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徐志摩回家后，继续为凑稿子的事情发愁。原来以为，又得熬到半夜了，不曾想家里正有稿子等着他呢。那是周作人写来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徐志摩看了，周作人的文章满满的，全是对陈西滢和自己的攻击，而且看起来，似乎是因为自己原先的那篇“西滢颂”把陈西滢夸过头了，这才引起周作人的不满。尤其是针对徐志摩说陈西滢对女士太忠贞，周作人这么评价：
“忠贞于一个人的男子自然而然也有，然而对于女性我恐怕大都是一种犬儒态度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多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儿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像陈先生那样真是忠贞于女性的人，不知道对于这些东西将取什么态度：讥讽呢，容忍呢？……”
徐志摩不明白，周作人一向以平和文雅形象示人，怎么今天的文章会写得如此火药味十足。说女学生可以叫局的意思，即是说女学生们在当娼妓。周作人暗指陈西滢说过这话，这个指控，非同小可。徐志摩更不明白，自己即便在先前的文章里夸陈西滢夸过了头，周作人何至于生这样大的气？
虽然心里有疑问，但正为稿子发愁的徐志摩，忽然得了现成的文章心里还是开心，无论如何舍不得放掉，于是便决定刊登。同时，徐志摩觉得总归是自己的笔惹了祸，所以，连夜写了篇《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1月20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将周作人与自己的文章一并发了。
周作人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徐志摩的解围的话紧随其后：
“……我实在始终不明白我们朋友中像岂明与西滢一流人何以有别扭的必要——除非你相信“文人相欺”是一个不可摇拔的根性。不，我不信在他们俩中间（就拿他们俩作比例）有不可弥缝的罅隙！……”
徐志摩自己心里也清楚，他这番话说出来多半是两边不讨好，但他还是愿意做个和事佬。所以在文章最后，他问双方：“我来做一个最没出息最讨人厌的和事佬，朋友们以为如何？”
陈西滢没有给徐志摩这个面子。周作人污他名誉的“叫局说”哪能轻易就过去。所以，他理都没理徐志摩的劝解，当天便写了质问的信，直扑周作人而去：
“先生今天在晨副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先生说了不只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可是一个被骂的人总情愿知道人家骂他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的回我两句话：（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个人里面？（二）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了谁扬言来？”
“先生兄弟”，听陈西滢这话，显然是把鲁迅与周作人绑在一起对付了。陈西滢与鲁迅早有罅隙，现在，他习惯性地认为，那针对他的“叫局流言”鲁迅一定参与其中。但此时的鲁迅尚还沉得住气，毕竟，他与周作人失和在先，而现在这事儿，只是周作人与陈西滢之间的问题，所以现在他暂时没有吭气。
陈西滢的质问一出，周作人与他之间就在“叫局”一事上开始了频繁通信，几番辩驳缠斗下来，事实总算清楚：陈西滢没有说过“叫局”的话，系中间人张凤举误传。
事情清楚了，总该要道歉了。但张凤举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把这事写出来登报，所以向陈西澄私下道歉即可。如果张凤举这话还有接受的余地，那么周作人的态度就让陈西滢无论如何也吞不下这口气。周作人说，他从来没有在文章中公开过“陈西滢”三字，所以没有登报声明的道理。周作人在此事的态度上，从头至尾，都有欠诚恳。这让陈西滢相当不满。
所以， 1月30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陈西滢的一封长信，还有陈西滢辑录的他与周作人、张凤举的通信9封，另外有 陈西澄与刘半农的3封通信，全是有关此事的信。因此这期的《晨报副刊》，得了称号——“攻周专号”。
“周”不仅是周作人，还包括鲁迅。周作人自然是不能放过的，在陈西滢的那封长信中，他直截了当一剑刺出，说周作人在“叫局”事件是上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而对鲁迅，陈西滢在信中更是集中功力给予打击：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一一还不肯罢休。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
这一击，陈西滢气势万千，尤其是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为剽窃之作，真正击中文人最敏感的神经。二人的死仇，就这样结下。鲁迅再也沉不住了。他深吸一口气，举起了他的投枪对准陈西滢狠狠刺出，冷峻而凌厉。2月8日，鲁迅在《语丝》上发表了《不是信》，全文六千余字，逐字逐句，对陈西滢的文章进行了尖锐而泼辣的驳斥。
陈西滢是鲁迅第一个论敌，这个论敌是鲁迅少逢的强劲对手。而陈西滢对《中国小说史略》的污蔑，让鲁迅对他记恨终身。翻开鲁迅的《华盖集》与《华盖集续篇》，他将大半篇幅，都献给了这位绝对不饶恕的对手。
周作人在鲁迅出手后，渐渐收了阵仗，但“闲话”却仍在说。卷进来说“闲话”的人也越来越多，李四光，胡适，林语堂，都加入了战局，场面混乱不堪。最后，还是因徐志摩离京南下过春节，晨副未再登载“闲话”，众人才不算停止“闲话”。
徐志摩在这场“闲话”里是始作俑者，还是陈西滢的至交好友。作为《晨报副刊》的主编，他还必须站在中间，做个和事佬。他也努力想做到中立，但事实证明他的努力如此苍白。在徐志摩心里，陈西滢在这场论争中孤单一人，而他的对手，笔杆却不止一枝。这样的想法，让他的情感天秤倾向了陈西滢。
如果少了这一层，徐志摩当初是不是就不会办那期所谓的“反周专号”。但如果真是如此，后人是不是就看不到这场精彩的文坛旧事？虽然这次论战到最后，诸位文人君子丢了斯文， “鸟相干”、“狗屁”、“忘八”之类粗鄙的话都在众人的文章里出现了，一副泼妇骂街的架势，但这丝毫不影响“闲话事件”在中国文坛中的地位。
有人评价说，“闲话事件”不愧是中国文坛最自由的一次辩论，因为里面少了政治，只有人性的动机与品行，它足以成为中国现代知识份子人格研究的最佳文本；也有人说，“闲话事件”是中国文人最具才智，最具实力的一次对战，因为那时，寻衅的人机警，反击的人有力。人人矫健，人人伶俐；还有人说，这次论战，最值得让人记住的地方，或许是欧美留学生与留日学生之间，真正划开了界线。
