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参观团的人最怕彭老总。”他说。
“为什么？”
“他不苟言笑，处处表率，所以都敬畏他。”父亲又说，“他给我们讲《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课最多。”
“为什么他给你们上课最多呢？”
“在延安他是个大闲人嘛。”父亲看着我吃惊的样子，笑了。
“他怎能是个闲人呢？”
“唉，百团大战之后他就闲着了，直到胡宗南进攻延安，他主动请缨才又忙起来。延安撤退前，毛主席曾找我谈军事部署，我们两万多人对付胡宗南的十七个旅，当时我真没有信心。后来事实教育了我，我服了，我佩服毛主席的战略眼光和彭总的胆识。”
谈到抗战，父亲用火钳敲敲铁皮煤炉，扬起头长长嘘了口气，悲愤地说：“说我什么都可以，说我不抗日就是不行！庞炳勋、孙殿英投敌了，我不投敌，怎能把汉奸的帽子往我头上戴？‘八·一三’战役，我以最高军事委员会参议的身份指挥二十路军七十六师二二八旅守卫常熟虞山，我旅与敌人拼刺刀拼来拼去，一天就伤亡一千多人，我也没有想活着下山。二十路军倒在淞沪战场数千兄弟，哪一个不是为国牺牲的？”
我问及他由京回汴后的遭遇，这是他最不愿意谈的。只谈“过五关”，不说“走麦城”，大概人都有这种狭隘心理。好像这一段是他一生历史中最苍白的一页，他感到无话好说。
“在开封办面粉厂失败后，可以说是逃债吧，我跑到陕西，那时张钫在西安住，我想向他要几个钱，在二十路军时，我曾向他办的观音堂煤矿投过资。
他给了我几百元，不顶用，我又去到兰‘州，跟着民众剧团活动。一次从兰州到西安，出站时军警检查行李，我带了个旅行袋，本无任何违禁物品，只因河南那边的事心烦，我趁检查人员不注意走了。这一下惹出麻烦，军警把同我一起的一个朋友扣下，那天晚上我在一个小旅店里一夜未眠，心想我范龙章一辈子没有办过这样不义气的事，再大的事自己当，不能连累别人…第二天一早，我跑到西安市公安局门前，吵着要公安局放昨天在车站扣留的那个人，我说我是范龙章。公安局门口值班的人被弄得莫名其妙，看我这个人有些气派，就打电话向局长汇报。局长是从延安公安局来的，听说过我，就要值班的把裁让进会客室，他马上出来。接着他打电话向市委汇报，市委向中共中央西北局汇报。
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接到电话，指示公安局把我送到西北局交际处，并查询我朋友的下落，也立即送到交际处。我到交际处刚坐下，习仲勋、马明方同志就坐车来了。我同习仲勋同志在延安相熟，老朋友见面，习仲勋很热情，拉住我的手说：‘真想不到在这里见到你，你是怎么来到西安的？我以为你一直在北京呢？’我不愿意详谈，只叹气，说，‘仲勋同志，不多说啦，你让我和我的朋友走吧。’习不同意，说，‘老朋友几年不见，怎能一见面就要走呢？’马明方也劝留。习仲勋耐心开导我，安慰我，我才把撤离延安后的几年经历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他也叹口气，很同情我，但严厉批评我不该离开北京，离开组织，说现在不同你过去闯荡的时候，离开组织，寸步难行。他要我回河南，说那点债不算什么，他同河南那边打个招呼。我不回，我感到太没有面子。习仲勋无奈，只好劝我说，‘不回河南也行，就在交际处住着，不要再东走西走，你看这对组织影响多不好。”’
于是，父亲一直住在西北局交际处，习仲勋找他谈心，说如果你不愿回河南工作，就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吧，他不干，说：“我要工作的话，就留在北京了，何必跑到这里。”大家知道他的性格，不同他计较。后来就给他挂了个西北军政委员会参事衔。到1953年，河南省开人民代表大会，省府秘书长何芸生找我母亲，要我母亲同他一起到西安去，总算把他劝了回来。至此，他才正式到河南省政府参事室工作j回河南后，有一段时间他的热情还是很高的。
