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北方县城盛行街头卡拉OK。乡下年轻人到县城工厂就了业，一边被按捺不住的激情驱动，一边警觉地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有些茫然，分不清哪是梦想哪是现实，不知该怎样融入眼前的生活。卡拉OK摊点沿着县城街头延伸下去，宛若或明或暗的篝火，歌声此起彼伏，饱含对命运转机的欣悦，道路和远方构成了一支嘈杂的大合唱。夜色中，他们歇斯底里地唱，不是表演，是表达，像一棵走过严冬的树，开始舒展枝叶扬眉吐气。
这是1993年的北方县城。我总算走出乡村，成为县城郊区一家工厂的职工。外面的世界都是陌生的。我对这个陌生的世界充满了热爱。白天在工厂车间上班，下了班就到厂区前面的马路上散步，从一个卡拉OK走向另一个卡拉OK，在喧嚣中保持沉默。散步成为我品味新生活的一种方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无法接受散步这个概念，觉得这对一个乡下人来说是矫情造作的。当我日渐习惯县城生活，偶尔在故乡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一走，仍能察觉到村人异样的眼神。我理解他们。他们把积攒的所有力气都用在应付生活上，劳作与劳累才是过日子的常态。这让我想到那些以散步姿态游走乡间的所谓文人，他们以审美眼光看待乡村物事，忽略了更为真实的汗水和泪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我开始在县城郊区学习散步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一条更为艰辛的路已从脚下铺向远方。不同的青春，共同的异乡，街头卡拉OK随处可见，《小芳》、《潇洒走一回》、《谢谢你的爱》、《来生缘》、《想要有个家》……唱得声嘶力竭南腔北调。在异乡的夜晚，除了这般发泄，还有什么方式更能契合乡下年轻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与表达？
一个女孩在唱《潇洒走一回》，她每天晚饭后都在邻厂门口的那个卡拉OK摊点唱这首歌。我每天都去听。我看不清她的脸。她高，瘦，有着飘飘的长发。她的歌声并不优美，但她唱得投入，动情，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们同在一家工厂，她是另一个车间的缝纫工。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莫名地相信，她与我心目中最美好的事物相关。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去同样的地方唱同样的一首歌，她不曾察觉，人群中有一个人沉浸在她的歌声里怅然若失。我始终没有勇气主动跟她说一句话。后来有一天中午走在厂区，我上班，她下班，迎面相遇了。同事告诉我，这就是那个唱《潇洒走一回》的女孩。阳光下，我们擦肩而过，我只是迎面看了她一眼，长久以来的美好念想就被击碎了。那是一张怎样空洞的脸啊，浓妆艳抹，火眼金睛，夸张的表情，很难与那些夜晚的沉郁歌声联系到一起。她不是一个素朴的人。我觉得自己看错了整个世界。那次相遇，让我对朦胧物事从此有了一种本能的质疑。一段假想中的情感，水一样漫过心头，很快就了无痕迹。
我对陌生的县城生活过于专注，可是我仍然看不清它。看不清这个世界的，还有那些从乡下进入县城的同龄人，他们兴奋又苦闷，有些慌乱有些不适，被生活裹挟着，踉踉跄跄，走了很久也走出很远才突然明白身后的物事。到那家工厂上班不久，我就被工人罢工的历史吸引和感动了。
