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手《晨报副刊》
其实，徐志摩早想要办份报纸。想他回国之初，老师梁启超有意推荐他当《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虽然有梁任公推荐，但徐志摩毕竟刚刚回国，一无名气，二无根基，所以《学灯》主编一事未能如愿。不久以后，张君劢的“理想会”要办一份月刊，名为《理想》。他向徐志摩要稿子，当然，也拉了徐志摩入伙。因《学灯》一事抱负未展的徐志摩欣然同意，挥笔写就《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投了过去。结果，徐志摩发现，那《理想》月刊永远只是“理想”，一直出不了娘胎，他失望致极。
再后来，《晨报》负责人黄子美听说徐志摩有意办报，就想让他为《晨报》办个副刊。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然没有先前的踌躇满志，此时的他，正为着陆小曼的事情心神不定，所以对黄子美的提议一直没有上心。
徐志摩自己不上心，可是他的朋友们却替他上心。当他说要去欧洲散心时，陈博生和黄子美都不放他走。情急之下，他只得应承，说从欧洲回来后，一定接办《晨报副刊》。等他从欧洲回来了，陈博生他们便讨债似地逼他赶紧兑现办报的承诺。可是，那会儿的徐志摩还在为着陆小曼的事情伤情呢，哪里顾得上办什么报纸。这下陈博生急了，无奈之下，他联合众人演了出戏来激徐志摩。
这天，陈博生在《晨报》报馆里摆开宴席，约了徐志摩，陈西滢，张若奚等几个朋友吃饭。徐志摩知道，这是要让几个人当说客了，可他想不到，席间居然有人对他接办《晨报副刊》提出了反对意见，理由是：徐志摩不配办报纸。他这样的人，只配东游西荡，偶尔写点小诗解闷。甚至还有人说，副刊这种东西是“该死”的时候了。
说到这里，陈西滢干脆说：“我也不赞成徐志摩办副刊，因为我最厌恶副刊。我主张处死副刊，趁早扑灭这流行病。如果是冲着这目的，我倒是支持志摩办副刊的。志摩，我给你两条建议：第一步，你逼死别家的副刊，第二步，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可永免副刊的灾殃。”
大家听了陈西滢这话，都笑得停不住。陈博生趁机开始利诱，说徐志摩啊，如果你要办报，另起炉灶的话总得要自己贴钱，现在晨报副刊现成给你了，还有薪水可以领，多好的一件事。
一通激将，威逼加利诱，徐志摩总算动了心。想他原来一直“心不定”，遇到感情的事情，又把一切抛在脑后，只活在自己的情绪里，或许浪漫的诗人，注定感性大过于理性。所以，虽然他对理想总是执著，但却也总是脚跟无线，无目的地忙碌着。现在，朋友们对他还是信任，愿意把一份报纸交给他来办。自己的理想总算有人愿意帮他实现，还有什么可推辞的？接手就是，但是他又一想，晨报副刊是日刊，这意味着每天都要出一张报纸，多难啊。这一下脑子又胀起来了，于是便开条件道：“我也愿意帮忙，但日刊实在太难，假如晨报周刊或是甚至三日刊的话，我总可以商量。”
陈博生一听，手一拍：“好！你就管三天副刊！”就这样，徐志摩有点半推半就地接编了《晨报副刊》。
接手了晨报副刊，徐志摩的理想有了崭露棱角的平台。他的“棱角”是什么？是他的态度，主张与思想。
“我自问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我来就是个全权的记者，……我自己是不免开口，并且恐怕常常要开口，不比先前的副刊主任们来得知趣解事，不到必要的时候是很少开口的。”
这就是徐志摩，只对自己负责，不迎合，不谀附，不取媚。正是这份对自由的追求，与对个性的提倡，让徐志摩的形像看上去，不仅限于浪漫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个知识份子看上去感性与浪漫永远大于理性与现实。
（二）自己人的文艺圈
