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者”李斯
文李远江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别师门
公元前247年，已经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老师到秦国去。
临走那天，老师荀子问李斯：“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呢？”李斯回答说：“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
李斯的回答很干脆，毫不掩饰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对于秦国，荀子并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样是经不住强秦的吸引，荀子一扫“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主动跑到秦国游学。在秦国，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上了。当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补秦国“霸道”之不足时，秦昭王嘴上连连称善，却始终不肯用荀子。
与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阳不再是偶然，而各种饱学之士更是争相入秦。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投身显贵门下，继续游学。与秦国的门庭若市相反，东方各国的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时移则事易，面对学生西入咸阳，荀子倒也不觉唐突。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说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国实现自己未竟之愿呢！然而，高兴之余，荀子又不免忧虑。一方面，秦国有不修儒道的传统，倘若李斯不善变通，难免会遭遇自己同样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李斯太过灵活，毫无原则地曲意迎合秦国的传统。
见李斯心意已决，荀子也不强留。只是再三叮嘱，勿违为师之道。李斯遂拜别师恩，一路向西直奔咸阳。
士途还是仕途
荀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初入秦国的李斯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李斯风尘仆仆赶到咸阳，正逢秦庄襄王新丧，新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是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商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太多经验。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战国四公子，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极盛时期，其门客多达三千余人。秦王年幼，尚未亲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李斯只能投靠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舍人。
吕不韦的相国府俨然一座稷下学宫，各种流派的学者文人汇聚一堂，或著述，或辩论，好不热闹。吕不韦倒也礼贤下士，经常光临辩论会场，聆听学者们的思想交锋。后来，吕不韦将门客们精彩的言论编撰结集成为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后话。李斯初入相国府，虽然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无忧，既可以参与学者间的辩论，又可以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像老师在稷下学宫那样“不治而议论”，同样可以影响秦国的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并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舍人，他选择了一条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尽管相国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备大师级水准的人却少得可怜。李斯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论辩之宏富，远非其他门客所能比肩。不久后，吕不韦就发现了李斯，任命他为郎官，名义上是保卫秦王嬴政的安全，实则为吕不韦安插于秦王身边的眼线。
李斯对这个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间，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这一刻开始，它将告别过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还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并不违背老师的儒道，荀子自己就当着兰陵县令。但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始终坚持君臣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的关系。荀子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臣之道“从道不从君”，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尽管荀子一再告诫“勿违为师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违背师门的选择。李斯仔细地考察着尚未成年的秦王，发现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一心要实现伟大抱负。于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其游说之术堪称绝伦。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国，引导秦王以儒术治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悦秦王。
李斯对秦王说：“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
寥寥数语，直指嬴政胸怀，纵论古今，不离秦国霸业，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秦王心里，遂任命李斯为长史。李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思路，趁着嬴政年幼，多教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弥补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来，王道虽好，苦于见效太慢。孔子做过一项保守的估计：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国，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让天下归仁。三十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彻底放弃了荀子的王道，选择了立竿见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后立即给秦王上了一个瓦解六国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的重要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想尽办法把他们杀掉。等诸侯国君臣关系被离间后，再派良将去攻打。
如此阴毒的斗争手段，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权术。
韩非之死
无独有偶，同为荀子学生的韩非也从儒家出发，最终走向了法家，甚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李斯的同窗师兄。与李斯的平步青云截然相反，韩非回到韩国后，因为韩王的猜忌，一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写下了许多探讨治国之术的文章。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人性恶”的观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甚至认为，对老百姓只能实行“愚民政策”，主张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尤在禁绝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学习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级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韩非尤其反感知识分子，指责“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应该连同侠客一起彻底消灭。
韩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国的政治传统，当秦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李斯听到这话，立即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于是，秦王不惜发动了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与秦王相谈甚欢，但还没有马上信任他。这时，李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韩非之死的记载过于简略。司马迁认定李斯是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理由很简单：妒贤嫉能。不过，司马迁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事实上，秦王灭韩的计划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为欣赏韩非而彻底放弃。如果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事情属实，则主张杀死韩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贾，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样，李斯都是杀害韩非的实际执行者。区别仅仅在于，他是主谋还是从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即使韩非按律当诛，李斯也应该念在同门之谊而选择回避。以他在秦国之地位，申请回避应该不会影响其仕途。韩非之死，让李斯在秦王面前赚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评，但他也再次背离了荀子谆谆教诲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书令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后的秦国完全按照韩非的轨道高速的运行着。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灭魏；前224年，秦灭楚；前222年，燕赵残余俱亡；前221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两千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草的。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
文张景平
祥瑞
开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长安城内主管天文事务的官员向唐玄宗奏报，预计在当日发生的日食没有出现。重大天象的误报无疑是一场因历法讹误而发生的严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长安城，没有官员因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处罚。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语气热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贺，并建议将此事载入史册。玄宗皇帝答应了这个要求，此时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个月。
回顾唐玄宗的即位，也与一场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关。公元712年秋天，一颗彗星划过夜空中据说是象征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决定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攘除一场可能不利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灾难。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踌躇满志的儿子与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骤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发动了长安城近七年内的第三起宫廷政变，太平公主被迫自杀，由此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由女强人左右中枢政局的状况。
然而唐玄宗很快发现，帝国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自武则天时代结束后，帝国的政治走势并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风弥漫宫廷内外，朝堂上下充斥着野心家与投机分子。经济固然没有崩溃，但自然灾害频发，因土地兼并造成的农民逃亡逐渐增多。西边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东北方面的契丹不时骚扰边境，有时甚至发动大的进攻，而帝国的军队并没有战之能胜的把握。
现实的混沌与不安往往会促使人们回忆历史，强盛开明的“贞观之治”在8世纪初引发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复“贞观故事”的呼声不绝于耳。史官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此种时代氛围的集中体现。这部以对话为主的著名史书采用分门别类的方式，将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观点编排为一本极便翻阅的手册，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作为全书纲领的首章《君道》，开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独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骄奢。此时《贞观政要》还没有面世，玄宗却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齐之决心，符合了多数臣民对他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