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或考典章制作，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纬本纪，则较之左氏之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岂非文质之适宜，古今之中道欤 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则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书教下》）。
章氏此论，合于近世新史之体例，前已论之；又以因事命题之法，有时而穷，佐之以图表，其于史学，可谓极尽研幾之能事矣。章氏又引申自注之法，以撰别录，以极因事命篇之用。其说云：
史以纪事者也，事同而人隔其篇，犹编年之史，事同而年异其卷也。左氏年次正文，忽入详具某年之句，人知无是理也。马、班纪传正文，遽曰详具某人之传，何以异乎。然杜氏之治《左》也，于事之先见者，注曰为某年某事张本，于事之后出者，注曰事见某公某年，乃知子注不入正文，则属辞既无扞格，而核事又易周详，斯无憾矣。……纪传纪年，区分类别，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矣。今于纪传之史，取其事见某传互见某篇之类，以其紊入正文，隔阂属辞义例，因而改为子注，洵足正史例矣，而于史之得以称事而无憾，犹未尽也。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数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故于纪传之史，必当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子纪、志、表、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定著别录一类，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治纪传之要义，未有加于此者也（《史篇别录例议》）。
别录之法，非仅用于纪传已也，亦可用之于编年。其说云：
今为编年，而作别录，则如每帝纪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宗室、勋戚、将相、节镇、卿尹、台谏、侍从、郡县守令之属，区别其名，注其见于某年为始，某年为终，是亦编年之中，可寻列传之规模也。其大制作、大典礼、大刑狱、大经营，亦可因事定名，区分品目，注其终始年月，是又编年之中，可寻书志之矩则也。至于两国聘盟争战，亦可约举年月，系事隶名，是又于编年之中，可寻表历之大端也。如有其事其人，不以一帝为终始者，则于其始见也，注其终详某帝，于其终见也，注其始详某帝可也。其有更历数朝，仿其意而推之可也（同上）。
盖章氏论史，尝称自注之善，谓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史注），此说诚为至当不易。宋代二李（李焘、李心传）所撰之史，其自注之可贵，尤逾于本文，即其证也。惟其所谓别录，虽视《通鉴目录举要历》为加密，然亦仅为索引之一种，须附本书而行，不能自成一史，上较袁枢，尚恐未逮。若夫以事为纲，经纬详明，可备古今之要删者，其即近人所称之通史、别史乎。
汉儒谓《春秋》有大义数十，炳如日星，吾昧于经学家法，不敢妄有论列，惟如章氏之所阐明，实有嗷曒然不可磨灭之处，而所阐明者，厥为史之义例，盖善于用综，以归纳法而得之者也。章氏尝谓胡太学虔，于襞积编纂之功，比小子为缜密，而小子于论撰裁断，亦较胡君为长，不特取材互省功力，即成书亦互资长技（《上朱大司马书》），可谓知己知彼矣。盖以章氏比于刘知幾，一则以扬榷利病为先，一则惟阐明义例是务，惟以扬榷利病为先，故详于批评，亦兼及体要，惟以阐明义例是务，故挈其纲领，而略于节目，试以经学家之派别喻之，刘氏如治古文学，正文字，明训诂，究名物器数，而微言大义，即寓乎其中，韋氏如治今文学，惟宣究微言大义之是务，而以文字训诂、名物器数之琐细者，为不足措意焉，此则二氏之辨也。