如今，徐志摩从英国回来已有三五年。三五年，给一个普通人能做些什么？一场真心实意的恋爱也便满了。但徐志摩在这三五年里，不但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恋；更打造了一场惊世骇俗，毁誉参半的热恋；他写了诗文若干，惊艳了暮气沉沉的中国；还创办了属于自己的社团，开一代文学流派之先声。现在，他不过也才28岁，就接手了《晨报副刊》，当了主编。上天眷顾徐志摩，就是这份被“逼”接手的报纸，在他的主持下，竟成了日后与《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齐名的，五四时期中国四大报纸副刊之一。
徐志摩“入主”《晨报副刊》， 无疑开启了《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时代”。这么说总有道理，先看徐志摩为《晨报副刊》找的撰稿人：
梁启超、赵元任、张奚若、金岳霖、刘海粟、闻一多、任叔永、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凌叔华……这些的名字眼熟？哪能不眼熟，都是平日里走动的朋友，大多也是新月社的友人。单看这些名字，也就怪不得其他人说，《晨报副刊》是徐志摩的，更是新月社的。的确也是新月社的，徐志摩正是要借着这份报纸好露一露他的棱角；原本松散新月社能在因这份报纸的联结得以团结，何乐而不为呢？
说是《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时代”，还因徐志摩一来，晨报的风格便整个地照着徐志摩走。他早先接办的时候便对陈博生他们说了：“我说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徐志摩说办法由着他，这第一件事，就是把报纸的刊头先换了。原来的刊头只是几个楷体字外加年月日期数，太不符合徐志摩的艺术审美要求。先是那几个字太平常，于是徐志摩找来前清举人书法家蒲殿俊，重新提了刊名，写的是隶书。还不够，单是字有些单调，于是，找来凌叔华照着琵亚词侣的一张扬手女郎图放在刊头。
结果，这画因徐志摩的一时疏忽，让外界误以为是凌叔华“剽窃”了琵亚词侣的作品。虽然后来徐志摩写文章解释清楚了，但凌叔华后来总被人拿这事说项。一直到来年五月，凌叔华还气哼哼地为这事抱怨徐志摩。所以，后来的晨副刊头画，换成了闻一多的画——一个裸体男子站在山崖上，瘦骨嶙峋，绝望呐喊。
“办法由着他”的第二件事，便是要对《晨报副刊》的编排做了调整。先是版式，由原来的八开八版，改成了四开四版；然后是出刊的日期。原来《晨报副刊》是日刊，到了徐志摩这里，便是周一、三、四、六四天出刊，且偏重于文艺。比如，有罗志希，姚茫父，余越园谈中国美术，邓以蛰来谈西洋艺术；有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谈文学，而西洋音乐则有萧友梅、赵元任；中国音乐，自然是李济之谈。
看起来，《晨报副刊》的徐志摩时代，真正来临了。为它撰稿的人，在它那里所发表的文章，都符合徐志摩的趣味。很明显，他就是要借着这个大平台团结他的新月同仁，而不为发行量迎合读者，不为党派依附上层言论。《晨报副刊》成了徐志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这里激荡着徐志摩的思想主张，同样也激荡着新月社价值观念。有了它，徐志摩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发声的地方。
虽说《晨报副刊》多多少少成了徐志摩自家人的地盘，但它并不封闭。但凡优美忠实的文字，也总是能被他发现，比如沈从文的《市集》；有时，哪怕是反对意见，只要写得漂亮，徐志摩也一样照刊不误，后来的两次文坛大讨论，也亏了徐志摩的不分正反的刊文。但这里，先说沈从文的《市集》。
沈从文原来潦倒。在刘勉己还是《晨报副刊》主编时，沈从文曾给他投过三四篇文章，换稿费交二十块房租。其中有一篇便是《市集》。徐志摩接了报纸后，发现了这些文章，而且一眼便看上了《市集》。他折服于沈从文白描式的笔触，欣喜之余便将它发表了。徐志摩掩饰不住对这文章的欣赏，在全文发表了沈从文的文章后，还在后面加了一段附注：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支小艇，在波纹瘦鳒鳒里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却不料，这样赞美的文字，沈从文见了，却背脊发凉。因为这文章，是在《燕大周刊》发表过的，《民众文艺》也曾转载。原来报纸刊发的时候，用的只是他的笔名，而现在，徐志摩把“沈从文”三字写上了。或许是凌叔华刊首图事件让沈从文心有余悸，亦或许是沈从文学得一稿多投的事情总让人产生不好的印象，所以连忙写了声明到《晨报副刊》解释。徐志摩当然把沈从文的申明全文发表了，完了还不过瘾，他在沈从文的声明后，又加了自己的附注：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这便是徐志摩的风格，有点义气，有点潇洒。
