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去之后，父亲告诉我，范绍曾老伯起义后几经调整，文革前是挂名的河南体委主任，文革一开始就彻底靠边了。
一次在花园路口遇到张轸，张轸身材粗壮，声音宏亮，他说我很像父亲。
和父亲年轻时一样。他与父亲是二十路军的老同事，当时二人不和，老来却恩仇皆泯，相互怜惜起来。
“听说你很忙，是不是？”父亲问。
“忙，是忙，搞外调的从早到晚不断。”张轸说，“我让他们排队！”
“你还是省主席呀？（解放前，张轸曾任河南省主席）”父亲开个玩笑，“要人家拿筹会客吗？听说你还拍桌子骂人？”
“我骂我自己不会说假话。本来嘛，向我调查是为了弄清问题，我说事实他们不满意，说我不老实，非逼我写假材料不可，你说我该不该发火拍桌子？”
平日父亲很少说话，他常双手拄杖立在门口台阶上看门旁的两株苹果树，一看就是半天。这两株苹果树是我家刚搬来时，他同母亲两个人栽的，现树冠已经很大，早几年就结果子了。听母亲说，过去每年春天，父亲就要修枝、施肥，他病后就没法管理了，所以今年结果很少。他除了上厕所和看病之外，偶尔也到院子里走动，遇到人都同人家打招呼说“吃饭啦”、“下班啦”之类简单又简单的话。一次看到腰弯成曲尺形的阎济民拿个尿壶艰难地一步一步挪动着到厕所去倒尿，他喃喃自语道：“他太惨了！”干枯的眼球蒙上一层？目水，阎济民原是新六师十六团团长，我父亲任民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时，阎升任第二师师长。在民主建国军“叛变”案中，他是首当其冲的一个。1948年被关押的民主建国军军官绝大部分被释，重新分配工作，唯有他与其他几个人仍被囚禁（第一师师长聂志超死于狱中），以便说明“叛变”是事出有因的。他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直到“文革”前夕才被释放，安排到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来。
在我家后面住了一个政协伙房的大师傅，政协成立领导小组时，硬把他结合了进去，算是我父亲机关里的领导了。每次遇到我父亲，大师傅都要问问我父亲的身体情况，我父亲向他问问机关里的情况，他们的对话很有意思。一次我父亲问他，机关里在忙什么，他说：“没什么忙的，还不是学习？我还干我的老本行。老先生们还坐在学习室里念报纸。”
“都学些啥呀？”父亲问。
“这几天在学习‘杨傅佘’。”大师傅答。
“谁叫‘杨傅余’哪？”
“这我就说不清了。要我说豆腐鱼我倒能说出个丁卯。”大师傅笑着，“反正是刚挖出来的，新鲜热辣，说是藏得很深。”
“那可不容易学呀！”父亲说。
“那是，那是。”大师傅点着头。
父亲看我寂寞，没有书看，一天上午忽然说，“汉生，我带你去看看你石老伯。‘’石老伯名乃绍也是政协的人，住的同我家隔几个门口。一进石老伯的房，父亲说，“老先生，俺汉生来向您借几本书看。”石老伯是个矮小干瘦的老头，忙扶扶黑边大眼镜，从一张破藤椅里站起身，“拿吧，拿吧，还借什么。反正这些书对我都没用了，我这辈子不会再看它们。”石老伯有两大柜子书，我从中挑了一本《希腊古代史》。父亲主动串门，这是唯一的一次。
父亲告诉我，石老伯是他们这一群人中最有学问的一个。他在法国留学时与周总理相熟，后来回国参加了民社党。民社党参加蒋介石政府组织的国民代表大会，他坚决反对，他是民社党湖北省委主席，带领民社党湖北省委退出民社党，此举曾轰动全国。
在省政协驻会的老先生中，同我父亲来往密切的是刘希程老伯。刘老伯比我父亲小几岁，他常开玩笑说，他是这群人中的“青年”，机关也把他当“青年”使用，比如拉架子车送病人之类的重活、急活就得由他来干。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参加过“八一”起义，由于他伯父是国民党元老的关系，后又回到国民党的军队里，抗战时任军长。他性格开朗、和善，几乎每天都来看看我父亲。他家在后面一排房住，门口正对我家窗口，他常常下班捎一张《参考消息》，从窗口递给我。有时绕过来，进屋同父亲说说话，谈得最多的是学习室里的情况。
“今天谁回学习室了？”父亲问。
“回得有一半吧。”刘老伯接着说出几个人名来。
“学得咋样呵！”
“老样。”刘老伯慢条斯理地把学习室的风景描绘一番：某老头鼾声如雷，某老头口水流了一尺长，军代表大皱眉头，权当听不到，看不见，继续叫人念报纸。
“你哪？没睡一会？”
“我不敢呀？我‘年轻’哪。”
说到此，两个老头大笑起来。这是父亲最开心的时候。
