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轻松自然的气氛中，他把握了学员的脉搏：哪个人哪方面比较弱需要补课，哪个人哪方面比较突出应重点培养，哪些人是未受过初级院校培训的，哪些人是经过正规院校培训的，哪些人虽未经过初级院校的正规培训，但多次参加过短训班，他都一一写在小本子上，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授课。课讲完了，他叉把他设计的“教学总体评价表”发给大家，进行无记名同卷调查，了解学员对教员授课的反映以及今后的希望，以确定方法的取舍和改进的措施。
依照掌握的第一手资料，郝万禄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总结归纳出“重点提示，专题讲授，听看结合，讨论启发，小结答疑，作业检查”的24字课堂教学法，融理论性、逻辑性、现实性为一体，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其他班次应用后，很受学员的欢迎。后来这篇教学体会以“运用四个结合，培养三种能力”为题，发表在《院刊》上。
古人云，“十年磨一剑”，经过了十多年的三尺讲台的打磨，郝万禄的讲课之剑已经日臻锋利。他的课，逻辑严密，条理清楚，旁征博引，节奏适中，富有强烈的感染力。为此，他被评为学院优秀教员、优秀授课质量一等奖，两次荣立三等功，1996年被评为“总后勤部首届科技新星”。
“要干，就不要犹豫。要干，就要干得出色。”对取得的成绩，郝万禄头脑清醒，“讲课是教员的基本功，必须把它攻克下来。但仅此还不够。”
“作为教师的发展有两个轮子在驱动，即教学和科研。对教师而言教学是现实的‘生产力’，而科研是可能的‘生产力’。科研是手段，教学是目的，只有把握好两者的关系，均衡发展，才能有持久的发展后劲。”
他在不断地给自己设置新的目标和高度。
忧患情结
国企改革步履维艰，引发数万言书稿
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1992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我党我军的第二代领导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以洞察历史、把握未来的气魄和胆略，迈出了他的南巡步伐，发表了震动世界、激发中国社会内在活力的重要讲话，犹如“一股和煦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并由此掀起了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高潮。
凭着一个政治理论教员的敏感性和责任心，郝万禄坐不住了。他反复学习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想了很多很多……
1992年，处在世纪交替、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面临严重考验。外临压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人低潮，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世界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趋势迅速形成，亚太经济圈迅速起飞；内有困难：尽管治理整顿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宣告基本结束，但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未得到根本的好转，国营大中型企业经营不善的问题严重存在，相当一批企业非但不盈利，反而靠国家补贴过日子。这一反常现象的出现，带出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事情：企业手头无钱周转，就靠拖欠别的企业的资金勉强维持生产，破坏了正常的金融流通秩序，造成经济生活的紊乱；国家财政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国家财政一年用于政策性亏损补贴和其他补贴的钱达1000多个亿，差不多占了国内预算收入的三分之一。企业亏损了，先拿生产资金发工资，再靠吃固定资产过日子，吃完老本，再吃银行贷款，吃财政补贴，使企业成为资不抵债的空壳，陷入活不起来，死不下去的困境。据1992年4月1日《经济日报》报道：企业正面临“三多一少”，即“亏损多、资金占用多、包袱多、盈利少”的局面。1992年预算内工业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实现的利润只有2元，企业亏损面达三分之一，亏损额达310亿元，是历史上最高的；此外，尚有亏损挂账430亿元，潜亏500亿元……真是触目惊心啊！
理论界也是众说纷纭。1988年和1989年，我国的改革进人了关键阶段，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摩擦进入了胶着状态，改革步履维艰，旧体制复归的势头甚猛。有一张有影响的报纸刊登出一篇时事述评，标题是《眼前一片朦胧》。“怪圈”、“两难”、“死亡谷”、“此题无解”之类词句，在报纸杂志上铺天盖地。尤其是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之后，又有人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还有人把问题一股脑地算在改革开放的账上。中国向何处去？改革如何深化？一些人产生了怀疑和困惑，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和平演变，一个是计划与市场的问题。
部队也不是真空，这些思潮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学员的思想。在课堂上，多次有学员发问：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没搞上去还是西方的和平演变？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或两者并列？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多了，会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是不是集体经挤瓦解的根源？股份制是不是潜行的私有化？搞市场经济是不是搞资本主义？还有一个学员在作业里写道：社会主义就像观音脚下的祥云，看起来五光十色，实际上虚无缥缈。
这些都是大是大非问题。郝万禄心里沉甸甸的，我们培养的学员，都是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中级后勤指挥干部。他们的头脑不清醒，信念不牢固，立场不坚定，怎能带好兵、引好路？怎能出战斗力、保障力？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员，有责任有义务用科学的原理阐述诠释党的现行政策和路线、方针，帮助学员廓清迷雾，正本清源，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之花，只有植根于实践的沃土中才会有生命力。他决定，结合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人们认识上的一些疑惑，写一本书，全面系统地阐述邓小平同志的主要思想，帮助大家加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北京三月的倒春寒，挡不住郝万禄风风火火的脚步。每天一清早，他就骑着单车，奔波在去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家体改委综合司、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路上。那里有一流的专家、学者，有最前沿的学术动态、信息，有最新鲜的决策层的文件、批示……
请教、咨询、切磋、讨论，大量的新鲜的信息，跳跃着撞击着涌人他的脑海，激活了他沉淀已久的思考和想法，原来散乱的朦朦胧胧的思路逐渐集中和明朗起来。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最具特色的贯穿始终的最深沉、最透彻、最有突破性见地的论断。
