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荣誉
中国新诗在文革结束之后，开始了新诗潮的涌动。在新诗潮的冲激下，原先的诗歌体系解体了，由此形成了新诗史上的又一个艺术变革的时代。对于这一时代诗歌内涵的较为全面的表达，是确认其由两个基本诗歌事实所构成：一是以艾青等为代表的一批归来的诗人，一是以舒婷等为代表的一批朦胧诗人。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变革时代的全部丰富性。前一批诗人带着心灵的累累创伤，率先揭示了中国新时代文学的伤痕主题，并且带动了当代文学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行深层反思；后一批诗人以怀疑的目光向着扭曲的现实发出了抗议与质问，作为既有文学秩序和传统诗歌的挑战者，他们充满锐气的创作实践，对文学新时期起了巨大的震撼作用。他们都是新时期文学的先行者。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将近二十年的诗歌实践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诗歌因承载了社会的忧患而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与承认。诗歌在这种对于苦难和悲情的表现中不仅调整与完美了自身，而且赢得了全社会的关注。公众因为诗歌传达了他们的憎爱而亲近并肯定了诗歌。
当艺术表达与接受者间的障碍逐渐消除之后，诗歌自然地加入了社会，并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其实，社会对诗歌的热情，恰恰是因为诗歌发挥和展示了社会代言者的职能，是社会给予诗歌的一个回报。80年代后期因为强调诗人的个体意识而不加分析地排斥并反对代言，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中国新时期诗歌有它生长的深厚土壤，它植根于灾难岁月痛切的记忆，它从这些记忆中提炼和营造出独特的意象，典型而生动地概括了当代悲剧意义。人们从这些诗歌中看到久违的人性和人道思想的闪光，以及中国文学历史中长久空缺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特别是它们通过历史反思所传达的共同的感受，唤起了广泛的共鸣。50年代以来，诗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结着社会的脉博和公众的情感，诗歌以它的真实性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诗歌因传导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念而成为社会生活的血肉组成部分。
艾青的《鱼化石》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意象，一条本来拥有活泼生命的鱼，被不知来自何方的地震或火山爆发所掩埋。当人们从土层中把它发掘出来，它依然有着完整的鳍和游动的姿态。艾青在这里表达了被莫名的灾难所袭击的悲哀，又传达了生命顽强的信念。许多诗人都通过各自创造的诗的意象，表达了这种被掩埋的悲哀和重新被发现的喜悦。当年在山东某地常林大队发现了一枚特大钻石。这颗被农民发掘出来的钻石被认为是一种喜瑞。艾青《互相被发现》、蔡其矫等诗人的《常林钻石》，都借此传达时代转变、苦尽甘来、光明战胜黑暗的悲喜交集的情绪。如《鱼化石》一样，这也是一颗时代化石。
在青年一代的诗人中，舒婷诗中的温情和忧伤最为感人。她通过女性的温柔所表达的对自由的追求和人性的尊重都在优美的审美中得到细致的表达。还有的诗歌以网暗示生活的纠缠和无可逃脱；以迷途的蒲公英来表达前路的迷惘；以古寺象征历史的滞重和麻木。
这些富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诗，有相当沉重的社会性内涵，但又以鲜明生动的语言得到传达。它们并不因理念而轻忽情感，也没有因思想而牺牲审美。也就是说，这些承载了社会历史内容的诗，并不因为代言而失去诗的品质。诗不仅没有因在完成它的使命中成为非诗，相反，群众却因诗对社会历史的关切不由自主地亲近了诗。诗人因成为时代的代言者而获得承认。
彗星的光痕
这是中国新诗史的狂欢节。中国诗人以空前的热情参与了自有新诗历史以来极有想象力、也极有使命感的创造。然而，潮汐有起有落，这是规律。新诗潮大约在80年代的后半期便开始式微。整个中国诗歌界被一种漠视秩序和规范的流派竞起的局面所代替。这是一个充满创新热情和挑战精神的诗歌阶段。出现了很多的自以为是的诗歌主张和宣告，也有一些表面喧腾的展出，但总的看来，这阶段的诗歌创作言说多而实效少，得到公众肯定并且能够保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它留给我们一个反思性的启悟：诗人的劳作是严肃的，浮华与喧嚣是不能导致繁荣的。
但80年代后半期的诗创作，却也并非空无，一批又一批追求各异的人，竞相出现，他们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并引为自豪的诗篇。海子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并且他的短暂的一生犹如划过天际的彗星，虽是转瞬即逝，却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光痕。海子是农家子弟，后来进了北京大学。他是一位既对土地充满深情、又接受了现代学术洗礼的年轻一代知识者。在他身上，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面向世界的精英意识有着良好的结合，应该说，他具备了成为优秀诗人的良好条件。海子在80年代充满更新诗歌的总体气氛中，以充满神奇的创造力，以数百首短诗和几首长诗如喷泉般装扮了他实在太过匆匆的诗歌生命。
海子的重要作品《亚洲铜》、《五月的麦地》中交织着他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怀想和现实的焦虑，他以废墟般的零乱和破碎来呈现诗意的整体辉煌。他燃烧的诗情灼痛了生命本身，他的悲剧般的生命也在这种燃烧中结束。彗星殒落了，他的充满热情的光却照耀着中国世纪末的诗歌风景。
―说过：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杆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是一位诗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伟大的诗，他宁可牺牲个性而服膺于集体的行动。他毕生呼唤伟大的诗，他心目中的诗的神圣是和一些神圣的名字相联系的。但丁将中世纪经院体系和民间信仰、传说和文献、祖国与个人的优患以及新时代的曙光将这些原始材料化为诗歌。歌德将个人自传类型上升到一种文明类型与神话宏观背景的原始材料化为诗歌，都在于有一种伟大的创造性人格和伟大的一次诗歌行为25。他据此断言：在伟大的诗歌方面只有但丁和歌德是成功的，还有莎士比亚。这就是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目标与成功的伟大的诗歌。
激情时代的终结
对比80年代的充满热情的试验与创造，90年代更像是诗的收获季节。面对着自朦胧诗开始结下的累累果实，90年代的创造力显得相对的贫弱了。整个诗歌界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件——当然偶而也有一些可供谈论的话题。
没有事件未必不好，诗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诗在某些时期的轰动，多少总由于现实中的某种匮乏。于是，人们便把异常的热情倾倒在这个原不应轰动的事物上面。诗人更多的时候总是独自咀嚼着一枚人生的苦果，而无法离开诗本身去做一些力不能及的事。轰动很少是由于艺术创新所带来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