1957年整风，领导动员来动员去要他们向领导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好提，领导说没意见不行，一定要提意见才是爱护党，才是向党交心。于是参事室的老先生们拿着大蒲扇坐在院里树下想来想去，说了参事室副主任对人态度不好等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父亲还说了陕北战役，起初他对毛主席的部署有怀疑，后来事实证明毛主席正确等一些话，不料这就构成了攻击领导及怀疑毛主席的“反党罪行”（河南参事室保存有材料），作为划父亲“右派”的根据的一个记录，如今仍在，看后真令人啼笑皆非。被错划“右派”后，父亲真可谓是心灰意冷。
不过他这个人好胜，不甘落人后，不愿别人吃亏，所以在接受改造时，他劳动表现好。听母亲说，他经常拉很重很重的煤车，从郑州街头走过，任凭烈日晒，也很少戴帽子，毫无“破帽遮颜过闹市”的那份惭愧。他虽说是穷苦出身，但养尊处优年数多了，开始拉车，往往肩膀磨破，血水与衬衫粘在一起，晚上回来就用温水把粘连部分濡湿，衣服才能脱下：母亲说，“你不会少拉一点。”他说，“我要少拉别人就得多拉，反正大家的任务得完成。”1969年我同他谈起我被划为“右派”到海南农场劳动的艰苦情况，谈到开荒，谈到深翻，谈到硬是把土当肥料一车车从这里搬到那里，他笑笑问：“汉生，你一车能拉多重？”
“三四百斤吧。”我答。
“嘿嘿，”他笑两声，很自豪地说，“我一车拉过七百斤。”
1972年春节前夕，我在英德东风干校请一位五七战士给我理发，准备回广州度假，学员们正围着我开玩笑，事务长走过来问：
“你准备今晚回郑州吗？”
“不是，回广州。”我说。
“听说你父亲病逝了，指导员刚才接到电报。”
我找到指导员问明情况，请了假，立即到河头车站爬上一列北上的春节期间临时加开的简易列车。车厢是货车，只有几个农民模样的乘客，或蹲或坐，默默不语。夜里，车到终点站韶关，我下车后在候车室等了几个小时，凌晨搭上十五次特快。那一天是年三十，车厢里没有了往日的拥挤与喧嚷，铁路上的宣传队在车厢里表演节目，乘客大都是赶回家团聚的，一种节日的欢快气氛在荡漾。我依着窗口，窗外的景物中时时闪出父亲的富有生气的豪爽的和苍老的面容，随着年代的更替，父亲不同的面容在交替着，又不时集中到一点上，就是父亲的死，父亲的丧事和孤苦的母亲。
我到家已是春节。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战利。晚上，在苏州工作的弟弟汉忠也赶回来了。
由于临近春节，机关的负责人已把丧事快办了，所以我和弟弟都没有看到父亲的遗容。妹妹说，开了追悼会，有十几个人参加，机关还送了一个花圈。
父亲逝世，总还算有一个花圈送行。
母亲总是重重复复对我和弟弟说：“今年真冷，你爸看病太困难，出不了门口。晚上睡觉把热水袋放在他脚边，他仍说脚像掉了一样，没有一点感觉。这一年，他的病情一天天加重，头痛得厉害，大便很困难，每到半夜就喊叫。那一晚下雪，我把被子给他好好裹了裹，他一夜没有出声，第二天早上窗外一片白茫茫，屋里映得很亮，他还躺在床上。我心想，这老头安生了一夜，到现在还不知醒。我走过去，掀开被头一看，他嘴角流血，摸一摸已经没气了，我就赶紧喊你刘老伯他们。”
母亲又叹口气，像自言自语：“唉，走了也好，活着受罪。今年太冷，我们家养的公鸡，今冬每晚都飞到苹果树上睡觉，赶它它都不下来。上一场大雪，它冻死在苹果树上。苹果树枝上都是雪，它身上也是雪，白花花l的，但它至死抓住树枝不放，扬起脖子，像似还在打鸣，但它叫不出声了。”
听母亲说到这里，我哭了。我望着那两棵立在雪地里叶子落尽的苹果树，望着幻想中出现的那只冻死的没有人需要它打鸣的晓鸡，我哭了。
父亲的骨灰盒放在火葬场，我同妹妹买了一朵小白花放在他的骨灰盒旁，寄托我们的哀思。火葬场的规矩，每两年要交一次保管费，否则火葬场就会将骨灰处理了。所以那几年我每隔两年要跑一次位于郑州西郊的火葬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父亲恢复了名誉，1980年7月，河南省政协、参事室为父亲开追悼会，薄一波等领导同志发来唁电，满祭堂的花圈，满祭堂的泪水，父亲的骨灰盒移放在河南烈士陵园。这好像历史已还他以应有的历史位置，但却引起我更深更深的悲哀。
父亲的一生是部波澜起伏、动荡不安的历史。这部历史包含着巨大哀痛和矛盾。
所以，至今我还不能说我了解父亲。也许这才是我真正的悲哀。
1994年12月9日完稿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