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一书据说是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职官制度，现代学者多数相信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记录。这部书把诸多官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为每个官职赋予了一种超越实际政治功能的神圣意义。唐玄宗显然是要把这种神圣性引入到唐代的职官制度之中，但却使编纂者们感到万分为难。唐代官制在结构上与西周的六官系统没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组织原则是经过现实政务运作的无数淬炼后形成的最优结构，本来就不是为了体现某种先验的政治理想。在更换了几任主编者后，《唐六典》由李林甫领衔完成，最终采用了以尚书省六部附会周礼六官的折中做法。但我们在这部书中，却很难看到开元时代新出现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变化；作为其论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与帝国政务的实际运行状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百年后，《唐六典》勾画出的政治理念打动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皇帝，使他决心以这部唐玄宗时代的政治经典来整顿北宋的政治秩序。不过有趣的是，当时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功效的，恰好是自唐玄宗时代发达起来的“使职差遣”系统。
唐玄宗的编纂典章的用意由此清晰起来。虽然唐玄宗对于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但不妨碍他通过制度建设去追求一种富于秩序感的超越性政治理念。这种秩序感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与玄宗皇帝作为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息息相关。他还下令编纂了《大唐开元礼》，儒家的礼经从此不再直接指导大唐臣民的礼仪活动，一切都要以《开元礼》的规定为主。唐玄宗晚年益发喜欢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释放这种秩序感，例如改“年”为“载”，改“州”为“郡”，背后都有一套烦琐而精致的说辞。但无论如何，唐玄宗庞大的典章编纂计划成为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来源，许多后来人正是通过这些纸面上的精致文字来想象一个也许并不那么绚烂的盛唐。
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他营造的政治秩序感中，这使他对待实际政务的现实主义态度逐渐失去理性的指导。玄宗从未像唐太宗那样把“节俭”内化为君主的行为规范而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这导致他在局面稳定后迅速走向奢靡。对宰相的信任变成了皇帝怠政的借口，导致了李林甫、杨国忠的长期专权。“使职差遣”的推广虽增加了政府的效率与收益，但并未建立起相应的监督与制衡体制，其恶果之一就是节度使职权的迅速膨胀并逐渐军阀化，这为其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与藩镇割据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巨大的繁荣与一夕而至的巨大灾难，这是唐玄宗时代留给后人的巨大感慨与疑惑。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至更为广阔的时段之中，玄宗时代不仅在唐王朝的历史中具有转折意味，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进程同样如此。在他之前，中国古代文明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分裂与战乱之后浴火重生，秦汉时代质朴有效但也冷酷森严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已经远去；在他身后，印刷术开始普及，能够识字读书的人益发增多，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扩大了社会的流动，国家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开始放松，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事物在唐代不断涌现，统治者仅仅靠总结过去的经验已难于应付。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劫难后还能存在近一百五十年时间，玄宗时代治理手段的创新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再考虑到北宋与中晚唐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重要连续性，这种创新的超前性就更为突出。然而，唐玄宗对理想秩序的追求没有促使他为新创造的治理手段寻找到一套精致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使他执着于对既有制度进行诠释与提升，并展现出相当的复古主义倾向，其结果是使唐代制度成为后代政治人物的楷模之一，其后果则显得益发复杂了。
唐玄宗是一个拥有巨大人格张力的帝王。在他的时代，君主个人的意志、情感乃至风格仍可对整个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开元之治的绚烂中便同时浸润着艺术家的浪漫与现实主义者的精明，而这两种色彩并不总是那么的协调与融洽，甚至也会晕染出巨大的阴影。身处历史的变动时期，唐玄宗的人格张力已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深深嵌入了历史的进程，并在他身后更为长久的岁月里以一种制度甚至文化的形态发挥着巨大作用。玄宗之为玄宗，庶几在此。
范仲淹临危受命
文赵健
庆历年间，北宋已经立国八十多年，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范仲淹总结当时的情势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敌人骄盛，寇盗横炽。”
首当其冲的，是冗官问题。所谓冗，一是人数众多；二是能力庸劣。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规模空前扩大，通过科举就可出仕为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给了宋代读书人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美梦。但是，这也造成官僚队伍的繁冗丛沓。此外，天水一朝对官僚特别是高级官僚格外优待。恩荫制度，即贵族和高、中级官员子弟可以免试做官，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学者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恐不下500人，而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的人数，也不过约360人，恩荫补官的人数竟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有如此多的人进入仕途，远远超过了当时官僚系统的自我更新速度与容纳能力。
与官员众多并存的是官吏素质堪虞，这其实是历朝的通病。立国既久，官僚升迁制度已经严密与程式化，升迁与否，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与政绩关系不大。于是因循苟安的思潮在官场中弥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据主流。真正忧国爱民者想有一番作为，反而会招致同僚非难，甚至排挤。一些重要的管理职位，如刺史、县令之类，也可以靠熬年头、凭资历获得。这种情况导致“不肖混淆，请托侥幸，迁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废堕”。欧阳修曾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郢州（今湖北钟祥）知州王昌运，年纪大了，且身体有病，腿脚不利索，连走路都很困难，每天去办公得靠两个人扶着，就这样颤巍巍地还坚持了三年。“三年之内，州政大坏”。继任郢州知州的刘依，也是七十多岁了，“昏昧不堪”。欧阳修任滑州通判时，寄居在滑州的刘依几次来看望他。每次都问：“中书有一个姓王的参知政事，叫什么名字？”一个知州，连副宰相的名字都搞不清，这也算了，三四次问过就忘，其为政情况，简直可以不问自知了。
