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
创新就是生命
——本文主人公之语
将军摇篮里走出的教授
我在未动笔写於志明教授之前，很有必要介绍一下他所在的后勤指挥教研室。回望几十年的人生旅途，我有一个极深刻的体悟：一个人的成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所处环境的或制约或促进。个人的身上往往带着鲜明的集体烙印。换句话说，凡是志气高远、学业有成的，大都受到良好的外部环境的熏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便是此理。
京城一个夏日赤热的上午，我开始采访於教授。第一个接受我采访的足教研室主任周林祥大校，这是一位说话简练、办事果断，很有思想又十分讲究工作方法的学者型军人。这从他给我做的两件事上可以看出：之一，他告诉我，上个月他刚参加了全军院校政治工作会议，捧回了总政治部颁发的一块奖牌：“全军院校教书育人先进教研室”。说着他从橱柜里拿出还没有来得及挂起来的奖牌让我看。不用伸手去掂这块铜制的奖牌，我已经感到了它沉甸甸的分量。据我所知，总后共有14所院校二三百个教研室，只有6个教研室获此项殊荣。之二，他从电脑里调出了一张图表。这是1978年以来，从后勤指挥教研室成长起来的将军名录。於志明是1976年从野战军调到北京从事军事后勤教育事业的。就是说，25年间，这个教研室不仅培养出了於志明这样知名度很高的教授，还涌现出了一批军职以上的干部。
我相信每一个看了这张将军名单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后勤指挥教研室真够得上一个培养军队人才的摇篮。
当然，一个几十个人编制的教研室，出了这么多的军职干部，深究起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机遇。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深信不疑：他们历届的领导为人才成长默默无闻地创造着广阔的空间；同志们之间始终洋溢着团结向上、发奋学习的浩然正气。用周林祥主任的话说就是：在我们这里一直有一个好风气，大家都敢为人先，领导鼓励同志们冒尖。於志明教授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既紧张又宽松的充满蓬勃活力的集体中。用脱颖而出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许太轻松了，因为他总是在艰难跋涉。是汗水孕育了成功的花朵。但是要说这个优秀的集体给他搭起了通往胜利彼岸的桥梁，这话并不过分。
於志明出生于1945年，1962年6月入伍，1964年12月入党。当兵38年，其中14年在部队后勤，当了10年师、军两级的战勤参谋，1976年底调入军政大学后勤教研室之前任某野战军战勤科长。在教育战线工作了24年，先后担当过战役后勤课、战术后勤课教学工作，最后定位于后勤指挥和后勤教育训练。1992年12月被评定为副教授。
现为后勤指挥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院首批公布的后勤指挥学学科带头人。1998年被评为总后系统优秀教员。
我让周林祥主任给我讲讲於教授最大的特点，他几乎没加思索就说：他总是不满足现状，敢争第一，不遗余力地跨越到理论的前沿阵地。
一部为我军后勤教育理论创立了框架的著作
我的面前放着教研室给我提供的三份1993年以来有关於教授的材料：出版的著作一览表，发表的论文一览表，获奖及成果一览表。这三份表格所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於教授出版著作13部，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各种学术奖23项。
数字是人类记载数量的标志，毫无疑问，可观的数量是很诱惑人的。但是，数量与质量相比，我历来看重质量。不在多，而在精。科学家的一项发明，作家的一部著作，都可以成为一座里程碑。於教授非常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很谦虚地说：“我是个平平常常的教育工作者，所做的事情都很平凡。大家称我教授时我都觉得受之有愧，所以平时我给大家介绍自己时，总是说我是教员於志明。的确，我是个平凡得再不能平凡的教员。”