《文史通义》始撰于乾隆三十六七年之间，其《候朱春浦书》所云，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是也（按章厌于三十六年十月出都）。其后续有所作，以迄于卒，如《浙东学术》一篇，系作于嘉庆五年庚申（是年所撰之文总题曰《庚申杂订》），即章氏卒前一年也。章氏于病笃时，以著述全稿，属萧山王宗炎（字穀塍）编定，宗炎旋写定一目，未及付刊而卒，章氏之次子华绂先勘定《文史通义》《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并《校雠通义》三卷，初刊于道光十二年（壬辰），于王氏旧目颇有更定，即今之通行本也。兹考内外两篇，各为六十一，《外篇》所载，悉论方志之作，后已别署为《方志略》，《内篇》之纯论史学者，不过《史德》、《史释》、《史注》、《传记》、《释通》、《申郑》、《答客问》（凡三篇）九篇而已。卷一凡十一篇，专明六经皆史之义，其余皆文史兼论，其意以为史须载之以文，离文不足以言史也。惟其中又有泛论学术者，如《朱陆》、《浙东学术》二篇是也；有专论文学者，如《文德》、《文理》、《古文公式》、《古文十弊》诸篇是也；然论史之旨，亦以寓焉，其命名《文史通义》，亦以此也。《校雠通义》撰于乾隆四十四年，初为四卷，后二年游汴，遇盗失去，幸前三卷有友人钞存本可据（据《酉冬戌春志馀草》），此即初刊本所据也。
其后有《文史通义补编》、《章实斋文集钞》，散见各丛书中，一九二一年，浙江图书馆始将所藏钞本《章氏遗书》十八册，编为二十四卷，排印行世，然犹未备。是年吴兴刘承幹亦汇刊《章氏遗书》三十卷，《外篇》十八卷，其所收者，除两《通义》外，有《方志略》、《文集》、《外集》、《湖北通志检存稿》及《未成稿》，又以《信摭》、《乙卯箚记》、《丙辰箚记》、《知非日札》、《阅书随箚》五种，附以《永清县志》、《和州志》及补遗、附录、校记，是为《外编》；后又取其《纪元经纬考续》为《外编》之第十九、二十两卷，章氏遗著，大略具是，非浙本之比矣。兹考其编次之法，大抵依王宗炎所编旧目，而又为之变通，如改《文史通义》《内篇》为六卷，原刊本《外篇》之论方志者，多具于《方志略》及《永清》、《和州》两志，无事复载，故取诸论文史之散篇，别编为《外篇》三卷，又原刊《校雠通义》无《外篇》，乃取诸论校雠之散篇，编为一卷，核以浙本，盖用王氏旧目也。又《文史通义》《内篇》文字，与原刊本多所异同，而篇目亦有增并 ，所可考者，大略如此。
章氏所一意经营者，厥惟《史籍考》一书，其书始功于乾隆五十三年，时居湖广总督毕沅幕中，初为撰《论修史籍考要例》一文，未几开局纂修，实由章氏主持其事，而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亦与其役，中间因别撰《湖北通志》，未得专力于此，迨五十八年毕氏失职，章氏亦去湖北，然是时已程功十之八九矣 。然此书实代毕沅而作，执笔者亦非一人。及毕氏殁，稿已散失大半，章氏乃就其家收拾残丛，欲以独力续成之。嘉庆三年居杭州，藉谢启昆之力，乃得著手补修，并为重订凡例，遗书中所载《史考凡例》是也。兹录其总目如下：
《史籍考》总目
制书 二卷。
纪传部 正史十四卷，国史五卷，史稿二卷。
编年部 通史七卷，断代四卷，记注五卷，图表三卷。
史学部 考订一卷，义例一卷，评论一卷，蒙求一卷。
稗史部 杂史十九卷，霸国三卷。
星历部 天文二卷，历律六卷，五行二卷，时令二卷。
谱牒部 专家二十六卷，总类二卷，年谱三卷，别谱三卷。
地理部 总载五卷，分载十七卷，方志十六卷，水道三卷，外裔四卷。
故事部 训典四卷，章奏二十一卷，典要三卷，吏书二卷，户书七卷，礼书二十三卷，兵书三卷，刑书七卷，工书四卷，官曹三卷。
目录部 总目三卷，经史一卷，诗文（即文史）五卷，图书五卷，金石五卷，丛书三卷，释道一卷。
传记部 记事五卷，杂事十二卷，类考十三卷，法鉴三卷，言行三卷，人物五卷，别传六卷，内行三卷，名姓二卷，谱录六卷。
小说部 琐语二卷，异闻四卷。
共三百二十五卷 。
