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坐过丰沙线，那你肯定见到过这样一番景色：三五成群的北京人扛着鱼杆，大都会从雁翅、55公里或拦河坝下车，到官厅湖水中钓鱼戏水。在你们尽情享受“塞上明珠”—官厅水库肓泽的时候，不知朋友们是否想过，在如此广阔的水域边上，何以突然冒出来一个令人又恨又爱的“天漠”来。
1977年，笔者曾随部队在官厅水库边一个叫狼山的地方，进行过游泳训练。想起在波涛中赤臂游泳和武装泅渡，横跨10公里宽的湖面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当我们从早上10点下水，直到下午3点浮出水面，才感到什么叫作昂奋。
那时，我们从未听说过水库四周有什么“沙漠”存在。天漠在那时或许只是一个顽强的小土堆、小沙丘。但是，今天，“天漠”存在了，存在得令人不可思议。在这里，天漠酿成了一部苦涩难懂的大书。
天漠是不能近看的，它不好看，它浑身散发着一种焦人的热气，它为这里的人们斟满了一杯难咽的苦酒。让我们来看一看官厅水库何以成形。
永定河古称“无定河”，由于上游流经黄土高原和丘陵峡谷地带，含沙量极大，加之雨季集中，千百年来每到汛期便泛滥成灾，京津沿线百姓深受其害，素有“小黄河”之称，成为全国“四大害河”之一。1669年康熙皇帝将无定河改为“永定河”，希望河水能够驯服下来。然而，永定河依然水患无穷，五年一大灾，两年一小灾。历史上从金代1100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800年间共治理过53次，均以失败告终。
解放后，为根治永定河，化害为利，确保北京不再受到水害。党和政府决定修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官厅水库。从1951年至1954年，历时3年，“塞外明珠”官厅水库终于建成。该水库水面达230平方公里，平均水深30米，总库容41.6亿立方米，控制流域面积43400平方公里。彻底根除了水患的同时，还为北京、天津及下游城乡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和电源。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并称为北京的“生命之源”。
然而。怀来人民为修这座水库，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那时，怀来县城和附近的81个村庄被埋没在水下，近10万人背井离乡，迁居他处。
怀来县境的地形，本来除了石头就是沙丘，植被稀疏。经过水库动工，使它的岸边如黄土高原一样沟壑纵横，地表支离破碎，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全县水土流失和沙化面积达93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1/2强，而官厅水库沿岸尤其严重。在它周围横垣着早年的一片片曾被开垦过的因已经严重沙化而被闲置的土地，远近都是完全沙化或半沙化的山陵地带。
由于天漠的形成，加重了土地的荒漠化。在水库四周山体土质松动，雨水直冲下湖，浑黄的水层漫进水库一二百米远。水库的容积急剧减少。现在水库每年泥沙入库量达300万吨，水库的总淤积量达6.46亿立方米，约占原设计能力的1/3，造成1.26亿立方米库容量排不出去，成为“死水”。库底的淤积又使水库持续高水位运行，导致严重塌岸面积达3000多亩。同时，淤积抬高了上游河床，使之成为“地上河”，造成大面积良田盐碱化。周边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着水库的水质。目前，官厅水库的水质已经达不到地表水3级标准，使北京及下游用水受到极大影响。官厅水库日前的状况，对本已严重缺水的北京市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尽管谁也知道这远近大片的沙化荒地，是由于河湖沿线的人们放纵无度，没有一点环保意识，山地任意开垦，任意放牧，植被破坏贻尽造成的。这是这一地区沙化的主要原因，但谁也无力来用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加以扼制。河边和湖边的人民要在这穷乡僻壤中赖以生存，就必须要有生存的手段和条件。而从怀来县政府来说，他们没有技术、也没有资金直接进行清理水库库底淤积的泥沙。目前，也只有靠包治沙化百病的药方来试一试了——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或许，这才是防止水库情况恶化的唯一办法。
但是，十年树木，这种生态效益非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示出它的效果来，短期内种上多少小树苗也没有用。可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官厅水库这颗塞外明珠还能保留住它昔日的光辉吗？
