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枪有炮就拿来，你出枪我出命，为啥我就得比你低一头！”后来军部通知视察组要到师里来，得好好接待。为了希望人家说句好话，能分配到一些美式装配，父亲忍住气，派军需到南阳采买西餐用具及山珍海味。后来视察组没有到，这笔帐没办法开支，就记在父亲私人的帐上。当初父亲来新六师，高树勋是抵制的，由于汤恩伯向蒋介石举荐，高树勋顶不住才不得不同意我父亲来，父亲听人说高树勋为人厉害，所以他处处小心戒备，不敢随便动用公款，生怕高树勋抓住辫子。由于接我们到南召和准备接待援华团视察组，据说父亲花亏空了一百多万元（那时法币贬值，如折实可能有几万元），弄得他整日愁眉不展，再不见在家乡那种豪兴豪饮了。但一有机会，他仍喜欢摆阔气，给朋友捧场。我们房东的儿子同专员家的一位千金结婚，想把喜事办得排场一些，同我父亲一说，父亲就给他派了一个连为喜队开路。一连士兵把子弹当爆竹，向天上乒乒乓乓乱放枪，把树枝打落一地，小孩子们跟着抢的不是花炮，而是子弹壳。我这半生只见过一次这样的婚礼。
我没有见过父亲打仗，但听我一位表姐说过，她见过。1945年春天，日本军队进攻豫南，我们家由刘村疏散到一个更小的村子里，那个村子在山窝里，村前有一条转个大弯的小河。过了几天表姐一家也来了。后来表姐同我说，日军进攻刘村，她见到我父亲，她是从门缝中看到的。她们家住在邮政代办所旁边临街的一座房里，她听到街上枪声、喊声响成一片，好奇地从门缝往外看，正看到我父亲两手拿两把手枪，被几个士兵架着，骂骂咧咧地从街上走过。搜索连祈连长一面发口令上刺刀，一面向几个士兵喊叫，“把师长架下去，硬把他架下去！”父亲不肯走，骂骂咧咧，面色铁青，样子很可怕。宏肇哥（父亲的随从参谋）跟在父亲身边，握着左轮枪，走几步扭转身打两枪。搜索连士兵端的水连珠枪上（这个连是苏式装备）都上了三棱刺刀，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在一百米外停下来，伏身射击。……表姐把这点见闻同我说过几次，每到最后她就说：“真可怕，姨父的脸色真可怕！打仗真可怕！”我相信，父亲在战场上的样子一定是很可怕的！
后来母亲带我们兄妹，在伏牛山南麓濒临白河上游的一个小庄一一余坪住了几个月，父亲曾来探望过几次。这个村庄非常美丽、宁静，像是另一个世界，几乎令人忘记战争。但偶尔听到隐约的炮声，大人们从炮声传来的方向，推测父亲部队的动向。向余坪告别后，与父亲再见已是1949年初了。这中间发生了许多事。先是日本投降，听说父亲随军北上，我们家由余坪又迁回刘村。大约在1945年10月间，父亲派人接我们往开封。我们从南阳乘马车，一路走走停停，大约过了农历10月1日，走到许昌。深秋天气，刚收完秋庄稼，大地一派萧条景象，兵荒马乱，危机四伏，大路行人不多，虽有一班士兵护送，母亲总是提心吊胆的。远近几座荒坟旁边，冒出缕缕青烟，奶奶告诉我，“十月一，送寒衣，那是给鬼送衣服的。”这情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车缓缓前行，一天走不了几十里路。即至走近许昌，像从长夜里走出来，刚看到一点人间繁华，母亲的心刚落下，这时从路口出来两个戴礼帽穿长衫的人，说是许昌专员派他们在此等候的。他们同我母亲低声讲话，我听到一句：“你们的部队投降了八路军，专员叫我们等在这里给你们个信。”母亲面色突变，人们围在马车周围忙乱起来。护送我们的士兵还佩带着新八军的上印“克坚”二字的臂章，那两个人要他们立即扯下来。我对父亲“投降八路军”一事不知如何解释，懵懵懂懂地跟着母亲去到开封。父亲曾派人来接我们去他的驻地，母亲不愿意去，我们就在开封住了三年。三年中，断断续续有些父亲的消息，大都是传闻而已，我们连父亲的确切地址都不知道。
1949年初，父亲突然回到开封家里。依旧是一身笔挺的草绿色呢军装，依旧是高挺胸脯在屋里说话满院子都听得到，依旧是呼拉拉带了一大帮人，不过这时不叫勤务兵而叫警卫排，依旧是被人“军长、军长”地称呼着，依旧是忙于送客拜友，在我眼里父亲的神采相貌简直没有什么变化。这一次他是奉命往新乡策反国民党四十军的，顺便探家。他在家里呆了几天，整天和朋友高谈阔论，但当他独自一人面对冷清的有一株石榴树的庭院里，他脸上却有一种洗不掉的浓重忧郁。那年我十五岁，刚到中原大学，算是已经参加革命工作了。他听大姨说，我读书读得很好，初中没有毕业就考上最难考取的开封高中，他很兴奋，又作起家族的文化梦，执意要我跟他到北京去念书，我说我不能脱离革命，他说这怎么叫脱离革命呢？”
