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观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风格，我们确能发现“开元”与“贞观”的某种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亲型的统治者，他认为帝王的励精图治应体现在对于总体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与把握之上，而不应过多干涉本应由各级职能部门负责的具体事务。唐玄宗也不愿介入具体事务，当宰相向他汇报关于一批中低级官员的任命问题时，他以默然不应表示不满。太宗朝的政治决策过程比较透明，史官对君臣的讨论过程据实记录，谏官等得以随时提出意见。高宗朝的密谋政治兴起后，决策活动日益神秘化。及至开元年间，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复贞观旧制，使得史官与谏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视。
玄宗君臣的努力，让权力表现出对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远离具体事务，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后、中宗时期，当政者为一己之私而进行的短期操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运行蛮横且没有章法，其结果是政治秩序日渐紊乱。玄宗则采取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使得一种能让大多数官员感到稳定与安全的政治气氛重新回归朝廷。
唐玄宗还从太宗那里继承了重视经典与学术的传统。太宗经常与臣子一起举行文学化的宴会，君臣如诗友一般共相唱和，并由此构成一种仪式化的君臣交际形式。武后、中宗时代的宫廷文学活动更为兴盛，但风格却大相径庭。一批工于诗文的文人以倡优形象进入宫廷，皇帝、皇后甚至妃嫔喜欢以裁判者的身份凌驾其上，更乐于看到他们为争宠而争风吃醋。
玄宗同样喜欢有才华的臣子，但对他们比较尊重，“翰林学士”这个一度沦为吹鼓手的文士群体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发挥智囊作用；当他们在宫中连夜起草诏书时，玄宗有时会如朋友一样去看望他们并赐予饮食。这个传统为唐朝后期的帝王所继承，翰林学士也从皇家的高级文化侍从变为帝国中枢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当七岁的神童李泌因为才思敏捷而被送入皇宫时，玄宗对其才华大为叹赏；但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当做宫廷中的玩偶，而是将其送出长安这片是非之地并保障他专心读书。很多年后，已成长为一位传奇政治家的李泌回到御座之旁，先后辅佐三位皇帝平定了两次危及帝国生存的巨大叛乱，并通过建立包括大食、回鹘、南诏在内的国际联盟有效遏制了吐蕃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玄宗的知遇与培养，成为李泌报效其子孙的巨大动力。
在恢复“贞观故事”的号召下，唐玄宗以拨乱反正的姿态，使得帝国的政治空气从之前的紧张乖戾迅速走向宽松平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玄宗重新确立了以儒为主的治国理念，不仅自己撰写了《孝经》，还通过各种手段宣示皇帝与诸亲王间“兄友弟恭”的和睦状态。不过，他并没有清算给予武则天统治巨大帮助的佛教，对作为李唐皇室祖先的老子也同样尊崇有加。出入皇宫的，既有来自印度、深通密法的高僧，也有隐居深山、修炼长生之术的张果老一类人物。唐玄宗对于宗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但将某种宗教兴趣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这一点与太宗颇为相类。
然而，“开元”绝不是对“贞观”的简单克隆。对于各种自然界的“祥瑞”，太宗明确表示厌恶并明令禁止上报，玄宗却不惜借用日食预报的失败来证明君主的德行已经感动上苍。从高宗时代开始，在唐初一度低落的谶纬意识重新发酵。渐渐地，人们对皇权中的神秘性因素又津津乐道。面对这样的社会心理，玄宗君臣并不能免俗，其实他们对自然现象与政治更替的联系并不真正相信。玄宗与姚崇在开元初年围绕“祥瑞”与“符命”不止一次的“合作”，实在是一种刻意的政治表演。我们由此能够观察到玄宗施政风格迥异太宗之处：为达目的而进行的变通较之对价值理念的坚持更占上风。
贤主
作为中国历史上贤明君主的代表，唐太宗身上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气质深合儒家的标准，他一生都在致力的事业似乎在于把来自实践的政治智慧凝练成一种道德性的规范，并试图为政治手段赋予超越性的价值含义，在保障君主行为有效性的同时去除虚伪性。唐太宗推崇以仁德信义治国，统治技术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最倚重的宰相房玄龄执政十余年，一方面使海内晏然，另一方面却没有突出的政绩可资纪念，被史家认为是达到了宰辅的最高境界。
相形之下，唐玄宗对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高宗朝以来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比玄武门之变更为漫长险恶，使玄宗对政治的残酷有着更为真切的意识。唐玄宗对确保统治牢固与帝国繁荣充满强烈的欲望，他认定这些目标只有通过精密有效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手段不仅表现为更为灵活但却不那么合乎理想形式的政治策略，更集中体现为一系列高效的制度安排。这注定了玄宗朝的一系列施政举措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唐玄宗统治时期，财政经济事务始终得到高度重视。当时私铸钱币之风非常兴盛，很多商人在江中锚泊的大船上开炉鼓铸，惊涛烈焰，蔚为壮观。玄宗向劣币开战，强令对市面流行的劣币收缴重铸，结果引起交易者的恐慌，反复几次后终觉难以推行。不过，帝国的财政基础还是通过另外两项措施得到了强化。第一项措施被称为“括户”，即由政府清查那些因各种原因隐匿逃亡的人口，用既往不咎的宽宥政策与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他们重新登记户口，恢复为国家纳税。第二项措施为改良运输方式，以保障来自南方的赋税与粮食能以较低的成本安全运到帝国的政治核心区关中与洛阳，具体办法是把以运河为主体的运输线分为数段，每段设置中转储备仓库，根据各段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运输工具，化长途运输为短途运输，人称“节级转运”。
这两个措施在宇文融、裴耀卿等一批财政精英的主导下得到顺利实施，但因为其中一些人操守不佳，又因为他们的政策初衷是增加政府税收而非减轻民众负担，因此长期被后世冠以“聚敛之臣”的恶名。但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朝廷才足以支持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长安城日益庞大的支出，玄宗也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不是“君子”，因为现实的考量决定了皇帝必须倚重他们。
开元时代的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完善了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唐朝虽然实行了科举考试，但通过考试的人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是否能真正获得一官半职还要经过另一轮选拔，即铨选。有资格参加铨选的还有另外三类人，即高级官僚的子弟、表现优秀的低级公务人员以及原任期已满等待新职务的前任官员。随着有资格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僧多粥少的情况愈发突出。
