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大楼的对面是一片广场。广场很大，种植了名目繁多的草木。来自不同方向的人，在草木之间散步，闲聊，或者在空地上跳舞，打太极拳。偶尔也会见到几个从机关大楼走出的人，他们走向广场，若有所思的表情很快就被人群淹没了。
他时常去那个广场散步，有时会在某个僻静的地方坐下来，与机关大楼相互对视着。夜色中，机关大楼像一个刚刚谢幕的舞台，更加显出几分神秘。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这栋大楼的某个房间，有时像个演员，有时又像个导演。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他清楚自己仅仅是一个庞大机器上的微小零件，在一种惯性中运转。每当想到这种机械式运转对某些物事可能造成的忽略和伤害，端坐在机关大楼某个房间的他，心事比整个大楼还要沉重。
机关大院宽阔、洁净，人来人往。他走在院子里，时常会看到草坪上有七八个农妇，头上包着围巾，蹲在草坪中松土，修剪草叶。她们低头劳作，很少抬头看一眼从身边走过的那些人。她们知道，来这个大楼上班或办事的人，是与己无关的。就像他们从来不曾留意过她们一样，他们心里装满一些别的事情。中午下班时，他偶尔会看到她们每人拿着一棵大葱，坐在草坪上吃冷馒头，脸上写满了自足，简单。她们是这个工业新城的失地农民，耕地被占用后，得到政府的关照来到机关大院里打工。每次从她们身边走过，他总会放慢脚步，或者假装查看手机，在那里停驻一会儿，默默地看着她们吃冷馒头，一辆又一辆的轿车从身边快速闪过。短暂的瞬间，在这被人忽略的方寸之地，他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场”，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他说不出它，但强烈意识到了它的存在。他站在离她们最近的地方，抬起头，看到蓝色的天，庄重的机关大楼，还有楼前那片开阔的广场。
那天在机关大楼里值班，电话响了，他刚拿起话筒，电话那端就传来一个含混不清的女声，从语调明显听得出，她是在发牢骚，至于究竟牢骚了些什么，却听不太清楚。她劈头盖脸地发了足有两分钟的牢骚，不等你有什么反应，啪地挂断电话。他感觉莫名其妙，身边的同事淡淡地说，别理她。看得出，他们对这个电话已经习以为常。很快，电话又打了过来，同样的女声，同样的语调，同样的方式，劈头盖脸地发一通牢骚，然后啪地挂断电话。这样反复了三四次，同事终于开始解释说，那女人是望庄的一个疯子，隔三岔五就给政府值班室打电话，是受了别人在背后的指使和怂恿，已经快一年了。同事说这话的时候，平淡，从容，不动声色。他觉得难受，太多的疑问堵在胸口。假若那女人果真是一个疯子，那么她是为什么疯的？疯了的她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来宣泄？她要宣泄什么？这些疑问，有谁会关注，该由谁来关注？她直截了当地发牢骚，毫不犹豫地摔电话，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态度，也不需要你的所谓理解，这里面是否包含了某种彻底的失望？没有人去关心这个电话以及电话背后的故事，大家把它当成饭后茶余的一个玩笑来讲述。或许某一天，那个疯女人不再打这样的电话，那将意味着她的死去，消失，或是疾患的痊愈？她对待社会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待她的态度，是一个不该被忽略的问题。每个人总是把社会理解成自己所理解的样子，那个陌生的疯女人是这样，这栋机关大楼里心智健全的人也是这样。真相究竟在哪里？
那个夏季恍若一梦。正午的阳光像从某个无从把握的虚空里流泻下来。他一步步地向着医院病房走去，他的弟弟正在住院，轻微脑震荡，是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打的。四个人，手持铁棍，一阵狂乱地打，然后四处逃窜。他不理解这样的事情，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也许，他更适合生活在书房里，可以品味任何人的内心冲突，却不能容忍现实中哪怕一点点的伤害。接下来该如何去应对？他开始失眠。他终于深切体验到了失眠的滋味。此前，他一直在向同事和朋友炫耀自己的睡眠质量，如何在每天午夜喝一杯浓咖啡之后再安然入梦。他在表达这份事实的时候，也对很多人的失眠表示了不理解。现在他终于明白，支撑他的睡眠质量的，其实是一种对于世事的不介入与不在乎。这么多年来，他没有真正在意过现实中的什么事情，固执地沉浸在文字构筑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原来如此的脆弱。面对亲人受到的伤害，他才体会到要想解决现实中的具体事情，既需要时间，更需要能力。所谓的能力，是由很多世俗事物纠结在一起的。他曾经多么地鄙视和拒绝那些纠结啊。