无论其他人怎么说，对徐志摩而言，“闲话事件”意味着他的新月与鲁迅的语丝再也无容忍的余地；更重要的是，它让世人自此以后，无法轻视他与他与他的朋友们建立起的文化势力。他的新月社，从此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鼎足而立。重要的是，它让世人再无法轻视徐个余地，意味立夏之间正式对垒。
（四）文人们的“政治疯话”
闲话事件是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次论战。如果说这场“闲话”没有充分展现出徐志摩对时事的敏感，那么“苏俄友仇”的讨论，或许是他表现自己政治敏感度的一次机会。
徐志摩初归国的这几年，除了写诗外，也以一个时事评论家的姿态活跃在文坛。毕竟也是学政治出身的人，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必然引发他对时事的敏锐思考。所以，在罗文干事件后，他以一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了蔡元培在罗文干事件中所展现出的正义与公理；所以，在张君劢的“理想”向他约稿时，他会立刻写下《政治生活与住家三阿嫂》。所以，在拥有政治热情的徐志摩手里，晨报副刊不仅仅是单纯的文艺刊物，它和当时其他许多报纸一样，充满了对民主与自由的热切追求。比如，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开展的那场“苏俄仇友问题讨论”。
1925年10月6日，就在徐志摩刚刚接手的《晨报副刊》上，登载了陈启修的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在陈启修在文章中直言，苏俄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这引发了当时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奚若的不满。
张奚若曾经提议徐志摩办一份“疯子说疯话”的“志摩报”。这次他干脆在徐志摩的报纸上说他的政治疯话。于是，张奚若写了文章《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来批驳陈启修。一场历时两个月的苏俄仇友问题大讨论，便这样展开。不得不说，政治学出身的徐志摩，在此类问题上，有他敏锐的眼光。他很清楚，这样的讨论，不仅与中俄邦交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中国国运有关。
徐志摩在这场论战中，观点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论调，当然也与大部分新月社同志的论调一样——主张苏俄一样是帝国主义。但是，徐志摩并没有因为个人的主张，而打压陈启修的言论。他依然将陈启修的文章发表了。而当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展开后，徐志摩作为《晨报副刊》的主编，在他的报纸上组织了两场讨论：“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与“仇友赤白的讨论”。在这两场讨论中，徐志摩大体做到了公充中立，既刊发了自己支持的言论，也刊发了自己反对的言论，两个月内，计有三十余篇相关文章见报，几乎每一两期《晨报副刊》上就会有关于苏俄问题的文章见报。
很难得不是？这样的态度，最能表现徐志摩办报的方针。他曾说：“自由说话，不仅是我认为我的特权并且是我的责任。”在他的理想中，《晨报副刊》不会是任何党派的宣传工具。所以，他在这次讨论中， 不以正反定文章。他的标准，是真理，真实，勇敢，坦白与一切忠实的思想，因此他发出这样的宣言：“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他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
然而，徐志摩在这场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中，公允也只是“大体”上的公允。他还是有意无意透露了他“反苏”的倾向。比如，把反苏的议论刊在显要位置，把亲苏的言论刊在后面；又比如，他刊登的反苏观点文章，明显多于亲苏观点的文章；比如，他在刊登的文章之前，都附有带有明显个人倾向记者前言。所以，尽管徐志摩自信他在这场论战中“无成见”，但他的这些举动，却显然让他的“无成见”大打折扣。
实际上，关于政治，徐志摩最看好的还是英国。在他眼中，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也不如英国，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他们自由而不激烈，保守但不顽固，怀着天生多元主义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英国人，才最适合干政治。如此看来，徐志摩在苏俄仇友问题中的所持的立场，是长年英国思想浸淫下的自然结果；而徐志摩在骨子里，仍然是一个浪漫的诗人，所以，他那些打了折扣的“无成见”则是他内心深处的感性。所以，一场苏俄仇友的讨论，展现了《晨报副刊》在进入徐志摩时代后的独特风格；也展现了徐志摩的政治眼光，更展现了他的人性缺陷。
细细想来，在这两个月的争论中，徐志摩最亲密的战友胡适，却是一言未发。朋友们也曾劝胡适写点什么，参与讨论，但沉稳谨慎如胡适，直到1926年7月实地考察了苏联后，才给国内写信公开他的看法。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与徐志摩，以及与大多数新月社同志相反的立场上。他说：苏联正在进行的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真是佩服极了。他甚至批评了他的同伴们，说他们总是以学者的武断，来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
如果在那两场讨论中，徐志摩作为报纸主编，在立场的表达上还能有所克制，那么现在，面对胡适的言论，徐志摩放开了。他纂文直指胡适在政治上的天真与糊涂，直指胡适过分注重实干，直指胡适从留学归来后十年不曾踏出国门，而这回出国不满一个月，就可以来谈理想了。
胡适对待苏俄的态度，仿佛是一场秋风扫过《晨报副刊》，吹得原本已水面静波的苏俄讨论，起了涟漪。但这场讨论却没有继续深入下去，因为徐志摩为着自己的那点儿情感的私事再次分了心。他放下了他的报纸，要准备与陆小曼结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