开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在此前各项改革的基础上借鉴北魏的历史经验改进选拔办法，规定中下级官员任满后不论政绩如何必须立即停职，间隔数年后方能再参加选拔；如无犯罪等重大问题，一律向上升迁，并根据此前的考课结果决定升迁幅度。这个名为“徇资格”的铨选制度在不增加职位数量的情况下使得国家机器在事实上迅速“扩容”，从而把更多的官员预备队稳定在体制内。此外，国家还根据需要创设一些特种考试科目，为那些不甘心论资排辈的才能优异者提供了快速上升的绿色通道。唐玄宗还命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交流任职，从而锻炼他们更为全面的政治能力，并对俸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元以前，各级政府都有一笔名为“公廨本钱”的款项，政府以之为本金发放高利贷，以利息支付官员俸禄。唐玄宗下令将官员俸禄改从国家税收划拨，使得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行更加合理化。
如果说以上的变化都发生于具体领域，那么一项涉及政府运行方式的根本变革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分职设官”是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每一项具体的事务都由专门的行政部门负责，国人熟悉的“六部”制度就是如此。官员进入了某一岗位，他的职权边界是具体而明晰的，在此之外的事务不需他负责。此种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人人有事干”，但却无法保证“事事有人干”。制度规定的事务处理体系必须保持稳定，但社会和政治形势千变万化，很多新出现的行政事务往往不能迅速找到一个对应的职责部门，必须由多部门共同负责。一旦多个平行部门介入，配合就成为问题，难免出现推诿扯皮、职责不清的状况，效率很难得到保证。
唐玄宗是一个务求实效的君主，他不能容忍官僚体系因自身结构的制约而影响效率，一种名为“使职差遣”的制度被推广开来。为了完成一项确定的任务，皇帝指定一名官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全权处置，于是一大批名为“××使”的官员由此成为王朝统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类官员称为“使职”，他们官阶可能很低，原本负责的事务可能与临时承担的任务没有任何关系；一旦“使”字加身，立即具有凌驾于体制之上的巨大权力，所有与之相关的官员都要服从他的调遣，这使得办事效率空前提高。最重要的“使职”集中在经济与军事事务方面，唐玄宗正是依靠这个制度完成了诸如“括户”与建立“节级转运”之类的非常规任务，而驻守边境的“节度使”则能更有效地调动各种战略资源，由此取得边境战争的一系列胜利。
“使职”本来是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即行解职，后来逐渐固定化，并成为官僚机构的主体，甚至连宰相也使职化了。唐初规定，宰相由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集体担任，但至玄宗时代，三省长官未经过皇帝特别授权已不能行使实际的宰相职能，而获得授权者则可能是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使职差遣”标志着中国古代行政体系的编制原则从以职能分工为中心走向以事务统筹为中心的新时代，这一点基本上为以后的宋代完全继承。
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更多的得益于唐太宗对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哲理化发展，那么“开元盛世”的繁荣则根植于唐玄宗在治理手段方面的不断创新。唐玄宗政治的现实主义底色也使得他总是对那些圆熟干练、富于行政才能的官员抱有特殊好感。“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虽然声名狼藉，但很多人忽略了他是一个能干的政府领导者，在处理复杂事务方面具有旁人难以揣测的老辣与周到，致使素怀不臣之心的安禄山对他也十分忌惮。正统历史学家喜欢将唐玄宗的成功与一系列“贤相”的辅佐联系起来，但这些“贤相”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期待，精明的政客与富于手段的实干家才是他们的主要形象。玄宗正是和他们一起，开创了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
创新
唐玄宗对于创新治理手段的热情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还导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这为后世学者认识唐帝国的运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献。但学者们发现，有些典章中记载的制度显得过于完美，以致令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执行。通过对敦煌文书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统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这种怀疑。以均田制为例，历史上最为完备的均田制度成文于开元末期。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一个自耕农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岁后予以收回并重新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但在事实上，当时政府已没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分给农民，均田制已趋于崩溃。唐玄宗时代制度文本与现实的差距究竟反映出什么信息呢？
帝制中国的各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发展已到一个十分完备的阶段。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复杂的历史进程催生出一批更为实用、更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来自游牧部落的习惯引入其中。但是秦汉制度并未废除。久而久之，新、旧、胡、汉制度相互叠加，形成一种特别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官名为例，南北朝后期就形成了职事官、散官、勋官、将军号等几套互不统属的系统，其渊源各异，内涵不同。
从西魏北周时代开始，中国西北部的政治家们开始率先对制度进行整合；及至隋朝统一全国，此种整合已初具规模。唐代继续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运作得十分有效，职事官、散官、勋官等官名体系被集合在官阶制度下，成为标志职权、资历、功劳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号系统。但唐玄宗对此似乎并不满足，他下令由宰相领衔编写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书。这部书将玄宗时期的所有体制内官名囊括其中，详细考证了每个官名的历史演变，并标明其现在的职权、品级等各种内容。史学家对《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书，但又对它的编制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大唐帝国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认为《唐六典》是一部“礼书”、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的唐代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