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语文教师就教我们做人要做谦虚诚实的人，为此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在田野里那些结满颗粒的谷子，总是把沉甸甸的头低着；而那些不结颗粒的秕子却高高地仰着头。
这个形象、寓意深刻的比喻我牢牢地记了三十多年。这次在采访於志明教授时一件事触动了我，使我又想起了它。那天，我已经采访完了周林祥主任，合上笔记本，准备走了。这时他忽然冒出来一句话：“我曾经为一个电视专题片写过脚本，其基本思路是受了於教授一篇文章的影响，没有他的那篇文章，就不会有我这个脚本。”
我随意地问了一句：“於教授的那篇文章是什么内容？”
他答：“海湾战争以后於教授对我军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后勤保障问题的一些思考。”
就这么点事，当时并没有引起我过多的关注。我之所以在这里要提起它，那是在采访了於教授以后，从这件小事里我窥见一个大世界。
我对於教授的采访是采取聊天式的淡心方式，因为我与他相约采访的事宜时，他有顾虑，说：“我报怕见记者和作家。”我问：“为什么？”他说：“他们想像力太丰富了。”我问：“什么叫想像力太丰富？”他一笑，说：
反正他们都挺会拔高的，你本来只做了三分，他们非得给你找到十分不可。噢，我明白了，他是害怕我不能实事求是地写他。于是，我给他许愿：请你放心，我会尽最大努力把作品写得让你满意。这些年我写过不少报告文学，也读过不少报告文学，我深深懂得弄虚作假的作品真毁人。
我采访於教授时他很放松，因为我们是聊天。就这样，我提到周林祥主任说的於教授写的那篇文章，并说了周主任的那个电视脚本。没想到，我这么一说，他赶紧声明，别听周主任那样讲，他是在谦虚哩！他写的那个脚本我知道，标题是对后勤建设的思考，纯粹是他自己的见解，有些还是蛮深刻的，我也从中得到过启发。我再次对於教授说：是周主任亲口对我讲的，他对后勤建设思考的那几个问题是受了你文章的启发，没有你的那篇文章他说不定很难写出那个脚本。於教授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是他独立思考后写出的脚本，至于他参考了我的文章，这是难免的。我写论文不也参考别人的文章吗？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就这个阔题纠缠下去了，已经足够了。我十分高兴地看到了在后勤指挥教研室里有一种非常诱人的闪光的东西，这就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凝聚力。在这里人品与文品同等重要，同样高尚。我乐于为你向上攀登甘当人梯，你心甘情愿地为同行铺设通往科学前沿的大道。“文人相轻”这句话在这个教研室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了。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几十年间从这个教研室里走出了那么多的将军。作为现任教研室主任的周林祥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他从好几任领导的手中接过了被他们磨擦得亮光光、热乎乎的接力棒；作为学院首批学科带头人的於志明教授，他同样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的人，在他的身上和他的所有成果里都闪烁着包括周林祥在内的几任领导和教研室这个群体的智慧。他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应该称他为没戴军衔的将军。
不管怎么说，我都会请於教授谈谈他在海湾战争后写的那篇文章。
用周主任的话说，那是最早提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我军后勤理论研究”的文章。
整整一个上午，我和於教授的话题都没有离开过他写的这篇文章。
海湾战争正式打起来是1991年2月14日。但是在这之前，即从1990年8月海湾地区的局势紧张起来开始，於志明教授就将关注的目光盯在了美军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上。海湾的汹涌波涛和他难以宁静的心涛连在了一起。那时候他只能从《参考消息》上获得点点滴滴的消息。只要是来自海湾战场上的信息，特别是后勤保障方面的信息，他都要剪下来，专门贴在一个本子上。我问於教授：你对海湾战争关注的这种敏感从何而来？他答：不清楚。稍停，他又补充说：也许是一个从事军事后勤指挥教学研究人员的责任感吧！我穿的这身军装，它本身就给了我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感。
在於教授剪贴的诸多资料中，有一条很短的消息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那消息说，在海湾战争之前，美军准备了两万条裹尸袋。这虽是难以证实的消息，但决不是空穴来风，有心人於教授开始计算起来了。