去掉於教授话中的谦虚成分，实事求是地讲，他这诸多的成果有不少精品。我请教过一些专家、领导，也征求过后勤部分官兵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他主笔编写和统纂的《军事后勤教育学》和他与甘启伦主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演习指南》两部专著，堪称两部很重要的著作，它们对提高我军后勤干部的理论素质，推动后勤现代化建设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两书均被列入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课题。1999年双双获得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我在这里只说说《军事后勤教育学》。它是我军第一部论述后勤教育的专著，填补了我军后勤教育理论的空白。一位从事后勤教育工作的老领导给大家推荐这本书时说：“军事后勤教育是与后勤保障同样古老的学问，却一直末形成一门独立的科学。我国几千年来的军事后勤教育的宝贵经验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我军几十年来军事后勤教育的光荣传统和实践基本上只是散在后勤工作总结、教材及一些学术论文之中，创立军事后勤教育学可以说是国防建设和现代战争的需要，也是后勤教育自身的迫切需要。《军事后勤教育学》这本书的诞生是我军军事后勤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军事后勤教育走上正规化的一个标志。它构建了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后勤教育体系，为我军后勤教育理论创立了框架。”
我问於教授：“我很想知道你当初是怎么想到要编著这本书的？”
他答：“逼上梁山！”
“请具体谈谈。”
“那时候，不管是总后机关还是我们学院，举办的各种后勤理论班、后勤教员学习班，都是东凑西拼起来的教材，参加学习的人学不到系统的知识，办班的人也因为没有教材，干着急却束手无策。我的脑子里一直画着一个问号：‘如此高等学府，为什么连自己的军事后勤教育理论专著都没有？’于是我想做这件事。正是在这时候，学院领导提出要编写我军自己的军事后勤教育学，正好我有这种愿望，两厢情愿，一拍即合，我就承担起这个任务。这个课题是1986年下达的，直到1994年这本书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八年抗战。”我说。
“也算十年磨一剑吧。”他风趣地补充着。
“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
“主客观的原因都有。不是有人说过吗，军事后勤教育理论是一个没人涉足的‘无人区’，搞起来难度太大，谁也不去想它。我呢，也是半路出家搞后勤教育的，经验不足。总之，这是一次攻坚战，要拿下它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于是，他给我讲了起来……
这么一个重大的课题，工作之初就於志明一个人在孤军作战。编著工作进行到中间时才又增加了两个人。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共四编17章35万多字的《军事后勤教育学》，其中13章是由於教授亲笔写成，另外4章分别由关友良、陈进编写。全书最后由於教授统纂。从开始工作到最后成书，於教授始终认为收集、阅读资料，通览信息是头等重要的工作，且工作量大、繁琐。他编著的是我军军事后勤教育学，但是他必须把我国出版的所有教育学书籍找来逐一通读、研究，还要分门别类详尽地做笔记。随后，他还有选择地找来美、日、俄等国家的教育学或军事教育学通读，了解信息，借鉴、吸取。越是读的参考资料多，於志明就越觉得自己这方面知识的缺乏，应该再尽可能多地读些书。他感到肩上担子很重。“学然后知不足”这句话他在这时候体会的是那么真切，那么深刻。
在对国内外的有关教育学资料进行了尽可能广泛的研读之后，於教授又开始四处寻找关于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认真阅读。因为他明白，要编写好《军事后勤教育学》，不掌握心理学知识是绝对不行的。《军事后勤教育学》的对象是我军后勤广大官兵，编著者不懂心理学，不了解官兵的内心世界，那么他所编写的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学习方法等都是僵死的。於教授翻阅了《教育心理学》、《教育训练心理学》、《党校管理心理学》等书。他还通读了美国J.M.索里等著的《教育心理学》、苏联季亚琴科著的《军事心理学》及日本山内光哉著的《学习与教学心理学》。於志明说：“在学习和研究了这些心理学方面的著作以后，我有一种站在山巅心头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开始慢慢明白了应该如何使用原先堆积在案头的那一摞一摞的材料。我重新调整了初步已经形成的框架，这样便有了一个比较适合官兵们接受的构想。”