父亲最亲密的伙伴是我妹妹的五岁儿子小栋。小栋长得胖乎乎潮，很好玩，整天与父亲为伴。只要小栋在身边，父亲脸上就有悦色。一会儿不见小栋，他就拄杖走到门口，大声叫：“栋！栋！”后来全院的孩子都学父亲呼叫小栋的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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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我在干校患病，回郑州治疗了五个多月。这是我一生同父亲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父亲的身体比一年前又差了许多。他经常一个人闷坐，半天不语。母亲把饭做好，装好饭放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就吃，不说要他吃他也就不动筷子，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母亲同他讲话，他好像听不到，母亲常常苦笑着说：“看这老傻子。”我看到父亲这样，心中一阵悲凉。．我喜欢问他过去的事，他断断续续地讲一些。一天晚上围坐炉边，他望着火苗沉默了好久，忽然说，“汉生，我从头给你讲讲吧。”从这一晚开始，他在炉边给我讲了许多个晚上。
他的思维基本上还是清楚的，我提到的问题，他大都能给以清晰的回答。
我问了许多他在延安时的事，譬如他的入党经过，他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触等等，他都能记得起来。
有一晚我突然向他提出一个在我心中悬疑多年的问题，我说：“爸，我们父子之间说真话，你告诉我，你起义后是不是想过‘叛变’，是不是又同汤恩伯取得了联系？”
父亲闭上眼久久没有说话，嘴角慢慢浮起苦涩的笑纹，轻轻吁了口气。
“欲加之罪呵！”他十分平静地说。“我同汤恩伯的关系是比较密切，但邯郸起义之后，我同他没有联系。老镇嵩军的将领后来一直还能在军队中走动的只有三个人一一刘茂恩，武庭麟和我，刘茂恩是靠蒋阎冯中原大战时倒戈，扣押万选才，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武庭麟靠刘茂恩，我确是靠汤恩伯的帮助。
汤恩伯认为我对他有救命之恩。1932年1月，汤恩伯的第二师在潢川一带被陈赓部击溃，汤与师部被围，我带着二二八旅增援，在一个河边，正遇王仲廉、郑洞国两旅溃散过河。王、郑见到我，告诉我说汤师长还被红军围困在河那边一个寨子里，求我解救。我立即率部队反攻，并要王、郑两旅长整理他们的部队跟上来。此时红军已撤，我很轻易地给汤恩伯解了围。第二师战败，蒋介石震怒，汤恩伯急于赶到南京汇报。天下着雪，没有交通工具，我就叫马夫套车，用我的轿车把汤恩伯送到潢川车站，汤恩伯感激不尽，这就是我同汤恩伯交情的渊源。抗战初期，我任汤部八十九师独立旅旅长，同他一起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和瑞昌会战。以后汤的官作大了，对我确实有不少关照。这些都是往事了。
后来我来到共产党这边，刘茂恩去到台湾，武庭麟解放后被枪决，各走各的道了。我到了共产党这边，还要同汤恩伯联系吗？1946年10月29日，邯郸起义．周年前夕，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同胞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独裁专制发动内战的罪行。难道我还能留有后路吗？”
他说，共产党真能教育人，改造人，邯郸起义一年多，他的思想有很大转变，加上中央领导同志对他很关心，很看得起，他是真心参加共产党，想好好干，为革命立功。他是在延安交际处入党的。介绍人是申伯纯、金城、周子健。
他递交入党申请书后，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饶漱石和安子文代表中央组织部分别同他谈话，杨尚昆同志主持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周恩来、朱德分别签字同意，中央批准。延安撤退后他到了山西兴县贺龙司令部，为什么急于回晋冀鲁豫边区？就是想“表现”，想过黄河组织队伍，配合陈赓同志在河南战斗。不料进入晋冀鲁豫边区就蒙冤系狱。
我问到他对每个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印象，他说朱总司令是忠厚长者，周总理热诚干练，彭德怀同志是一位模范的革命军人。
“毛主席呢？”我问。
他拿起火钳颤颤巍巍地去夹烧红的煤块，沉默良久说，“你要我用一句话来说我说不准。只能说是伟大吧。不过，大家都这样说，这不能算我的个人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