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楼走廊的尽头，在临近洗手间的地方，是大学生专用宿舍。四个纺织专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了县城的这家工厂。他们上班下班，独来独往，像孤独的鸵鸟。工厂尊重知识分子，没有安排大学生住到职工宿舍楼，在办公楼单独腾出了一间屋子，给他们提供一个便于学习的清静环境。自从大学生住进办公楼，洗手间变得脏乱不堪，下水道时常就堵了，整个走廊里飘着一股烂白菜味。终于有一天，有人循着异味走进大学生宿舍，四个人的居住空间，惨不忍睹，俨然一处荒芜的垃圾场。他们心怀天下，不屑于清扫和打理一间房屋，这让我想不明白，工厂的很多数人都想不明白。然而大丛是不以为然的。大丛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纺织专业。他姓丛，身材并不高大，反而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不知因何被喊作“大丛”。大丛一般不与别人说话，自从分配到了这家工厂，他按时上班，准时下班，满脸的漠然和无谓。相互熟悉了，我才知道，他无法容忍自己从农村考上名牌大学，毕业后竟然被打发回了老家县城。他觉得自己流落到这里，是个滑稽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必须纠正，现实必须向他道歉。他在县城工厂忍辱负重地工作，为的是等待现实向他道歉的那一天，他已经做好了原谅和接受命运的纠错之举。他不知道是谁造就了这个错误，应该怨恨谁，时常对着天空咬牙切齿，一双愤怒的眼睛似乎要把天空盯出一个洞。他对着天空自言自语，我没有听清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他对着天空自言自语时的严肃表情，让我对他有了几分理解。曾经，我特意尝试着与他交流沟通，最终却没有找到共同的语言。我们两个人的心思都在别处，住在同一层楼房里，各自孤单着，不愿走向彼此。我在现实面前节节败退，渐渐学会向现实妥协，习惯了与困难和解。大丛与我的最大区别，是他不屑于自己之外的任何事物，他的心中有一把尺子，他固执地相信和执行自己的尺度，丝毫不理会别人的眼光。每个周末，他都会到我的办公室给女朋友打长途电话。他的女朋友家在烟台，他每次给女朋友打电话的时候总会表现出一种罕见的温柔和拖沓。后来他的女朋友来过工厂一次，很清秀的一个女孩，并不漂亮，有一种柔弱的美。大丛找到我，吞吞吐吐大半天，我好不容易才听懂他的意思，他想借我的单身宿舍用几天。我犹豫片刻，答应了。我住到大丛脏兮兮的宿舍，原本属于我的空间，暂时成为大丛和女友的二人世界。我有些难过，想到了很多。在县城工厂的两年，我始终没有恋爱，那时心比天高，总是渴望远行，渴望一个人去流浪。我庆幸自己终于离开了农村，成为县城工厂的一名职工，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心在别处，在更远的远方，一个未知之地。事实上那几天大丛更难过，他的女朋友来工厂看他，是一次为了道别的相聚——她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的爱情，因为大丛的农村出身，也因为他目前在小县城的工作。他们无力改变现实，无法扭转父母的固执态度。我记得大丛的女朋友离开工厂时两眼红肿，几乎哭成了大白兔的眼睛。从那以后大丛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更少与人说话，甚至不用眼睛正视别人。每天的午夜，他端坐在宿舍门口，抱着一把吉他放肆地弹奏，他的弹奏有时紧凑有时舒缓，更多的时候是杂乱无序的。他坐在长长的走廊尽头，一个隐约的影子，忽明忽暗。好几次我去洗手间从他身边经过，他旁若无人地拨弄着吉他，我看到他的脸上淌着两行清泪。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大丛，理解了这个一腔热血的青年。大丛很快就辞职了。他离开工厂前找到了我，他说只与我一个人告别，对借用单身宿舍的事情仍然念念不忘。我没有惋惜也没有挽留，我觉得他是该走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一个有梦想的人应该永远在路上，拒绝归宿，归宿只会是一种伤害。若干年后当我从县城来到这座滨海城市，几经跳槽，去公安局办理落户手续的时候，居然邂逅了大丛。他也在办理户籍手续，是从这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他仍然没有结婚，一个人在打拼。当年他从故乡县城追寻到了这个城市，最终也没有挽回他与女友之间的爱情。我们没有叙旧，匆匆地客套几句，就匆匆地作别。或许，彼此都不想碰触往事，对那些看似尘封的往事都有一种特别的小心翼翼，怕多说一句话就惊扰了那些早已落定的尘埃。
