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怪而尴尬的婚礼
在与王赓等人的功德林宴会后，徐志摩与陆小曼一直没有见上面，直到徐志摩到北京接办晨副，陆小曼也没能见到他。两人得以团聚，还是因为陆小曼看到徐志摩登在报纸上的文章，才知道冤家在北京办报纸。这才寻了过去。
陆小曼到了北京后，徐志摩便在北京中街寻了一处院子，一起住下。事业正是风声水起的时候，而身边又有佳人陪伴，徐志摩的日子真是快乐得不知从何处说起。但是，陆小曼的家人，不会甘心让自己的女儿没名没份就这样跟着徐志摩，他们要的是一场明媒正娶的婚礼。可徐申如会同意吗？怕是很难，好在徐志摩有胡适。胡适不但是徐志摩事业上的伙伴，也是生活中益友，最重要的是，他还是徐申如最信服的人。所以，徐志摩便写了封信：
“……爸最信服你，他也知道你是怎样知我爱我的，你如其与他恳切的谈一次天，一定是事半功倍的。总之老阿哥，烦你也烦到底了……总算是你自己弟弟妹妹的大事，做哥哥的不能不帮忙到底，对不对？且等着你回来，我们甜甜的报酬你就是。……”
陆小曼也央求胡适道：“先生！并非是我老脸皮求人，求你在他爹娘面前计讲情，因为我爱摩，亦须爱他父母，同时我亦希望他二老亦爱我，我受人冷眼不少了，我冤的地方只你知道……”胡适哪有不帮忙的道理。为了劝服徐申如，他在1926年春节前，特地到硖石停留了两天。
其实，就算没有胡适的劝说，徐申如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儿子只要打定了主意，是无论如何也拉不回来的。他拗不过儿子，但还有最后一线希望，于是，他对徐志摩说，除非得到张幼仪本人同意，否则，便不能娶陆小曼进门。徐志摩只得同意。
于是，张幼仪回来了，再一次成了徐志摩感情世界的局内人。六十年后，幼仪还清楚地记得那次会面。仿佛是为了最后确认一次那早已经轰动中国的离婚事件，徐申如问幼仪：“你和我儿子的离婚是真的吗？”
“是啊。”幼仪的语气平和。听了他的回答，徐申如露出迷惑的神情，幼仪看出，那里面还有难过。“那么，你反不反对他与陆小曼结婚？”
“我不反对。”幼仪摇摇头说。她看到，徐申如把头一撇，失望极了。他劝服徐志摩的最后一道防线，就这样崩溃了。而当时的徐志摩则高兴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乐不可支。他张开双臂，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可是，他的这个举动，却让指上的玉戒从开着的窗子飞了出去。徐志摩惊恐万状。那是陆小曼送他的订婚戒。幼仪觉得，这似乎预示着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会发生些什么。
但无论如何，这婚到底还是结成了。徐志摩为了这场婚礼，连他的报纸也无暇顾。最终，《晨报副刊》因为这位大主编的热情降低而沉寂。所以，靠着晨副团结一处的新月社众人，也因“新月灵魂”的“魂不守舍”而云散。
1926年夏天，梁实秋在北平家里接到一张请柬：
夏历七月七日即星期六正午十二句钟洁樽候叙
志摩
小曼拜订
座设北海董事会
虽然没有写明为什么设宴，但因那张请柬很别致，梁实秋一看，大抵就能猜出这不是一般性质的宴会，再一打听，便知那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宴。
梁实秋去了。他觉得设宴的北海董事会是个好地方，亭榭厅堂，方塘清泉，因平日里并不对游人开放，故而显得幽静宜人。可梁实秋去的那一天，那里一点儿也不清静。得有百来号人吧，杨今甫、丁西林、任叔永、陈衡哲、陈西滢、唐有壬、邓以蜇……梁实秋在当时年纪小，“忝陪末座，却喝了不少酒”10。
在梁实秋出国留学前，与徐志摩并不是特别相熟，仅见过几面。后来留学其间，他曾给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投稿，而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因此回国后梁实秋便与徐志摩立刻相识了。但此时的梁实秋对陆小曼与徐志摩事情还未十分了解，而他的正是从这场宴会衣香鬓影，名流云集的宴会中听到了许多关于此事的信息。
中国人的宴会，向来不止吃饭这么简单，交流感情，交换新闻才是正经，更何况，这可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订婚宴。徐陆的这段风流，在这场宴会上，再次被众人翻搅得沉渣泛起。有人说，诗人与名媛，是天作之合；有人说离婚的男人与有夫之妇，是不成体统。梁实秋听着这些议论，觉得结婚离婚本是男女双方的事，与第三人无关。的确如此，但转念想想便知，如果这只是风流才子俏佳人的一时游戏，那的确也不过就是市井间茶余饭后的闲谈。可现如今，他们竟办了婚宴当了真，那么，这件事便与礼制扯上了关系，不再是笑笑就能过去的事，因此，所有人在这时都恨不得化身道德评判官。于是，众人欢喜微笑脸一转，就只剩了一张窃窃的议论的嘴。