考史籍之分类，应以阮《录》 《隋志》为祖。刘知幾则谓：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能与正史参行。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杂述篇》），是皆别于纪传、编年二体之外者也。其后史籍多祖《隋志》，其流或殊，大体未异。章氏所分十一部，五十五子目，是否悉当，别待榷论，惟与刘氏用意正同，而又加详者也。《史考》本未杀青，原稿以未刊而佚，杨守敬、李之鼎合撰之《丛书举要》，言毕沅未刊书有《史籍考》百卷，不过虚标其目。或谓其残稿见藏美国国会图书馆（据《书目答问补正》），亦未知其审也 。
章氏《史籍考》一书今既不传，亦未尝无人为之重作，长沙余苹皋（未详其名）撰《史书纲领》一书，俞樾为之序云：“余氏竭数十年之心力，撰述成书，体规朱氏《经义考》，网罗古今史书志乘，录其叙目凡例，视《经义考》加详，而卷帙倍之，匹于甲乙部之藏，不啻握其钤辖。”其推许可谓至矣（湘阴郭嵩焘亦为此书作序，见《养知书屋集》）。惜其书迄未付刊，不知流落何所（湘潭黎君泽济首考及此，或称余氏所撰本名《史考纲目》）。近日研史之士每欲发愤重撰《史籍考》，而惮其繁重，有撮萧梁旧史而为之考者，如海盐朱氏是，有萃晚明史籍而为之考者，如安阳谢氏是，以言理董全帙则尚有待，倘得是书为蓝本，而补其未备，不亦事半功倍乎？
章氏所撰诸志，以《永清县志》二十五篇（今分十卷）为最全，《和州》仅余残本（今分三卷），《亳州》、《天门》两志则未之见。《湖北通志》为章氏主修；稿本略具，始以毕沅入觐之际，为陈熷所驳，继以毕沅失职，主者易人，而全书易其面目，兹就检存未成两稿求之，可以见其大凡。其书分为四部：一为通志本书，二为掌故，三为文征，四为丛谈。本书分为纪、图、表、考、政略、、列传六目，掌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文征分为甲（正史列传）乙（经济策画）丙丁（词章诗赋）四集，此本于方志立三书之议也。附以丛谈，以补其未备。章氏所撰诸志，以此志为用力最深，乃今仅得见其残稿，惜哉惜哉！
校雠之学，由治书而生者也。先章氏为此学者，有明人胡应麟之《经籍会通》，《四部正讹》。《经籍会通》四卷：一曰《源流》，二曰《类例》，三曰《遗轶》，四曰《见闻》，篇章略具，亦《校雠通义》之先声矣。又有焦竑于所撰《国史经籍志》后，附以《纠谬》一卷，驳正汉、隋、唐、宋诸志及诸家书目分门之误，亦论校雠学之可称者。其于章氏之后，续其书者，凡得两家：一曰双流刘咸忻之《续校雠通义》，一曰杜定友之《校雠新义》。刘氏所撰诸书，多涉皮相，殊鲜精义，盖不足论；杜氏用西人十进法，部次吾国旧籍，因谓书籍分类与学术分类不能并为一谈，《新义》一书，即为发挥此义而作。夫校雠之学，为史学之支裔，然尚有人赓其业而续其书，向、歆造端，郑、章衍绪，上下千载，此道不孤，至于《文史通义》一书，尚未闻有人为之续作，范围有广狭之殊，撰述有难易之别，率尔操觚之士，其不敢轻于从事，又不待问矣。
近人或推郑樵，以为可与刘、章二氏鼎足而三，吾谓非其伦也 。章氏尝盛推郑氏《通志》，以为其精要在乎义例，此盖章氏自道其所得，而引郑以自助耳。郑氏以一人之力，穿贯诸史，会为一书，体大气锐，诚可惊叹，然其力不副心，漏略百出，且语多袭旧，迹不可掩，前已略论之矣。其史学之识解，略具于《通志 总序》及《夹潦遗稿 与方礼部书》，总其精要之语，亦不过百数十言而止耳，求如刘、章二氏之自具篇章，首尾一贯，则郑氏病未能也。且郑氏治史之精神，尤在《校雠》一略，其中精语虽多，已不能掩其粗疏之迹，况下于此者乎 或又谓吾国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有史，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有史学 。吾谓能撰史者，必通史学，左、马、班、荀诸人皆长于撰史，其精于史学必矣。且史学之名，始于后赵石勒，则刘知幾之前，亦不得谓之无史学，惟论史学之专书，具有家法，言成经纬，则自刘氏始，而章氏继之，郑氏不得与焉。此吾所以于马、班二氏之后，极有取于刘、章二家之作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