那家工厂在县城东郊，厂房覆盖一片黄色琉璃瓦，透着既古典又现代的气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北方县城，应该说是难得一见的花园式工厂。它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是小县城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工厂产销两旺，效益却连年亏损，根源终于被挖掘出来，因为日方代表的暗箱操作，购买原料的价格被抬高，产品出口时价格被压低，两头在外，工厂生产形势越好，亏损的窟窿就越大。“病灶”一揭开，迅速引燃罢工事件。在1992年，中日合资企业大罢工，是一件逆流而上的事情。职工们不吵，不闹，不游行，只是集体静坐在工厂办公楼前，要求有关方面给个说法。罢工持续了三天，工厂经营的真相一点点浮出水面，日方投资者灰溜溜地逃走了。作为县城的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在罢工抗争中获得新生，屋顶的黄色琉璃瓦被一场大雨冲洗得清亮洁净。我不曾亲历那场声势浩大的罢工事件，后来当我动手写作工厂创业史的时候，特意采访了很多当年罢工的亲历者，他们以革命者的姿态，深情地回顾了当时的情景。有个细节印象尤深，工厂旁边村子的老百姓得知工人在罢工维权，把家里的猪宰杀了，猪肉从院墙直接抛进厂区，以这种方式声援工人的正义壮举。若干年后，当我在别处亲历招商引资和征地拆迁的冲突时，格外怀念那场不曾亲历的罢工事件。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大家有着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底线和愿景。
刚进工厂的时候，我在羊毛衫车间当维修工。我们八个学徒工，跟着同一个师傅学艺，别人很快就出徒了，唯独我始终不具备独立作业的能力。在机械维修方面，我是一个不开窍的人，师傅手把手地教，我都学不会，更别说什么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了。我不敢独自值班，数百名纺织女工，每人一台设备，每时每刻都可能出现故障，我怕因为自己维修技术的不过关，耽误了别人的工作。让我感动的是，工友们给了我最大限度的宽容和包容，每逢我值班，机器设备倘若遇到故障，她们都是自己动手维修，不让我为难和尴尬。在她们看来，一个写诗的人不会维修机器是正常的。她们以最素朴的方式鼓励支持了我。上班时我独自躲到车间的某个角落，伏在一条长凳上写诗，工友们从不轻易打扰我，偶尔过来聊几句，也是一副小心翼翼的神态。我把写下的诗文与她们分享，有人很快就能通篇背诵下来。那时我疯狂地迷恋写诗，每天都沉浸在诗歌里，有时睡梦中被一句诗触动，随手摸过枕头底下特意备好的纸片，并不睁开眼睛，在黑暗中梦游般记下那些诗句，然后塞到枕头底下。宿舍里住着十六个工人，荷尔蒙气息，臭脚丫气味，混杂成了一种说不出的氛围。舍友知道我的枕头底下总有纸片，早晨时常把手探到我的枕头底下，顺手把诗稿拿走当作了手纸。有几次，我把写了诗句的纸片攥在手心，他们就从枕边的书上撕走几页。我哭笑不得。他们不以为意。后来，宿舍调换了，八个人，全是搞技术和跑业务的，他们从未动用我枕头底下的诗稿，也不撕书，他们每天晚上都打麻将，宿舍里烟雾缭绕，麻将声永不疲倦。我坐在上铺，读书，写诗。那段时间，锻造了我在嘈杂环境里不受干扰安心写作的能力。再后来，我调离生产车间，到工厂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办公室的套间成为我的单身宿舍，总算拥有了一个人的独立空间，诗稿可以随意放置，床头的书也可以摞得老高，再也不必担心别人伤害它们。那些独处的夜晚，真让人珍惜和怀念。有时读书写作熬到下半夜，我也会像夜班工人那样，拿着饭盒去食堂打一份加班餐，吃份热乎乎的馄饨。那些清水里的馄饨，有着百般滋味。从宿舍到食堂大约五百米的距离，夜辽阔，满路都是馄饨的味道，还有野草拔节的声息。
放下手中的管钳，拥有一张书桌，这是我在县城工厂时的梦想。我的梦想很快就实现了。一张书桌，意味着生存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从此拥有了一方耕耘的领地。夜里，我独自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觉得自己是一个坐拥世界的人，常常忍不住就淌下了眼泪。