并不是看不见那些异样的眼神，但既然徐志摩与陆小曼能走到这一步，当然不会因这点议论止步。一个半月后，1926年10月3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举行了结婚仪式。陈寅恪和赵元任，专程从清华赶到；从来只穿西装的金岳霖，为了当伴郎特地借了长袍马卦穿上；德高望重的梁启超，为他们证婚，而正是梁启超当日发表的证婚词，让这场婚礼旷古绝今。
“徐志摩， 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 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 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 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 以为高兴可以结， 不高兴可以离，让父母汗颜， 让朋友不齿， 让社会看笑话。……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
也只有梁启超能这样教训徐志摩。他心疼自己的徒弟，了解他的为人，清楚地知道徐志摩的浪漫理想，过分单纯。他正在用自己冲动的感情，为自己编织一张苦恼的罗网。所以，梁启超希望能在徐志摩走向灭顶的灾祸前，拉他一把。如果梁任公对徐志摩是“爱之深，责之切”，那她对陆小曼，却是无半点好感可言。在他眼里，陆小曼就是一滩祸水。他那番棍棒一样的话打在陆小曼头上，只是为了提醒她，不要把自己的徒弟“弄死”。
然而，一切只是徒劳。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相遇，注定是一场现实照进理想的悲剧。徐志摩的信仰，将他的生活带进了窄仄的甬道，也将陆小曼由一场极致的幸福推向了一场极致的悲凉。
1926年11月，在北京的张幼仪突然接到徐申如夫妇从天津拍来的电报：“请携一佣来我们旅馆见。”幼仪很惊讶。她知道那时徐志摩与陆小曼刚刚结婚南下，回到硖石老家。照理说，陆小曼这才刚见公婆，怎么徐申如会在这个时候到天津来？
幼仪没有多想，她尽快到了天津见了徐家二老。幼仪发现，两位老人今天异常烦恼，此前，她从未见过他们这样。怎么回事？
先开口的是徐母，她气极了，说话的语速很快，声音在发抖：“陆小曼第一次来看我们，竟然要求坐红轿子。”幼仪一听，便明白二老之所以这么快便离开硖石老家，全因陆小曼不讨喜。也难怪徐母不开心，那种红轿子，需要六个轿夫扛。它在传统中国对于一个女人而言，意义非凡。那是只有第一次出嫁的女人才有权利坐的轿子，一个女人一生只能坐一次。陆小曼是离过婚的女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徐母无法接受。
所以，徐母生气了，但陆小曼令她不满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还有啊，吃饭的时候，她才吃了半碗，就可怜兮兮地让志摩帮他把剩下的半碗吃完！那饭还是凉的哪！志摩吃了说不定会生病哪！”说到这里，徐申如也忍不住插话：“吃完饭我们正准备上楼休息，可是你看陆小曼接下来要干什么。她竟然让我儿子抱他上楼！那楼梯有五十多级……”
“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懒的女人呀？她的脚连缠都没有都过的！”徐母几乎是在尖叫。
二婚的女人坐红轿子，剩饭让丈夫吃，要丈夫抱他上楼，这哪一样是传统中国儿媳妇能干的事情？陆小曼直是把能惹的祸几乎全惹了。但幼仪心里清楚，陆小曼所有的举动在她自己看来，也许不过是夫妻间的生活情调。这个在北京城顶顶有名的交际名媛，习惯了寻找快乐，过惯了被追捧的生活，纵使结了婚，心恐怕也回不了家的。所以，陆小曼与她不同。她可以为了婚姻过笼中鸟一样的生活，但陆小曼，即便结了婚，也定然要张扬个性；她活着，为了丈夫为了儿子，但陆小曼活着的目的，不仅仅是丈夫与公婆。所以，陆小曼不讨喜，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事。
徐家二老来找幼仪，因为她是徐家的“干女儿”，他们视她为徐家不可缺的人，在他们眼里，张幼仪才是一个好儿媳妇应该有的样子。但徐家二老的举动无形中让幼仪处于极尴尬的位置。她知道，徐志摩一定会为这件事情发火，这不，她才刚刚把徐家二老接到北京，徐志摩的电话便打来了：“一定是你写信让爸妈去找你的，是不是！”