他以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准备阵亡两万人这个数字做基数，再用战争中的几个经验数据（比如伤员数与死亡数的比例、伤亡数与参战人数的比例，等等）推算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战地医疗救护工作的几个基本数字，他推算出美军光准备的医疗床位就不会少于18000个。那么，他们的医护人员会有多少呢？於志明教授想：美军打的是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且他们又是强者，占优势，还对战时医疗救护工作如此重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后勤保障到底有多么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美军的两万条裹尸袋使善于联想的於志明想到了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我军后勤保障的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感到肩头沉甸甸的。责任感其实也是一种动力。此刻，於教授的心头已经开始滋生出一种愿望：要研究、探讨我军后勤保障工作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於志明继续收集着有关海湾战争的种种资料，他的剪报本已经变得厚墩墩的像一本大书了。这种收集资料的工作直到美国对伊拉克42天的狂轰滥炸停止、海湾战争结束也没有中止。
这时候，美军在总结海湾战争时关于“牙齿尾巴之比的新思维”，进一步拓宽了於志明教授的想像空间，使他对后勤保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深也是迫在眉睫的认识。所谓“牙齿尾巴之比的新思维”，是美军用形象的物体来比喻战斗系统与支援系统之间的关系。牙齿当然足指战斗系统了，尾巴则指的是支援系统，他们认为这二者之间的比例应该是5：5或4：5。牙齿自然是很锋利的了，非常厉害。但是当尾巴变成包袱拖住了牙齿时，它就无法发展了。在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切身体会是：“作战方面的变化给后勤保障系统造成了沉重的压力。能够充分满足慢节奏和短时间战争的需求的支援系统，在节奏飞快的海湾战争中却处处显得力不从心。显然，我们必须对战斗系统与支援系统的‘牙齿与尾巴’的关系进行认真的审查。”美军前联合参谋部作战部主任托马斯.凯利中将从“沙漠风暴”行动中得出的一条重要教训是：“有时候，一辆运油车比它所支援的坦克还重要，因为如果没有油，坦克便毫无用处。”
於教授对我说：战争的复杂性要求更复杂的支援系统。在高技术的新时代，构成军事力量的各种武器系统和能力之间，必须有一种全新的高永平的协调和均衡，必须在武器系统和支援系统之间建立平衡，也就是说要获得同高技术武器相匹配的后勤保障系统。
他开始探讨我军在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后勤战略问题，着手写一篇这样的论文。我问他：你从最初收集海湾战争的有关资料，到最后下决心要写一篇论文，这中间有没有曲曲折折、干干停停的现象？他反问一句：你指的是客观还是主观？我说：当然是你本人的思想变化了。比如你会不会有时觉得这么重要的课题，又不是领导交给你办的，何必费力去干？再比如，探讨这样涉及全军后勤的问题，应该是总部领导机关的事，你一个人身单力薄能完成吗？等等。他非常肯定地说：从我在《参考消息》上剪下第一篇资料起，我就下了决心要写一篇关于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我军后勤保障理论探讨的文章，我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后勤建设中当务之急的一个问题。领导虽然没有给我下达这个任务，但是军委首长和我们学院的领导每次讲话几乎都要提到它。
我是一个穿军装的教员，我与地方院校的教授不同之处，就在于我姓“军”，应该时刻想着自己平时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与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和我军后勤保障相关。这样，你工作起来就不会觉得身单力薄，也不存在因为任务不是领导交办的就可干也可不干的消极态度了。我军军事院校的教员，研究、探讨后勤保障方面的问题，永远是职责范围内的工作。
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於教授的论文初稿就写成了，题目为：《我军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的后勤战略问题》。他先后在重点部队后勤指挥干部班和总后师以上干部培训班讲过；他还走出学院大厅到一些军区、集团军、后勤分部去讲。这些讲课当然首先向官兵宣传了高技术条件下后勤保障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不断听到大家一些很好的建议，对论文进行了修改。最后论文定稿时的题目改为：《我军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后勤指导探讨》。定稿的时间是1995年3月。