我渐渐地爱上了散步。从工厂往北，大约走两三里的路，有一座桥。站在桥头回望来时的路，一片模糊。抬头向前看，县城的灯火隐约闪现，仍然是一片的模糊。我不知道，是否该以散步的姿态继续走下去，向着那片隐约的灯火，以及比灯火更远的前方。每次，都是一番犹豫之后，我又循着原路回到工厂。这样的散步几乎是每天都在重复的，有时候在一天之内会重复好多次。我记不清究竟徘徊了多少个来回，只记得在工厂与桥头之间，我走来，又走去，反反复复。我说不清楚散步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每天都被散步折腾得筋疲力尽。这种疲惫让我保持了内心的宁静。一种我所向往的有秩序的生活，恰恰是以无序和不可把握的状态渐次呈现的。我是亲历者，也是旁观者。生活像一面破碎的镜子，每一粒碎片中都有一个完整的自我。
那时最开心的事情是食堂里杀羊。掌管工厂食堂的，是一位姓胡的师傅，矮矮的，胖胖的，据说是特级厨师，大家都称呼他胡总。胡总是不轻易下厨的，除非厂里来了特殊客人。到了冬天，胡总隔三岔五就招呼我们几个相熟的年轻人去喝羊汤。羊是胡总亲自动手杀的，羊汤也是胡总亲自熬的，从一只羊到一锅羊汤的整个过程，胡总全是一个人操持，不放心任何人插手代劳。他从乡下把羊买来，并不马上宰杀，拴在食堂的门口喂养一段时日，这只被展览的羊很快就成为一个话题，熟识的人见了胡总，总要催问什么时候动手，胡总眯着双眼，并不作答，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一天又一天过去了，不同的人都在重复着对羊的关心，甚至，那只拴在食堂门口的羊，也渐渐失去了继续等待下去的耐心，不愿再容忍这份拖沓和煎熬。在某个早晨，胡总操刀上阵了。他的杀羊动作据说很专业，我不曾亲见。我只记得常常是在某个寒冷的中午，我们会被胡总招呼到食堂的简陋雅间，围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羊杂汤坐定，很快就响起了一片喝汤的唏嘘声。一只羊，经由胡总的手，被制造出了万种风情。喝完羊汤，抹一抹嘴，有人慨叹：“羊味很足，不愧是特级厨师。”众人笑，随声附和，半是玩笑半是认真。羊汤喝光了，盆底显露出来，有人一声惊叫，发现了盆底沉淀的一层羊屎，像一粒粒珠子，光滑，饱满。怪不得羊味这么足呢，有人一语道破天机。
工厂里还有一位师傅，是从上海聘请的印染专家，姓谷。从背影看，谷师傅与食堂的胡师傅有些相仿，也是矮矮的，胖胖的。不同的是，谷师傅有一张白净的脸，脸上看不出丝毫的烟火气息。他住在厂区的贵宾楼里，每天黄昏总是一个人背着手，在楼前的小花园里走走停停，像在想什么，又像什么也没有想。偶尔，会看到他在街头卡拉OK那里唱同一首歌：“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我记住了这句歌词，记住了谷师傅唱这首歌时的表情，蹙眉，低首，脸呈忏悔状。那年夏天，他的女朋友从上海来看他，黄昏时分在小花园里散步的就变成了两个人，他们手挽着手，相依相偎，旁若无人，成为厂区的一道风景。谷师傅的女友并不漂亮，但她有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气质。她来自上海，带着大都市的陌生气息。那时不用说大上海与小县城之间，即便县城与乡镇之间，也是有着巨大反差的。户口是差异的标签，标示着一个人的命运，农家孩子读书考学，大多是为了把户口迁到城市。
宿舍在办公楼的一楼，距离工厂传达室仅有一百米的距离。时常是在午夜，我坐在桌前读书，传达室传来女工的笑声。一个门卫，还不满十六岁，身材魁梧，长着一张俊朗的脸。据说他初中还没毕业，跟着镇上的某位高人习练武术，然后就到这个工厂当起了门卫。他的名字与唐朝大诗人杜甫谐音，究竟姓什么谁也不曾问过，厂里的人都喊他“杜甫”。杜甫不会写诗，但是他懂感情，会恋爱。我留意到，传达室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女工的说笑声，而且主角时常变换。有人做过统计，在这家接近千人的纺织工厂，年龄最小的杜甫是谈恋爱最多的人，在一年的时间里他谈了十多个女朋友，平均不到一个月就换一个。没有文化的杜甫，并不成熟的杜甫，何以深得女工爱慕？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原因很简单，杜甫是习武之人，他能够给人安全感，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从乡下到了县城，置身一个陌生的现实环境，内心最需要的，不是文化认同，是最起码的人身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