北京在问：天漠能治吗谁来挽救我们的家园
今年北京的12次沙尘暴之后，天漠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在官厅水库周围，“京怀青少年手拉手造林环保大行动”植下的3000亩树苗，已经成活；张家口容辰公司兴建的环湖防护林带，已经起到了防风巩沙、护岸防淤的作用。他们还在天漠西北种植葡萄2800亩，治沙又治穷。
北京市副市长汪光焘已经下令北京市要彻底治理土地扬尘源的问题。国家每年要拿出3000万元来治理沙漠。而河北怀来天漠旅游公司要组织前去的北京游人去植树，告诉他们就是这里的沙尘刮到了北京，刮进了你们家。
我以为天漠是有希望还原绿色的。它离城市最近，它离现代文明最近。而三北防护林的建设，则给了它新的生机。你看北京正关注着它，重要的是在它的身边有官厅湖的存在，给予它天然的滋养。而且，天漠地区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只是那里的人们，无力开发罢了。
早在文革期间，人们已经意识到林地的破坏将会怀来县带来的种种灾难。70年代初，“南马场造林大战”动员了全县人民开展了植树造林运动。然而，历时3年的造林运动，却没有留下几片像样的林子。怀来，当年的自然环境就已经相当恶劣，树根本长不起来。即使在官厅水库四周，树木也长得稀疏不全，这些近30多年的树木矮小枯竭，树干上一圈圈，一块块瘤子一样的疤痕，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20多年来风沙无情的暴虐。很多树枯萎了、倒下了，而这些树，却在岸边带着累累伤痕顽强地活下来了。它们，成为怀来天漠何以成山的最好见证。
近些年，造林运动一直没有间断，种的多活的少，大都成效不大。但是，由于这里的生态环境已经被破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改造沙化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当然，过去岁月里“残留”下来的林地，已经成为治理沙地的杀手。在天漠东部和东南有两块相距不远的林子。不断向南推进的天漠两大沙丘，却在这里拐了个弯，沿着林间的空地向南移动。绵延成二三米宽的长长的沙龙，而不是一骨脑地从林地穿过去。这是天漠中的一大奇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怀来县政府官员对笔者说：天漠在离京城仅70公里的地方，已经成为众多电视剧拍摄大漠的外景地和北京人滑沙的最佳度假村，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巴丹吉林大漠，就可以足不出户地过一把大漠瘾。但是，那些人走了，却给天漠人留下了更多的惆怅。贫穷值多少钱？天漠有价还是无价？
小南辛堡龙宝山村因天漠而名天下，这是事实。但是，由于土地沙漠化根本无法耕种，很多农民的口粮是靠当地政府供应的。当年修官厅水库从富饶的河川地迁居到贫脊的风沙地的10大军，到目前库区周围的移民村还有2/3没有脱贫，人们想种树也没钱呀。
为了引资，当地已在此开发旅游，并把天漠中的西沙丘辟为“天漠公园”。真不知是该喜还是该忧？本来，天漠就是大自然惩罚人类的一个警告，就是对人类乱砍乱伐弄得土地水土流失的无情报复，而来此游玩的人们脸上，无一不是荡漾着灿烂的笑容。男女老少站在天漠上大呼小叫的兴奋劲，让我们的心情格外沉重。他们正体验着天漠给他们带来的旅游快乐，但他们中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体验到天漠其实是自然、是人类的悲哀呢？
其实，如果我们有过头顶遮天盖日的风暴，手拉手肩并肩死命相抵相拥地行进在塞外天褐色荒漠里的经历时，所有的感觉都会被大漠里昏黄的孤独和空旷的绝望占据；如果我们的北京今后依旧会历经十次、二十次沙尘暴，我们会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天漠不是乐园，在它的旅游资源背后，是一个沉重的环保话题，是大自然向我们中国首都发出的一个危险的警示信号。
我站在天漠前的那一刻，太阳暗淡无光，月亮和星星被吞噬了。一只孤独的骆驼迈着沉重的步伐走来时，它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天漠金黄色的沙丘，会让它想起遥远的故乡。
朋友，天漠不是娱乐场，天漠是大自然的警世之作。亲近天漠的时刻，就应该让脚步踏出一片自信。
天漠，是北方利箭，是北方晶莹如水的眼睛。它虽年轻，却成就大事孕育生命。它是试探着我们的胆略和坚韧。它是更高层次的崛起，它是挑战死亡的象征。它是现代人的骄傲，它印证着我们光荣。它平和与超然同在，它温馨与幸福共存。它回味着过去的光荣与梦想，它演绎出现代的使命与神圣。
现在，我要说，天漠生长着我们的信念和深沉热烈的期望，它是我们改造自然的黄金时代。它是我们最值得称道的绚丽风景。
别忘了，沙尘暴还会来！
北方有长城
北方有长城，北方有我的家。