“什么叫革命？”他以“老革命”的口气教训我，不过态度很温和，“读书不是革命吗？将来要搞建设，建设就要有文化，靠我们这些人行吗？不行！靠你们年轻人把书读好！”
“我哥哥参加革命可以，为什么非要我去读书呢？”我争辩道。
“我说过了，读书也是革命，你怎么还不明白呢？革命有分工。”他耐心地说，“你哥哥比你大两岁，他去参军我不反对，像你这样年纪，去干什么？一打仗还是负担呢？”“我才不会成为负担呢！”
我妈看我又拗起来，数落着：“不听老人言，必定受艰难，看吧，有你小孩受的苦。”父亲摆摆手，制止妈妈说：“好好，要他再想想。再想想。”
我发现父亲这次回来，脾气比过去好多了。对我们很讲“平等”，真是一革命就把身上的军阀作风革掉了不少。
过几天父亲又同我讲到北京上学的事，我以转学困难。插班困难来搪塞，他哈哈一笑，口气很大地说：
“到北京能没有你上的学？你想上哪间学校都可以。我可以找薄一波同志嘛，找周恩来同志嘛。”
，父亲说这话，一方面暴露了他的特权思想，一方面说明他当时还未想离开北京，他对他的个人前途还是乐观的。
我家住在小纸坊街，小纸坊街解放前住了许多要人，在开封很有名气。父亲一回来。整条街都知道“军长回来了”，街坊们都为我家庆幸，对我们家人很尊重。当时我所在的中原大学23队组织秧歌队没有锣鼓，我带同学到街道上借，拉人力车的和别的街坊见到我，都喊我“三少爷”，回到学校同学们取笑我，我气得哭了一场，我对能使人称我为“少爷”的老爹，又耿耿然了。
过去的岁月像一个破碎的阴影，笼罩着父亲，笼罩着儿子，笼罩着我们的父子关系，这个阴影虽说破破烂烂，虽说看不到，摸不着，但却是那般沉重，它像一张用铁链结成的网，我们始终将它揭不开，推不去。父亲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但我学的“辩证法”却教会我对他只看一面。那时候的潮流如此，我把家庭成份说成是官僚地主，要同家庭决裂，似乎很革命。一九五一年我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社会部办公室工作时，一天晚饭后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同志在机关大院里游玩，办公室主任招呼我过去，我走到他身旁，他要我坐下，我同他坐在花圃的台阶上，他笑着问我，你的父亲叫范龙章吧？我说是的，他说是到过延安的那个范龙章吗？我又说是的。他“呵”了一声，说他见过我父亲。
“你怎么见到他呢？”我诧异地问。
“在延安开大会我见过他，”主任笑笑，“不过他在主席台讲话，我在台下当听众，其实不认识。他是延安的大名人，我是无名小卒，也可以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他在延安的情况，我没听他讲过。”我说。
“既然你父亲是范龙章将军，你把家庭成份填写为官僚地主不妥，我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地主，但我知道你父亲在延安入了党，是党中央直接批准的共产党员，所以不能说他是官僚，不能依他把家庭成份定为官僚地主。”
主任与我谈过话后，再填表我就将家庭成份填为地主。1980年，组织上落实政策，又把我的家庭成份落实为革命军人。
一种政治压力和左的思潮扭曲了父亲、扭曲了我，也扭曲了父子关系。父亲本身何尝不在这种压力下屈服，不在这种思潮下迷茫。后来我看到父亲五十年代口述的一些回忆文章，在用批判的眼光审视前半生的同时，回避了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一面。把他在整个抗日时期的活动，用“联日反共”四个字概括，只字不提他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台儿庄会战、瑞昌会战；只字不提他在黄河北岸与日本转战数载，反对投降，两次率部突围的壮烈行动。在国民党三十九集团军的将领中，他是最先表态支持高树勋总司令举行邯郸起义的，对起义起了重大作用。但在回忆文章中却轻描淡写，并给自己扣上随机应变的帽子。他一生中的两个闪光点：一是坚持抗战，一是参予邯郸起义，都被写成这个样子，这实事求是吗？难道父亲说这许多违心的话，内心没有痛苦吗？
将军白发，不敢言功，实令人哀叹。
