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兰草是一个真正的塞北汉子。如果允许我说句掏心的话，不知怎的，我还强烈意识到他身上还流着昔日我国北方民族一脉相承的血液，那种热忱、剽悍、仗义和执著的感觉。从人到他的作品，在我心中是统一的，而且是非常突出的。
他生长在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尽管他后来一直在北京学习和工作，但塞北的漠风已在他童年、少年时期就完成了基础的打造。也许，以今日从行政区划来说，张家口并不是辽远的边地。但应该承认，只要跨过八达岭迤逦西北，在自然状貌和人文风习上就是另一种感觉。众所周知，在宣化下八里一带即发现了完整的辽墓群；而在张垣以北不远处，就是公元13世纪蒙元中都遗址所在地；如果再上溯开去，突厥等北方民族的足迹和骑踪没润到这一带，也不是什么虚妄的事。那么，作为当过兵和作家的兰草，他本人与他的作品带着上述浓重的气息遗存，我以为就不足为怪了。
他并不是第一次出书，但这本书稿无疑是更加厚重、更具代表性的一部；而且他为这本书取名曰《荒火》，是别有一番滋味的，也是恰当地体现了骨子里最本质的东西。
《荒火》共分八辑，从内容到文章体例上并不是单一的，但其主体部分仍是那些反映长城、大漠、峡谷、风雪等等富含北方情韵、具有硬汉风格的重量级散文。我言其重量级，主要不是指那些架势大、篇幅长的所谓的“大散文”，而主要是看其有气魄、有风骨的分量之重。如今，散文众多，甚至林林总总、眼花缭乱。但真正内容坚实、风骨强劲、穿透力、震憾力强的散文不是多了，而是还嫌太少。
在这方面，兰草的散文恰恰体现了时代与人性均所需要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虚张声势，不是伪饰矫情，而是坚实有力，沉雄顽强，逢冬会而蛰伏蓄蕴来春，点燃荒寂而志在绿色山魂。作者心中的“荒火”，不是毁灭草木的烈焰，而是坚忍不拔的战士在荒野上行走时不泯的信念，永不熄灭、永远燃烧着的生命的激情。他说“那一团团、一簇簇火焰，正是生命亮丽的血色。”
在兰草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坦途，没有天上掉下来的甘果，生命中充满着艰辛的跋涉。在远道中跋涉，连太阳也是孤独的。有时，还要跃过险峻的峡谷，竟是不容选择的惟一的必经之路。然而，在他的文章中，看不出畏缩与回避；承认凶险与坎坷，却没有艾怨，没有自卑与疑惑。面对飞孤峪峡谷，他说：“峡谷是充满灵性的。也只有伟大的人物，才能独自闯出峡谷。”换句话说，敢于跨越峡谷的勇者，不论他的身份是多么平凡，也不论他头上有否人为的光环，从本质上说，已经具备了伟大的品性。正因为如此，读兰草的散文，纵是弱者，也不可能不受到感染；纵遇困厄，也将会受到鼓舞；如属壮夫，更会从中感到知音的共鸣。他文章中体现出来的风骨，肯定是作者性格的外化。我在本文开头写到作家成长的环境，那么，非常合乎逻辑的事实是：这种风骨和性格的体现，既是地域的，也是个人的；既是“基因”之使然，又是环境的铸造。而主体与客体的相融，便构成了一种不可多得亦不能误印的风格。
与此相联系的是，兰草的艺术思维方式与艺术表现的路数。此点，我开始即有所感，愈读到最后，愈得到印证。如上所述，兰草的散文是建立在坚实而具体的人生感受和生活意象基础上的。因此，读起来具象感很强，绝不是那种“空对空”的“产品”。兰草的作品特别重视细节的描摹，包括人物动作的凸现。这些往往最能见出事物的本质所在。然而，兰草却绝非那种只浮在表面上、拉杂地堆砌“生活”的记录者。恰恰相反，他的散文中的激情，常常能够将读者带到一个空灵纯美、诗意盎然的广阔空间，让我们在这个空间里品味他所选择的实体。也就是说，他的艺术思维往往能够十分自然地营构出一个虚实巧妙融合的小世界。既能使人触摸，又能使人品咂。
所以，我总觉得，兰草的散文从本质上说，是具有诗的美质的散文。当然，我这里所说的“诗”，不是随便被冠以“诗歌”的分行的东西，而是一种美的素质，一种耐人品味而又能爽滤人心的艺术。其实，何止是散文，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等等，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外部形式，其内韵总是或多或少有诗质的流动。这应该是使各类作品能否隽永，能否较长时间为人所回味，而不是噪动一时成为过眼烟云的要素之一。
此次，有幸迎读兰草这部散文稿，的确觉得相当过瘾。因为，久未集中读到这么多虚实得宜的散文佳品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这几年在读散文作品中的缺憾。即：一是过实。可能作者拥有一块熟悉的生活场地，但过于醉心于表面罗列，有时不免使人感到有卖弄“生活”之嫌。因过于“实”，不给读者留一点想像空间，这首先是因为作者本身就缺乏应有的想像力。二是过虚。有的散文虚则虚矣，但缺乏生活具象的附丽，使人读之找不着北，也使这种散文有无处降落、无家可归的感觉。我愿兰草保持和发扬艺术思维之所长。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方法问题，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境界。