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他关注到了网络上的一个刑事案件。原本并不复杂的案情，因为有关方面的掩饰和不公，变得越发的扑朔迷离。那个案件发生在遥远的南方，他感觉那些陌生人的遭遇，其实是与自己，与每个人都有关的。那段时间，他着魔一般，常常在半夜里起床上网，关注那个案件的最新消息，甚至认真地查看每一条网友留言。尽管那些留言传达出的是同一个声音，但他没有觉着重复和单调，他从中感受到了汹涌浩大的民意。他看着网友的留言，常常忍不住就流下了眼泪。他可以完整地说出整个案情，分析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对那个消息的持续关注，耽误了现实中的很多事情。但是，他感谢这样的一份“耽误”，正是这样的一份耽误，让他恢复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已经多少年了，他的生活越来越闭抑，拒绝与外界的联系，对友善和不友善的人，高兴和不高兴的事，都悄然地关上心灵之门。如今很多的人，对街头的流浪乞丐神情漠然，对遥远地方的不公平和整个人类的痛苦遭遇，却表现出难以自抑的激愤。也许，大家可以坦然面对远方的一座高山，却不能够从容地直面身边的一块石头。恢复对这个世界的爱意，理应从最微小、最具体的事情做起。
还要继续关注下去么？他已经预料到了它的结局。对于历史或将来而言，这不过是一个被重复的结局，既在预料之外，也在所谓情理之中。历史上已经有过多少这样的印痕。这样的印痕，还要继续行走多远，还要无限地延续到哪里？看不到那个人的真实面目，他只看到那个蒙面人的匆匆步履。他相信很多的人也像他一样，因为长久的密切关注而疲惫。一种力量，是如何演变成为无力感的？
那个夏天很热也很冷。他看到那些热情的人，他们的勇气，担当，义无反顾。他终于明白，“理想主义”是他们胸前的一枚共同标签。这些年来，他在现实中的所谓努力，不正是在一点点地抑制和扼杀自己的“理想主义”？而现在，他所看到的远方的人们，之所以将诋毁和生死置之度外，为的正是捍卫心中燃烧着的“理想主义”。
这是白天么，为什么桌前的灯光依旧在亮着？这是夜晚么，为什么这个人辗转难眠仰天长叹？
那个夏天很热也很冷。
站在窗前俯视这个广场
是多年前的一个习惯
如今我更喜欢走出房间
来到这个广场散步
我会用心观察每一株树
不践踏每一棵草
对每一个散步的人都报以微笑……
——摘自诗作《广场》
那时他每天晚上都在机关大楼里伏案写作，累了的时候，或者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会机械式地站起身，靠在窗前，燃一支烟，俯视楼下人头攒动的广场。作为一个旁观者，他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只听到那些来自广场的声音，有些嘈杂，有些模糊，有时感觉很近，有时感觉很远。从窗口望去，夜色中他只看得到隐约的灯火。
他走出机关大楼，去到对面的广场散步。他记住了很多的人，很多的事，很多让人感动的情景。
镜头之一：广场像闹市一般，散步的，舞蹈的，吊嗓子的。在西北角，是一支盲人乐队。三个中年盲人，还有两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其中有个盲人站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唱着流行歌曲，他唱得很投入，面无表情的脸上流淌着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他的歌声粗壮，沙哑，偶尔会走调，是广场喧哗中的不和谐音符。但它打动了每一个散步的人，小小的捐款箱里已经堆满了零钱。捐钱的人，看得出都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羞愧感，他们逐个从人群中迅速地闪出，低着头，蹲下身来，把零钱郑重地放进盲人身前的纸箱里，然后低着头迅速地回到人群。
镜头之二：一支将要参加某个庆典的秧歌队在广场上彩排，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在表演者和观赏者之间，一个乞丐正躺在地上安然入睡，身边的喧哗和热闹对他是无效的，除了温饱，他别无欲求。他一无所有，是最累也最轻松、最尴尬也最洒脱、最痛苦也最快乐的人。
镜头之三：午后阳光炙热，从机关大楼去往广场的路边，一位年过七旬的老汉，头戴草帽，手持长长的竹竿，正在仰头聚精会神地粘捉法桐树上的知了，全然不顾来来往往的路人和车辆。这样的一幅画面定格在机关大院门前，像一面别有意味的镜子，照出了那些出入机关大院的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情趣。
机关大楼每天都在上演着一些东西。机关大楼对面的广场每天也在上演着一些东西。它们相互成为彼此的观众。作为一个心事重重的书写者，他同时看到了它们。