我不可能在这里把於教授这篇论文的所有内容逐一介绍，但是，挑选一两个精彩的片断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论文的第三个大标题中的第三个小问题，讲的是“组建机动保障拳头力量，加大直达保障力度，提高后勤联动保障的效事和效果”。作者指出：“我军所面临的局部战争，将是非线式、全纵深、三军联合的机动战，后勤必须有很强的保障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和对部队实施机动保障的能力。强化后勤机动保障能力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统一筹划交通运输，开通后勤‘高速公路’；二是部署机动保障力量，形成立体保障格局；三是改革后勤保障方式，直达目的，‘一传到位’。”
於教授在他的论文里尽量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来阐明他要讲的道理。在三个问题里都借用了专业术语和名词，使他所讲的后勤保障变成摸得着、看得见，具体化了。“高速公路”是交通名词，用它来比喻快速运输能力非常妥帖。“一传到位”是排球运动的专门术语，直达保障与它联系在一起是最形象不过了。论文不但要写得深刻，而且要生动活泼，於教授正是这样做的。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他在这篇论文里借用的另一个名词：牛刀杀鸡。
於教授说：“牛刀杀鸡”是我军后勤指导原则之一。
我问：此话怎讲？
“其实，牛刀杀鸡是战争特有的现象，它对处于劣势的一方更有特殊的魅力。”
“我想具体听听你对这个原则的独到见解。”
“我想，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在未来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中我军是处于劣势。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提出了‘牛刀’理论。我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个理论。第一，‘牛刀杀鸡’在后勤保障指导上，就是以土制洋，以量补质。牛刀虽钝但力重，我军所动员的后勤力量在质量上虽略逊一筹，数量上却可高出一筹，量变的积累可导致质变，这也是战争中后勤保障铁的辩证法。第二，‘牛刀杀鸡’在后勤准备上，就是留有后备、留有余地。第三，‘牛刀杀鸡’在保障实施上，就是后勤准备补充的能量要大于战斗消耗的能量。未来战争中处于劣势的一方，其作战损失可能大于作战消耗，传统的保障观念需要更新，必须留有用于周转和衔接补充的力量。”
“牛刀杀鸡”一语古有朴素而精锐的哲理，於教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使它升华为一种精神。
情深意长话导师
我在与周林祥主任的谈话中得知，於教授家里的阳台上有一张小课桌，於教授下班回家后常在那张桌上读书、写作。他不少书稿的章节和论文就诞生在那张桌子上。可以想像得出，阳台四面通风，又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在那里学习不管是冬天还是盛夏都要忍受艰辛的袭击。
我的看法则是：人在简陋的环境里学习一旦进入佳境，得到的愉悦往往要比在优裕的条件下酣畅得多。古人不就有为了读书求知而“头悬梁锥刺股”的佳话吗？谁如果把那当成一种自找苦吃或受罪就大错特错了。
周主任曾在教研室的会上对年轻的同志说过：“於教授就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在工作上避重就轻，有这想法那想法的时候，就到於教授家的阳台上去看一看，瞧瞧他趴在那张小桌上千什么。”也许是真正出于对教授的打心底里的钦佩，也许有人脑子里还挂着疑团，不大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有的年轻人还真到於教授家里去“参观”了一趟，回来后什么也不说，只是把敬佩的目光投给了教授。
我对坐在我对面的於教授提起了那张桌子的事，问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在阳台上放了张桌子学习？
他说：是1997年冬天。过去我本来是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办公室去看书写东西，那年冬天不知什么原因天气好像特别冷，雪也下得多，晚上去办公室就不那么方便了。老伴看我叉想往教研室跑，想来想去就把主意打在了阳台那张小桌子上了。那是一张像学生课桌一样的两斗桌，没有抽屉，原先就扔在阳台上，上面放着米罐、面袋什么的，她收拾了一下，又从屋里扯条电线安了个台灯，让我每晚在那儿看书、写东西。阳台不足一米宽，小桌前放条凳子就占去了全部空间，连打个转身都非常困难。
我说：真正做学问的人往往是吃尽苦头换来甜。
他说：其实，我在阳台的小桌子学习，固然是找了个比较清静的学习环境，还有一个原因，我是个“烟民”加电视迷，抽烟的水平蛮高，看电视的自制力蛮差，在阳台上就可以放开抽烟了，影响不了别人，还可以约束自己。1997年那个冬天过去后，晚上我就又到办公室去学习了，那张小斗桌便慢慢地变得寂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