出了八达岭长城，离北京最近的城市就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塞上名城张家口了。我总觉得，北京的长城太华贵漂亮了，以至让人无法走近它。还是故乡张家口的土长城朴实端庄，天然浑成。当我在塞上夏日的阳光下，悄然登上依山傍水的塞上名关大境门时，不能不为故乡这片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土地怦然心动，也不能不为盘旋于陡壁险崖之上的古老长城而感叹不已。
一片金黄色的沙丘，让我想起一个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和大伯有关的故事。一只孤独的骆驼迈着沉重的步履向我走过来时，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父亲乔廷瑗、母亲张松贞都已过世多年，他们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大伯的归来，至死也没能和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身在台湾的大伯乔廷琦见上一面。
我无法想象，被遥远空间和奔腾海峡阻隔了半个多世纪、远离故土的大伯乔廷琦，还有没有机会回来看看故乡的山水？
大伯，北方有你的家，北方有长城啊！
1981年9月，在父亲的倡导下，我考入张家口市师范学院，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子承父业，考上师范学院，也算是了却了父亲的心愿。父亲说，我从30年代就当教师，干了一辈子。你要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
那年10月的一天，父亲下班回来，神情异常紧张地悄声对全家人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你大伯乔廷琦从美国来信了。”
“大哥？有消息了？他还活着？”母亲老泪横流地对我们说：“孩子们，以前，我们不敢告诉你们，其实，你大伯是在台湾啊！”
关于家里过去的故事，父亲、母亲一直没有对我们讲过。说起大伯来，父亲也总是躲躲闪闪，一会说他早就死了，一会又说他在海外。现在大伯的来信，表明我家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故事呢。
大伯在信上说，岁月淡漠了他许多记忆，惟有故乡大境门长城上，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所题写的“大好河山”四个颜体大字，却深深镌刻在脑海中。他说他想在有生之年，回来看看家乡的大境门。
第二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父亲母亲带着全家人，以蜿蜒起伏的大境门长城为背景，照了一张全家福。然后，给远在天边的大伯寄走了。我们兄弟姐妹8个，大伯乔廷琦只见过大哥大姐，其它侄儿侄女谁也没见过，这是不是人生的悲哀呢？
父亲说，大境门长城是雄踞塞北的重要屏障，是北方要塞。那上面的每一块青砖，都铭刻着中华民族的壮丽史诗。我们那一辈人的理想，就是被大境门长城的壮美点燃的。那是一个永远值得我们记住的年代！那个场面是怎样的壮怀激烈啊？
父亲乔廷瑗和大伯乔廷琦本都是一介书生。30年代初，父亲从张家师范毕业后留在师范附小任教。大伯则一边在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工作，一边攻读北京中国大学。
1931年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父亲目睹了日本人的种种暴行，怒火中烧，毅然投笔从军，报考了由张治中主持的中央陆军军官学院第九期。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后，北方学生向校方提请提前毕业，参加抗日活动。回到家乡的父亲担任了张家口师范附小任教务主任。
1933年6月，父亲放弃教职，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抗日同盟军张励生将军所部任参谋。那是中国察北第一支、也是最早的正规抵抗日寇的抗日武装。在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的率领下，抗日同盟军在大境门下宣誓出征，挥师北上，重创敌寇。一路风扫残云，仅20多天，就收复了康保、沽源、宝昌、多伦察北四县失地，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了察哈尔省。这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烈火，以不可阻挡的势头，从张家口燃起，迅速波及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