1949年四五月间父亲又回开封时，情绪大不如前，比较沉默。我从他同母亲的谈话中，知道新乡谈判受挫，他心情郁悒。他同国民党四十军军长李铁军可谓老朋友，抗战期间，一起出生人死，颇有交往。他奉华北军区和薄一波同志之命，单身进新乡城与李铁军谈判，争取新乡和平解放。初见面时，李铁军曾奚落他，说他自己在共产党那边被冤枉，被扣压，遭监禁数月之久，弄得手无一兵，身无寸权，如今还来作说客，实令人心寒。但他对此却一笑了之，凛然向李铁军申明大义，分析大局，指明大势，劝李铁军不要以个人得失为重，要认清形势，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薄一波同志指示父亲按北京方式解决新乡问题，经过谈判李铁军接受了这个方案，后我方地方部队看四十军已成笼中之鸟，坚持要四十军投降，放下武器，以装备自己，因此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虽按投降的办法拟订了协议，李铁军称病飞离新乡，四十军迟迟不肯签字。此时父亲已萌“归隐”之意。
关于父亲离队的原因有种种说法，我分析是下列几个因素促成的：一、对在“民主建国军叛变”冤案中，他被扣押吊打、监禁审查思想不通。对属下一批军官仍然蒙冤系狱，他内心很痛苦，在此情况下，他认为他个人继续当官，对不住部下；二、新乡谈判受到挫折，他感到自己无功于组织；三、解放战争即将结束，今后不打仗了，他缺乏文化，不会被重用，也没有东山再起之机；四、在一些老朋友的怂恿下，错误理解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想办工厂赚钱，舒舒服服过太平日子。是年六月，父亲到北京向薄一波同志汇报工作，提出“解甲归田”的要求，薄一波同志劝导他，要他留在北京，如不想干具体工作，挂个名誉职务也可；如果真想“归田”，可带四五万人办个大农场，人马比带一个军、两个军还多。他的朋友和入党介绍人申伯纯、金城、周子健、朱早观诸同志也对他进行苦劝，他去意已决，不听劝告，后来薄一波同志只好给吴芝甫同志写了一封信，让他带上，嘱咐他遇到困难去找吴芝甫。他于七月中旬回到开封。他到开封那一天，正好我在当天乘车南下，我到行宫角他的面粉公司筹备处去看他，向他告别，他把腕上一只手表脱下送给我。父亲原来有一只很名贵的长方形手表，是抗战初期汤恩伯送给他的。1949年他被送进神泉学习班时，这只手表连同朱总司令送给他的羔皮大衣、他同毛主席的合影都丢失了。他送给我的手表，是他在新乡策反时，一位老朋友送的。
我南下之后，再一次见到父亲已是十九年后的1967年了。那时我在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工作，出差河南，在家住了两个多月。1954年我家随省府迁郑，住在郑州行政区花园路口东己院。东己院是几排两居室一套的平房，住户大都是政协的老先生，老先生们在房前屋后种上苹果、葡萄，院子里倒是葱葱茏茏，一片绿荫，很有几分乡间风味。1966年父亲突得重病，脑血栓，差一点瘫痪。
我回家时，他已恢复到能够拄杖走路。东己院卫生设备差，厕所公用，我每天陪他上厕所，一个星期陪他到省府门诊部拿一次药，有时陪他上街理发、下澡堂。父亲喜欢理发、洗澡，把这看作一种享受。行政区一些理发师傅和澡堂师傅同他关系甚好，每次我去理发及洗澡，他们都围过来同我谈话，他们说我父亲原来身体很好，腰背从来绷绷直，不像六十七八的人，文化革命一起来，一场病把他打垮了。他每次进澡堂，都要带两包“彩蝶”或“三门峡”香烟，澡堂师傅一见到他，“就过来招呼，抽他的好烟。那时已不准搓背，澡堂师傅还是偷偷帮他搓一搓。这可以看出父亲在行政区的人缘，他愿意和引车卖浆者流为伍，结交了一帮朋友。有几次我同他在路上遇到他的同事。一次，我看到一个身材不高，面皮青白的老者立在一棵法国梧桐前摇摆双臂、左右开弓拍打树干，父亲看出我有点好奇，就走过去说：
“你这位体委主任练的是啥功呀？”
“哟，卓云（我父亲的字）兄，，”那老者一抬头，看是我父亲，急忙走上前握手，“身子好点了吧？看样子还行，多走动走动。”
“汉生，你过来，”父亲唤我上去后说道：“这是你范老伯。”
“范老伯。”我恭敬地叫了一声。
“我是范绍曾，就是《侍卫官杂记》里写的那个范绍曾。哈哈哈……”父亲也笑了，说：“行，你这么乐观，不拍梧桐树也能活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