这几年，“大文化散文”空前风行。这当然是个好信息，说明我们越来越钟情于文化，写散文的人也越来越有文化。与兰草有过几次接触，他从来没流露出自己的作品属于“文化散文”一类。这样倒好，因为，凡为好的散文，不可能没有一点文化素质，这应该是常识。可是，当我迎读了他的散文作品之后，我不能不如实地说：兰草的散文具有很厚重的文化品位。
他的散文起步，是在天津的《散文》杂志。早在20年前，几乎还没在省级、市级报刊上发表过什么作品的他，就曾接二连三地在那本杂志上发表过值得称道的精美散文《北方的情韵》、《晴朗的长空下》。这对于一个远在塞外兵营的作者来说，起点之高不能说不是个奇迹。
现在，仅以他本集的主体内容而言，举凡长城以外、塞北草原的历史沿革，经济特色，地理风物，气候变化，居民性格等方方面面，均有如数家珍般的了解，而且已提高到相当的文化层次。从行政区划而言，察哈尔省已经撤消多年，但我总觉得兰草心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察哈尔情结”。也可以说他对察哈尔文化体验很深。但即使在专论历史的文章中，他也极少引用现成的“书面文字资料”，更无以引经据典而自诩之嫌。他的“察哈尔文化”可谓烂熟于心，如有需要便会自然涌动，信手拈来，并与他一生中最熟稔的生活已融为一体。用一句过时的话表述，真正是已溶化到他的血液中了。
这是激情带动出来的文化，以心灵溶解过的文化。因此，毫无干涩呆板之感，更没有必要“吊书袋”。我觉得，且不说京张铁路沿线，仅以张垣大境门以外直至中蒙边界，甚至还可以包括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相关的一切，就是兰草所拥有的一笔“奇货可居”的精神财富。然而，如果不是此次通读他的散文作品，我还真不知他的这份独特的拥有。
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只知道这个或那个写“大文化散文”的作家，又怎能知道曾经远在塞外、今天仍在京城一隅默默无闻的兰草？在欣赏风花雪月的习惯与情调中，又怎能知晓有个兰草的散文中几乎处处“渗透”着文化？如此看来，从现成的地域文字材料中，移花接木摘录出来的文化知识（包括人物事迹、诗词文章、传说掌故等）更易于让世人认识。而不拉大文化架势，只以心灵溶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文化散文，是较难被人发现的；尤其是对于像兰草这样不擅长张扬的散文作家更是如此。
最后，还不能不提及作为作家思想的运载工具——散文的语言。对于兰草来说，他的散文语言，同样是具有很鲜明的特色的。这当然应该说，他的语言表述的形成，是得益于他的诗歌创作的。
两年前，我与兰草第一次见面时，眼前的电脑里出现的是他还在修改的散文。我自然地顺序看下去。立时眼前一亮，心头震憾之余，却又有一种惊喜：“……抬头看天，那般紫暗，天惊地绝般地狰狞，连说话声都会使峡谷激动地颤栗。向导催促我们快跑。说话间，漫山遍野暗红色的洪水，便扑天盖地向谷底泻来。后来，我们站在了峪口边上的一块巨石上。向导说，早年间若是行至峪中，遇到此情此景，除了长了翅膀升空，才能活命。百十里的峡谷，古往今来，不熟悉峡谷山性者，多有葬身于此者。一般行人凌晨赶脚，午时就要走出峡谷上端。冬季，若是狂飙骤起，风利如刀，飞沙若箭，顽石蹦跳，也难逃命；更不要说，那时节峪中的强人土匪和猛虎恶狼的出没无常了……”
类似的鲜活跳荡、绘声绘色颇能引人入胜的文字，在他的文章中可谓比比皆是，信手拈来，无不超越平俗。真的，看得出他在语言表达上是忌俗求新的。纵然不似杜甫所言“语不惊人死不休”，反正也不甘与那种死不塌圾或不咸不淡的温吞水为伍的。在他的一篇散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置之死地而后生地寻求出路。”这句话，既可视为一个有志而不甘恶俗者的人生态度，亦可被理解为作为作家兰草对文学语言的恪守与追求。
他的语言重鲜活，以僵死和陈腐为耻；
他的语言重力度，像连发的弩机那样弹射出沾着草叶的响箭；
他的语言透着一种不乏山气的野性，让人兴奋；
他的语言诗意浓厚，穿透人的心灵。
看呵，他演绎着他所钟爱的察哈尔。在锡拉木伦的漠风中行进，一群旅蒙商的男人和几个路上的女人，也许并不相识，在灾难的天气中邂逅同行。她们“身穿红夹袄，站在崖头上，手中的红纱巾在飘动……”多么浓烈的色彩。因此，在短暂的相爱之后，他们尽可以赞叹“他们是我们共有的情人，但你绝不可以将这枚鲜果独吞下去。”
是的，你看：“那时，她们的腰间缠着我们黄金般的信念；那时，她们的眼睛里闪着我们朴素的决心；那时，她们的目光和声音是我们出发的号角；那时，她们的笑脸和乡音是我们归家的路标；那时，她们的愿望就是我们的愿望啊；我们的每一次远行都会牵动她们的心。”
浓烈、锐利，又不能不是兰草散文语言中常常能够触摸得到的脉搏。这种独特的语言和语境是做不出来的，这种浓烈与锐利则与他较多涉猎的生活环境和场景是相称相谐的。
虽然在个别时候，浓烈与锐利会被他的情绪化带有较多激忿，而少了理智的力量。就是这样，有心人也不难察见这种话语中那不乏正气的内核。
这也就是我还是愿读本集中那部分偏重论说性的随笔的主要原因。当然，如何减少个别过分激情化而又避免忘却可贵的棱角，这倒是一个值得再思考的课题。但无论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都是体现着一个完整的人，一种完整的作品风格，一种与之相和谐的语言表达方式。不是吗？
2005年8月15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