与大学生的处境形成对照的，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兔毛贩子。据说他刚开始贩兔毛时瘦得像一根麻秆儿，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南腔北调地吆喝收购兔毛，然后倒卖给工厂赚取差价。时日久了，他的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与工厂的合作关系也越来越牢固。后来他就不再亲自去吆喝了，雇佣几个人，穿街走巷去做他以前做过的事情。再后来，他只需待在县城里，乡下不同渠道的兔毛贩子就源源不断地把兔毛汇聚到他的手中。他俨然成了兔毛收购领域的领军人物，只要咳嗽一声，全县的兔毛贩子都会患上感冒。几年的光景，他已大腹便便，开始用鼻音说话，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工厂门口的小商铺是不能忘记的。那时我抽烟厉害，工资常常维持不到月底就花光了。小商铺老板个头不高，精明干练，敢于赊欠货物给我们。特别是烟，那时工厂的男职工大多把抽烟当作一种时尚，一块零一毛钱的“宏图”，一块五毛钱的“双马”，是普遍抽的香烟牌子。经常是下了班，老远就朝着小商铺喊：“老板，来盒双马。”老板就会迅速地抽出一盒烟，远远地抛了过来。烟接住了，然后财大气粗地回一句：“记我账上，月底一起算。”“一块五”，老板一边大声重复着，一边低头在一张硬纸板上记了下来。这些密密麻麻的记录不清的账目，常常需要我们用大半个月的工资去消除。也有消除不掉的账目，有的工人赊欠了一大笔款，辞职后偷偷地溜走，从此杳无音讯。小商铺老板的情绪会低沉好几天，再抛烟给我们的时候先咕哝一句：“账该结一下了。”我们并不理会，他也不介意，兀自咕哝一声，仍然是记账。他当然知道，对于我们这帮子人，如果不赊账，他的货就难以卖得动，做生意，总是要有风险的。“人不能因为可能摔跤就不走路。”有一天我问他那么多呆死账为什么还敢赊账的时候，他这样说。我永远记住了他说过的话，这个经营小本买卖的人，说出了人世间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一个人，不能因为可能摔跤就拒绝走路。其实摔跤是内在地构成走路的一部分，只是我们人为地把这一部分剔除了，并且缺少正视的勇气。这个朴素的道理，我在以后的行走中，一直记在心里。
工厂旁边的村子，村支书坐的是奔驰车，手里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那个年代盛行报告文学，我在一本杂志封面见过村支书的风采照，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模式：坐在锃亮的老板台前，一手擎着大哥大，一手夹着香烟，一副正在联系业务的深沉样子。那个时候县城周边的村子，因为土地被征用，有点一夜暴富的味道，钱多得不知该怎么花。有的村子不肯坐吃山空，卖了地，收了钱，搞起了村办企业，最后的经营结局都一塌糊涂。那个工厂所在的村子，村支书脸膛红润，时常穿一身绿军装，看上去有些威严。村支书很少说话，开口说话的时候，字是逐个地从嘴里往外蹦的，经常蹦出了这一个字，下一个字不知需要间隔多长时间才肯蹦出来，耐性不够的听众，简直会在他蹦出来的两个字之间窒息。性格急躁的，甚至会萌生一个念头，用手指探进村支书的嘴巴，把他含在咽喉迟迟没有说出口的那个字，直接抠出来才肯罢休。村支书每天上午九点都会准时出现在工厂大院里，好像是工厂的特聘人员，又仿佛是因为工厂占用了他村的土地，他无法改变每天都要沿着村子转悠一圈的旧习。他在工厂大院里转悠一圈，然后就到工厂办公室坐定，基本不开口说话，偶尔干咳几声，或者从嘴里蹦出几个字，抽烟，喝茶，然后再抽烟，再喝茶，一直到中午，工厂里不管来了什么客人，他都跟着去陪客，酒桌上一直是坐在固定的边陪位置，他戏称自己是专职“三陪”。如果工厂哪天没有客人，村支书就会做东请客，张罗着我们一起去捧场。他酒量并不好，据说每天必须要喝一点，否则会很难受的。中午他喝了酒，下午就不见了踪影，究竟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巨变似乎是发生在一夜之间。工厂并没有成为职工们梦想中的“铁饭碗”，当初进厂工作时他们以为从此可以将一辈子的生存问题寄托在这里了，一个人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埋头劳动。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迅疾变化的年代，如何应对和适应这个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现实环境，并且在这个现实环境里谋求生存和发展，委实是一个问题。那些与县城保持了同样品性与节律的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巨变就发生了——企业改制，过去同吃同住同工的人，一夜之间有了身份差异，有的成了承包者、企业家，有的成了雇佣者、下岗者。原本相仿的生活，差距突然拉大，并且越拉越大。而在这种巨变发生之前，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罢，我已经成为县城工厂的“逃离者”——后来我才明白，那段看上去还算安静的青春岁月，其实是在积蓄某种力量的，直到有一天这种力量突然涌动起来，让我无从选择无力招架，于是青春被改变了。