桌子上正好每人一碗。我去厨房叫母亲来吃，我看见她正在用手指刮钵头里的粥汤。她轻轻地对我说：“你快去吃，我不饿！”我当时真想大哭一场，但有“娘舅”在家里，我忍住了。我捧起碗，泪水和着稀粥，三口两口吃完了这顿“饭”。
从那天以后，“娘舅”再也没有来我家。不久，听说他去世了。一想起母亲在这样的情景下让“娘舅”吃了“最后的晚餐”，我总是热泪盈眶。
这时，我看见南茜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花。
我当了几回“上帝”在新西兰，我倒很愿意去商店看看，虽然很多情况下我只是只看不买。因为那里的售货员不管你穿好穿坏，也不论你想买还是不想买，总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有时自己只是想看看货物的质量和价钱，以便把有限的美元用在刀刃上，但服务员还是那样耐心，真是百问不厌，有时甚至跪在地上给你试鞋。在这种情况下，顾客倒显得不好意思。但即使这样，你仍可心安理得地当你的“上帝”。
有两件事使我难以忘怀。在新西兰银行存钱所得的利息要交利息税，其税率为利息的20～30％，但是，中国使馆的外交官是例外，只交2％就可以了。一次，我存了一笔美元，半年到期后，我发现利息税扣了我30％。我向银行的职员作了说明，她先一个劲地道歉，然后告诉我，税款已经缴到国税局。她耐心地给我讲解了要去哪些部门办什么手续才能追回多扣的利息税。虽然手续很繁琐，开始我几乎失去了信心，但是到哪个部门，工作人员的态度都是那样和蔼可亲。最后，我居然拿回了60美元。我给女儿买了一双漂亮的皮鞋。
另一件事是我开的BMW（宝马车）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冷却水的温度总是居高不下。由于使馆的业余司机都不懂机械原理，所以有点小毛病都只管开着。有一次，我开车去机场回来，水箱像锅炉一样冒热气，我害怕起来。这时，正好经过南茜的家。我停下车，准备在她那里灌点水。还是南茜老马识途，她说现在千万不能加冷水，虽然不至于爆炸，但水箱因为一涨一缩会发生破裂。
我小心翼翼地把车子开到我经常加油的加油站。小男骇打开车盖，水箱已经开了锅。他说水箱的盖子没有了，这就是水温升高的原因。我一般从不动机器，这一定是上次加油时，加油工忘了盖上（新西兰的服务细致周到，每次加油前给你免费加水，检查润滑油和轮胎的气足不足）。但眼前是要把水箱问题解决好。
在新西兰有一个AA协会，第一个A代表AUTOMOBILE（汽车），第二个ASSOCIATION代表（协会），连起来就是“汽车协会”的意思。这是一个保险性的组织。每辆车只要交一点钱，以后无论车子在哪里出现机械故障，AA就来车拖走，免费为你修车。由于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我就向加油站要了电话号码。我一接通电话，一位小姐客客气气地问明了我所在的位置，并要我等候十几分钟。不一会，拖车把车子连同我一起拉到修理站。经过降温，配了一个水箱盖。因为盖子丢失不是机器本身的毛病，所以他们要我付钱买了一个。
本来，我要是为了省事，这点钱还是想去那个加油站“理论理论”。不过，这种已经“黄花菜早就凉了”的事，而且也没有什么根据，人家能不能承认，我心里一直在“打鼓”。可是一找到经理，他和颜悦色地请我到他的办公室。
我把原委说了说，他毫不犹豫地说：“先生，这是我手下加油工的疏忽，给您带来了麻烦。这水箱盖的钱您可以拿发票来，我给您报销。”我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这件事在中国即使拿到了钱，也至少吵个面红耳赤。但是在新西兰，三五句邓小平逝世
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逝世。举国哀悼，噩耗传到使馆，全体馆员心情异常沉痛。虽然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但对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领导人的逝世，总是要引起国人的极大悲痛。
我外交部布置驻各国使馆设立灵堂，这毫无疑问地又是我的任务了。但是，新西兰这个国家（和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很难买到做白花的纸。我跑遍惠灵顿所有卖纸的商店，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些很便宜的白包装纸。纸质很滑，根本不适用，没有办法，只好凑合着用。
做这种花在我一生中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76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我和单位（中国科学院科学仪器厂。）里的年轻人冲破厂领导的“规定”，自发地做了一个大花圈。这一晃21年过去了，但基本的技巧还没忘。我教夫人们把纸剪成大大小小的圆形和椭圆形，然后二三张、三四张一起松松地绕在筷子上，再用手指将纸往桌子上挤压。这样，一片片“花瓣”就做成了。最后用细铁丝一扎就是一朵白花。
灵堂设在使馆一楼1间大约20平方米的接待室。正面的墙上是小平同志的遗像，像下是我们制作的大花圈，花圈的中央是我书写的大“奠”字，原来想写一副挽联，但因为灵堂实在太小只好放弃了。遗像前放着一张茶几，上面有一个签字本。从悼念一开始，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华人扶老携幼地来了，新西兰政府机关的官员来了，普通老百姓也来了，总理波尔格、议长和反对党领袖也在百忙中来吊唁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第二天一早，大使给我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去大街上看看下半旗的情况。我先到了国会，然后转到外交部。
这两个地方都下了半旗。我看了几个使馆，甚至一些商店和住家也都下了半旗。事后，报纸上有人写文章质问总理说，邓小平是一个下台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他的逝世为什么国会要下半旗？波尔格回答道：“无论是从国家关系上，还是出于对邓小平本人的尊敬，我们悼念这位世纪伟人都是应该的。”
邓小平逝世后，新中友协奈尔逊分会邀我去作讲演，出的题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邓后的中国。这样大的题目我不能讲，即使讲也讲不好。因为我最讨厌那些枯燥的数字。
我和分会主席罗宾·布朗商量能不能讲讲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罗宾欣然同意。下面是我讲演的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