对，就从改革与发展作为切入点，以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为实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问题的方法，借鉴西方和东南亚国家先进的经验和经营方式，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论证，改革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才会发展。而只有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会充分地焕发出来，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才会不辩自明，从而最后证明，“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命运好像在有意考验他的意志似的，就在他收集资料结束，研究工作就要全面铺开时，一连串的变故接踵而来：
全军院校调整，学院即将撤销。很多高学历的年轻人，趁机另栖高枝，或者活动到总部机关供职，或者找路子转业“下海”挣大钱。自己将何去何从？这是他必须面对的问题。
参与编写此书的个别同志打起了退堂鼓，这个工作能不能坚持下去？
他的妻子远在怀柔的国防科工委指挥技术学院工作，本来已联系妥了要往本院调，这下还能不能落实？
这本书要解答许多尚处于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许多观点还没有定论，理论难度大，而且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
郝万禄遇到了两难选择：我要不要扔下手中的工作，去跑一跑个人的事？他问自己。可这些问题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吗？与其为自己不能决定的事情奔波忙碌，不如铁下心来，安安心心地做一些自己想做又能做的事情。郝万禄决心已定。
凭着十几年教员生涯练就的一身铁功夫，他把一切干扰置于脑后，坚持按原计划进行。每天去办公室，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雷打不动。
最后定稿的日子，他干脆吃住在办公室，喝开水，泡方便面，睡行军床，苦战四个月，终于赶在1992年7月1日之前，20万字的《改革与发展》一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了。这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较早出版的一部系统阐释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的重要专著，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经常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探索，介绍了我国主要部门和地区改革开放的成就、经验及迸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思路、方案；提供了西方和东南亚国家可供我国吸收和借鉴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介绍了科技、教育、文化发展的资料。以后，这本书成为不少单位和部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参考书目。
郝万禄深知，一种观念、意识的树立必须靠天长日久持之以恒地灌输、渗透，所谓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而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特色理论的宣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领导的支持下，在没有任何教材的条件下，他和教学组的其他同志共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教学大纲，率先在学院开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课程。这在当时的全军院校，屈指可数。
他走出院门，到总后机关、驻京直属单位，相继作了16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若干问题思考”的报告。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只是资源配置的不同，而没有阶级的属性。”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一遍遍演讲，点点滴滴渗透。他相信，锲而不舍的努力不会没有收效。
与此同时，他积极撰文，笔耕不辍，一大批有分量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研究的论文、教材专著和论证报告，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端流出，登载于各级报纸刊物和出版社，有的还获了奖。
《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军队现代企业制度》，1994年获“全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股份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选择》，人选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研讨会，获优秀论文奖。
《对军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若干思考》，发表在国家一级杂志《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后被收入《中国领导科学文库》一书，获总后优秀社会成果二等奖，获全军院校第三届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
参编的全军统编教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概论》一书，在全军院校第二届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获特别奖。
参加编写的专著《邓小平经济思想研究》，在全军院校第二届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获优秀专著奖。
参编的全军统编教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书，在全军院校第三届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评选中，获特别奖。
《二十年探索的历史性结论》，在“全军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编人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成就，光辉的未来》一书。
这其中，最有分量的，当数他主笔承担的国家级课题《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的论证报告。
1992年11月，郝万禄得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文向社会公开招标论证课题的消息。课题的名称是“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和对策的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郝万禄心里一阵兴奋，这不就是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的问题吗，他仔细地看了招标的条件，觉得自己有条件申请，当时就决定投标。第二天他就会同“北京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一位教授，到国家教委社科发展研究中心，索要了一份表格，按着招标的要求，用了两周的时间，详细地填报了自己的学术经历、成果、课题的人员组成和对课题的基本构想及实践价值，寄给了主持投标的有关机构。不要小看一张薄薄的表格，它是一个人专业知识水平和科研攻关能力的整体显露。一个多月之后，在有众多的知名专家学者参加的竞争者中，他收到了盖着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大印的中标书。
这是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尽管他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有很深厚的积累，但搞论证报告他还是头一回，而且是国家级课题。
凭着他倔强的性格和扎实的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