在这本书的编著还未动笔之前，於教授做的另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深入到实际中去，听听官兵们的意见和建议，听听从事军事后勤教育工作者的声音。二者相比，他尤其在后者上花费的心血比较多。除去与教员本人交谈不算，光他翻阅本院和兄弟院校教员们总结成文的经验材料就有四五十份。这些材料并不是成集成册地在那里只须你伸手去拿来就行，不，它们大都散落在“民间”，有的是在某些会议上介绍过的打印本；有的虽然集于一册，但是没有出版社的名称，没有统一书号，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一定范围内的有关人员交流；有的是散见于《后勤》、《后勤学术》、《军事教育》等期刊上；有的索性就是一些教员的手写本——他们在某一次会议上发言后材料并未收集起来，一直留在自己手中，等等。完全能想像出来，於志明教授要把这些散落在四处的零零星星的“碎片”收集起来，是一项多么艰难的工作呀，要虚心，虚怀若谷，这自不必说了。还得细心，有耐心。得到这些鲜活的经验之谈周然重要，把它们研读、消化，变成自己的认识，才是最终日的。於教授明白这些材料虽然没有成书，但是它是从教学第一线来的千金难买的宝贵经验，自己要写一部军事后勤教育学是离不开它们的。他逐篇细读，逐段体眯。坦率地说，这本教育学能够最终写成，这一部分不见经传的材料功不可没。
我要在这里不惜篇幅地剖析一下本书第二编第五章“教学过程”中的第二节“后勤学员学习过程的基本阶段”里的一个小问题。在这一节里，於教授把学员的学习分为求知、感知、内化、积累、升华五个阶段。
我虽然对这五个阶段都很有兴趣，但是我只能谈谈其中的“积累”。他对这一个阶段阐述得十分精辟，我读后获益匪浅。我相信每一个读者，无论你是从事何种工作的，在读了於教授所讲述的“积累”这个问题后都会有启发性的思考。一个本来只谈后勤教育的具体问题为什么会对所有读它的人产生共鸣呢？於教授的回答是：“因为广泛地吸取了百家的经验体会。”可见从实际的土壤里长出的知识之树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积累包括感知能力和理论能力的积累。人脑是一个巨大容量的精神“仓库”，可储存五亿册图书的知识量，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五十倍，而知识积累最多的人也不过只用了他脑容量的百分之一。人积累知识的潜力还大有开发的可能。
於教授指出，在教学中为帮助学员加深记忆，巩固和积累知识，通常应在领会、互补、叠加、包容上下功夫。领会——意义记忆明显优于机械记忆。意义记忆，头脑对新知识、新材料进行了分析、综合、抽象、概括活动，使材料的各部分被分解消化，在人的认知结构中取得广泛联系，打上一个深刻的烙印，就记忆得比较牢，再现也是清晰的。互补——互补是运用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包括新的知识和原有的知识，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来补充论证新获得的知识，使新获得的知识更加丰满充实，使新的知识由“骨架”变成“血肉之躯”。在这种互补过程中，人们新学的知识与原有知识浑为一体，将结成牢固的联系。再现时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再现的知识如清泉奔涌而出。叠加——它是知识与知识之间的交叉与连接，新老知识在连接点重合。在知识的不断巩固和积累中形成系统，加深记忆的痕迹。这需要及时地复习和反复训练，加强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锻炼来实现。叠加不是简单的重复训练，而是综合性系统复习和训练；它不是追求个别知识的完整性，而是追求多种知识的系统性。包容——是知识积累的高级阶段，它的目的是使系统化的知识概括抽象浓缩，在脑的高级层次的认知结构中找到归宿，它是新老知识在更高层次的同化，从而增大脑的知识容量。要使获得的知识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就要善于将教材的内容与其他相关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抽象，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某些原理和方法论引入教学内容。从借鉴、移植和创新中，增大知识财富的积累。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将於教授这本书的有关内容进行介绍、剖析，意在告诉大家阅读此书的读者并非仅仅局限在后勤院校的学员和教员，而是谁读它谁都受益。
我请周林祥主任谈谈於教授编著的这部《军事后勤教育学》的特点，他告诉我，有个学员这样总结：
一、它把毛主席的认识论与军事后勤实践挂钩，和军事后勤教育结合起来。
二、它把普通教育学原则与军事后勤教育学结合起来。
三、它把教育学与教育心理学结合起来。
四、它把外国先进教育科学与我国我军的特点结合起来。
这四个特点，就是於教授在编著这部著作时开出的创新之花。没有这些特点，就没有这本填补我军后勤教育理论空白的著作。
海湾战争给他带来的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