从沈从文的事情上，也透露了徐志摩办报纸的另一个风格：总喜欢在别人的文章后面，加上一段附记，按语之类。这到底是得谁真传？恐怕是梁启超。话说当年蒋百里写了篇《欧洲文艺复兴史》，洋洋洒洒五万字，交给梁启超作序。结果梁先生这序一作，也是五万字。五万言的文章作序怕是不妥，于是梁先生重新为蒋百里的书写了一短序，把自己的五万言长序改作著作给出版了。
徐志摩在当主编时，竟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张若奚投来一篇《副刊殃》，不过一千字。结果，徐志摩在后面加了附注，竟有两千字之多；比如刘海粟投来一篇《特拉克洛洼与浪漫主义》短文，也不过一千来字，结果徐志摩给它的附注竟有三千字之多。所以，他的附注被“扶正”，独立成文发表了。
徐志摩喜欢写附注，也是因为有话想说，便借着作者的话一并说了。太长的按语到最后喧宾守主，这分理直气壮也着实可爱。徐志摩自认这是一种“毛病”，但他这“毛病”却便宜了读者。除了评介作者，徐志摩也总喜欢在附注里谈谈他选文章的想法，谈谈报纸的稿件都是如何来的。他的附注，有时就像电影花絮一样给了观众以得见幕后制作的乐趣。
（三）著名的闲话事件
徐志摩在接办《晨报副刊》以后，新月社众人有了自己的发声管道。徐志摩领着他的撰稿团队几番驰骋，文名渐盛，当然，麻烦也不少，最麻烦的一件，要数“闲话事件”。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是件意外。
新月社成员陈西滢不但给《晨报副刊》撰稿，同时也在《现代评论》上主持专栏，名曰“闲话”。陈西滢在专栏里，或写文化批评，或论时事，所有文章的题目一律定为《闲话》。
1926年1月9日，陈西滢写了一篇关于法郎士的文章，登在他的专栏上。后来，它被收进著名的《西滢闲话》中，定名为《法郎士先生的真相》。这是一篇文化评论，陈西滢在其中对法郎士的文字风格发表了看法，兼谈了他的一些趣闻轶事。文章干净利落，正是陈西滢的一贯风格。
两天后，1月11日，徐志摩正发愁，他的晨报副刊缺稿了。徐志摩正当无计可施之时，看到了陈西滢的那篇法郎士的文章。真是不错，妩媚可羡，徐志摩当下喜欢得不得了，又想起自己早先也曾在《晨报副刊》发表过一篇《法郎士先生的牙慧》，于是提笔写了一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
徐志摩下笔时也只是想再谈一些关于法郎士的话。后来可能是因为他太喜欢陈西滢，也实在佩服西滢那篇文章写得干净灵巧，于是，他着了魔似地笔下一滑，把那篇《“闲话”引出来的闲话》写成了“西滢颂”。其中的对陈西滢的夸赞，颇的“吹捧”的嫌疑：
“……西滢是分明私淑法郎士的，也不止写文章一件事——除了他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几乎叫你联想到中世纪修道院里穿长袍喂鸽子的法兰西派的‘兄弟’们……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像西澄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学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义，任凭当前有多少引诱，多少压迫，多少威吓，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
这闲话说多了，麻烦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