“不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叫陆小曼没面子！”
的确，真正没面子。哪有新儿媳妇刚进门，公婆就离开，跑去找前儿媳妇的？徐志摩没有想到，陆小曼进门后父母会给他这样的难堪。但与徐志摩的忿闷相比，陆小曼反倒显得轻松，没了老人的监督，生活显得自有情趣。她与徐志摩种花种草，游山玩水，倒也自在。
可是，随着北伐战争开始，硖石渐渐减卷进战线，所以，这对新婚夫妇，不得不结束他们的清静生活。1926年12月，徐志摩和陆小曼为避兵灾，乘船到了上海。
上海来得有些仓促来了，以后生活怎么过？徐志摩自有打算，教书。早有光华大学聘他任教，如果学校按时付薪，日子倒也可以过得下去。其实，回北京倒也是一条路，但他不愿去，因为北京的学校经常欠薪，而晨报副刊他也不愿再接手，所以现在，他决定在上海呆下来。但直觉告诉徐志摩，上海并不适合自己。
（二）新月书店上市记
那场北伐战争，结束了徐志摩清闲的日子，而他的新月同仁中，有许多也因这场战事被迫从北京南迁至上海。真是个不好的时节，梁实秋后来回忆说：
“这时节北方还在所谓‘军阀’的统治之下，北平的国立八校经常的在闹索薪风潮，教员的薪奉积欠经年，在请愿、坐索、呼吁之下每个月也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学校情形也不正常，有些人开始逃荒，其中一部分逃到上海。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都在这时候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之先生也是在这时候到了上海居住。同时有一批批的留学生自海外归来。那时候留学生在海外受几年洋罪之后很少有不回来的，很少有人在外国久长居留作学术研究，也很少人耽于物质享受而留连忘返。如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都在这时候卜居沪滨。”
这场“逃荒”让许多人或许狼狈，但新月同仁们在上海重新聚合。这多少，成了徐志摩今后暗淡生活中难得珍贵的快乐。
徐志摩不喜欢上海，他正愁这里没有合自己脾胃的事情可以做，现在，难得新月同仁还能有机会这样聚在一处，不甘寂寞的徐志摩总能想出事来做。徐志摩想做事，也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到上海这段日子，他实在是有些缺钱花。别说陆小曼那大手笔的花钱态度，就是省，每月也得有二百圆。所以，更是要做些事情。做什么呢？文人只会写点东西，没有其他特长，那么，办书店就是个不错的主意。
有了想法，那只剩下执行。徐志摩奔走最力，又是邀股东，又是租房子，好不忙碌。1927年6月，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书店开张，名字就叫“新月书店”。余上沅任经理兼编辑部主任。这书店什么样？
蓝底白字的招牌，挂在铁棍上，棍上还有涂金新月标志。书楼两层，楼下是发行所，摆着书桌与书架；墙上挂着江小鹣的油画与朱孝臧写的招牌。楼上正房是编辑室，也挂着名人字画，还放了沙发；后面的亭子间是会计处，布置简单。新月社开张，第一天来的人挺多，据说有位叫严家迈的先生特地从江湾赶来，到了新月书店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一圈后，回家写了篇《新月书店参观记》登在报上，其细致程度竟连书店的方位与乘车路线都详尽道出。所以有人说，这篇《新月书店参观记》其实是书店自己人写的，权做广告宣传，而那位严家迈先生，就是梁实秋本人也说不定。
新月书店的成立，让大伙儿写的书有了自己的刊行基地。而书店第一批印行的书中，就有徐志摩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和散文集《巴黎的鳞爪》。徐志摩的散文，写得也是极好，甚至比他的诗更有味道。他的文句或清新绝俗，或柔艳美丽。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字，总有澎湃的情感。所以有人说，世间没有哪种情感是徐志摩表达不清的。
书店办起来了，大概七八月以后，众人又商量着办起了《新月》杂志。创刊号上，徐志摩就表明了他们的“新月态度”：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人生的尊严。真是宏大的抱负，巨大的使命。但即便有如此责任，但众人履行起来，似乎要比常人轻松。都是会写文章的人，干的是当行本色。就算缺稿子，徐志摩组织一两次饭局，谈笑间，大家便把稿子凑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