接下来的事实是，1995年的9月，我在县城工厂参加工作刚满两年的时候，毅然辞职外出求学。当我几经辗转在一座滨海城市定居以后，曾经回过几次县城工厂，见到当年熟识的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和距离感。相聚，喝酒，回忆过去在工厂里共同经历的事情，却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具体的细节，这些“成功”的时代弄潮儿，都在忙着向前走向钱看，感情不咸也不淡，疏于回忆和言说。无论现实怎样变幻，他们都懂得营造属于自己的风调雨顺的小天地小气候，丝毫没有了当年从乡下刚到县城时的茫然和青涩。他们看透了生活，深谙现实的“软肋”，具备一种越来越娴熟的操控生活和现实的能力。某某成了政协委员，某某成了人大代表，某某的工厂规模超常规扩张，迁出工厂大院到外面自建了新的工业园，圈了一大片土地……而当年工厂里的更多职工，在为柴米油盐奔波，用全部的心力招架生活。这些卑微的生命，像一株株昙花，绽放与凋落都在不经意的瞬间，彼此偶尔想起和谈起，谁都不曾真正在意。所有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涌动在县城的表情之下，不管情感怎样地冰冷和凝滞，生活终将继续。
去年回乡，路经县城的那家工厂，我特意进去转了一圈。工厂早已破产了，整个厂区一派荒芜。当年这里属于城郊，因为县城的不断开发与膨胀，工厂所在的地方已经变成一个繁华地段，据说有开发商盯上了这块地皮，准备大兴土木。我在工厂院子里下了车，内心酸楚。这是我曾经熟悉的工厂么？这是曾经收留我的青春梦想让我走来又远去的工厂么？我蹲下身，想辨认我曾经留下的足迹，一层细细的尘埃覆在地面。宿舍楼前的花圃里稀稀疏疏地种了几棵玉米，干瘪的玉米棒子了无生机。我举起相机拍照，年幼的女儿有些不解地看看那些玉米，再看看我，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拍那些并不美丽的景色。办公楼被改造成了简易旅馆，我曾经的办公室和宿舍的窗玻璃上贴满“特价房”、“钟点房”之类的广告语，字并不齐整，这让我的心里更加缭乱。工厂门前的路拓宽了，车辆如织。我不知道这条路是通往哪里的，我曾经在上面散步，遥望万家灯火，徘徊又徘徊。我知道，我和这家工厂彼此都已不敢相认，我们无法接受彼此的改变，我们在试图改变什么的过程中，却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无力把握自身的命运，这是我们的共同遭遇。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那些县城工厂的往事，那些最初出发的地方，那些沿途的驿站，我一直不忍去碰触它们。我把它们安放在内心的某个角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越来越没有了打开它们、面对它们的勇气。被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裹挟着，我更珍视的是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遇，一些温情的细节还原为最珍贵的青春记忆。然而我又是矛盾和纠结的，作为一个拥有怀旧情结的人，我的怀旧很少涉及具体情节，那些过往的物事大多幻化成为一种气息，在内心弥漫着，我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却说不出它们。曾经，我以为1993年的县城工厂生活是一段不曾融入的生活。当我走过了一些路，经历了一些事，渐渐变得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才终于明白那段岁月是真正用心度过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血肉相连的生活，并不需要所谓的“融入”。后来，则是另一些岁月了。我们拥挤在疾驶的时代列车上，不愿中途下车，又想伸手抓住沿途的一点什么，时刻保持了一种融入生活的姿态，其实仅仅是从生活的表层轰隆隆地走过。
我们都是过客。匆匆过客。两手空空的过客。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然而我接受它，并且满足于它。我时常想象，若干年后当我日渐苍老，会回到生养过我的乡下老家，回到最初出发的那个地方，过一种不被别人赋予这样或那样意义的日子，简单，心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大自然保持同样的节律。在异乡的天空下，我才知道故乡的好。
列车疾驰。暮色苍茫。城市和原野都变得遥远，一盏向后飞奔的灯火让我备感孤寒。慢下来，成为一个艰难的梦想。我已听不到道路和远方共同构成的激越嘈杂的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