官吏尸位素餐不作为，还贪污腐化。北宋政府自从开国以来，直到庆历年间，官吏的俸禄一直没有增加。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中下级官僚的生活日渐窘乏。同时，随着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中下级官僚一任结束，通常并不能立即得到新的任命，而需要等着腾出职位来，即所谓“守选”“待阙”，做官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职位就没有俸禄。本来俸禄就鲜薄，难有积蓄，又不能持续供应，使得很多“守选”“待阙”的官员“衣食不足，贷债以苟朝夕”。一旦等到上任，就千方百计捞钱还债。贪污腐化就是意料中事了。
人民的苦难还不止于此。宝元二年（1039），宋夏战争爆发，延至庆历二年（1042），北宋政府损兵折将，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去大量的兵力物力。而作战对物资的要求，最终都得转嫁到人民身上，都是由人民负担。在如此局面之下，农民、士兵起义风起云涌。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一百多名士卒在王伦领导下起义。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郡（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内忧外困，版图震荡，大宋朝廷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变法图强的时候了。
庆历三年（1043），当西北的狼烟已经暂时熄灭，北宋与西夏正在讨价还价，准备媾和之际，仁宗把目光投向在宋夏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范仲淹、富弼、韩琦一班人，把他们调到中央，出任宰执，主持改革。范仲淹久负人望，早年任职开封府期间，就因为“明敏通照，决事如神”，被京师老百姓称颂：“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一时间，宇内瞩目，希望这群君子能够刷新政治，兴致太平。
但范仲淹是被贬谪后提拔的官员。范仲淹被贬谪，当然不是因为贪污腐化、为非作歹，据当时的一些官僚说，是因为“朋党”。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搞宗派主义。
范仲淹能获得这顶大帽子，是与他的大胆与人望分不开的。八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曾上书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而吕夷简反依仗权势，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结果，范仲淹被贬出京。曾为范仲淹鸣不平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也遭贬逐。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不当遭贬的诸位为君子，痛斥谏官高若讷不能秉公力争。这篇文章影响相当大，“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恰好契丹使者在首都开封，买了带回现在的北京，还造成了较大影响。就是景祐三年的这次斗争，挑起了北宋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
但是，范仲淹从政以来在中央，在地方，特别是在西北战争前线的耀目政绩，已经将“朋党”的指摘遮蔽，仁宗皇帝已经暂时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去了。
改革未成身先殆
庆历三年九月，临危受命的范仲淹应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点改革主张。上书虽是出自范仲淹之笔，但其中的改革思想与措施却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共识。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这些措施的绝大部分经过仁宗皇帝的首肯，以诏令的形式次第颁布施行。
这十条措施分别是：（一）明黜陟。改变只重资历、不问实绩的官员晋升机制，以“约滥进，责实效”，以期政事修举。（二）抑侥幸。对恩荫加以时间等条件限制，不允许官僚为子弟“陈乞馆阁职事”。“馆阁”主要是藏书机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机要位置，但时人认为是储才之地，“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不可轻授。通过抑制恩荫数量与职位，“革滥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即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兴办学校，注重教育。（四）择官长。通过层层荐举的方式，选择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五）均公田。在外为官者，给予“职田”，弥补俸禄之寡，使其生活“丰足”有保障，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六）厚农桑。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抵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七）修武备。面对边防紧张、重兵戍边的形势，面对冗兵耗费国家大量钱谷的事实，发展民兵，平时生产，冬闲训练，寓兵于农。（八）减徭役。精简合并机构，减少百姓“义务劳动”的时间。“并合县邑，以省徭役，庶宽民力”。（九）覃恩信。赦书内宣布的恩泽，即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十）重命令。改变过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理顺各类规章捍格抵牾的关系，对有法不依的官吏给予严惩。
钱穆先生总结说：“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为澄清吏治，范仲淹亲自审察地方官吏才干，尤其重视对负有监察州县之权的“监司”长官的沙汰。范仲淹还派出按察使到各地进行按举，他任命的提点江东刑狱王鼎、转运使杨纮、转运判官王绰就因为竞相揭发官吏的“至微隐罪无所贷”，惹得当地官员怨恨不已，将三人“目为三虎”。事情传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兴了。
从整顿吏治下手，无疑是啃硬骨头，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组织者对此应是了然于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欧阳修曾对仁宗上书讲了这样一番话：“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而这担忧，却一语成谶，不幸言中。
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众口呶呶，声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异，彼时改革的反对者直接指责庆历新政具体措施的言论并不多。这其实不难理解，新政是拿官吏开刀，利益受损的，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官吏。他们的内心，肯定是以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还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观察，都是无可指摘的，是正确的。除反映个别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扰民问题外，利益受损的官吏无法也不能公开表达不满。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们既不能公开反对，便另辟蹊径，从人事下手，步步为营地对新政组织者与支持者进行打击。封建社会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台，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于是，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范仲淹一派成员的人事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